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列强的野蛮蹂躏，迫使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186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者。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中部分官僚为抵御外国侵略、巩固封建统治，发起了以求强、求富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他们引进外国科学技术，创建近代工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资产阶级开始显现出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改良与革命交错并举。1898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戊戌变法，主张效法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军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开始向近代化起步。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1814-1864）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次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动摇了清朝的统治，痛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1861年1月，清政府为办理洋务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等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99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的大生纱厂。

江南机器制造局炼钢厂的工人。

1872年，清政府为培养科技人才，首次派遣一批幼童赴美国留学

1905年，北洋常备军编为六镇。图为常备军在操练。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今广州）人。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面对国家危亡之局势，提出效法西方、变法图强的主张，得到光绪皇帝的赞赏。1898年（农历戊戌年）6月，协助光绪帝实行维新变法，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与康有为一同倡导变法维新，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力量自行勘测、设计、施工建造的铁路。他的总工程师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詹天佑。图为京张铁路通车典礼。

1897年2月，夏瑞芳等在上海创办的民办第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京师大学堂初设时的临时校址，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原为清和嘉公主宅地。

晚清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

冯天瑜

忧患意识是以戒惧而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仁人志士可以有不同的忧患，或忧君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困苦，但是，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又是古今同慨的。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杜甫的“穷年忧黎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莫不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忧患。这种意识正是中华民族挫而复起、穷且弥坚、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所在。

时至晚清，当中国人面对外敌入侵、内政腐朽、国家危亡的严峻局势，忧患意识更趋激昂。魏源说：“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他受到现实社会危机的刺激，再读《周易》、《诗经》等古代经典，“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通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谭嗣同在甲午惨败后，痛心疾首地说：“使天下大局破裂至此！割心沉痛，如何可言！”这种忧患感使他从佛学中汲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遂有后来的毅然献身，面对屠刀，高呼“快哉”，演出戊戌变法最壮烈的一幕。继谭氏而起的辛亥志士们，对国家民族忧患之深广更超迈前贤。

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筹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便郁积着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衣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

次年，孙中山草拟的《香港兴中会章程》进一步痛述内忧外患，一再发出“呜呼惨哉”、“呜呼危哉”的感叹。孙中山的忧患，已非旧式的“君国之忧”，而具有新的时代风貌。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提醒人们区分中国人民和清政府；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于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违”的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这是一种以民为本位的救亡图存意识，其忧患的深广，与前贤们不可同日而语。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志士，都有类似的对于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忧患。邹容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国家危亡，民众苦难，作抒怀诗云：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忧患情怀，驱使邹容后来创作出“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这部书在一切稍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那里都富于感召力。“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

同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其忧患的侧重点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澜。他在《猛回头》中论列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陈天华的忧患更在于“可怜中国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故尔向民众宣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他以警世者的身份歌咏曰：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为着唤醒昏睡的国人，陈天华不仅连续撰写《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激昂慷慨的文字，而且于1905年蹈海自尽，留下《绝命书》，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国”，从而将其忧患情致发挥到极致。

忧患意识的唤醒并获得新的含义，是那一时代人们从中古迷梦里惊觉过来的契机。吴樾在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予年十三，逐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一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后来，“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其时奉天被占，各传报警，致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这段话是颇有典型意义的。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子，当然蕴藏着经世之志和忧患情怀，但往往被科名所囿，于时势无所闻问，暂处蒙昧之中；一旦经新学启迪和时局刺激，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义务感顿时勃发起来。以吴樾为例，则断然走向暗杀主义，其思维逻辑是：“夫今日之汉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此极……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企图通过暗杀“满酋”激励国人，儆戒清廷。后来他果然携炸弹谋炸出洋五大臣，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其“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倡”的誓言。

吴樾所持“暗杀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广大革命党人虽景仰吴樾的献身精神，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他们怀抱着更切实、更坚韧的忧患，志在大举，行在沉潜，“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利禄，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会党群中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家产，直至脱下最后一件衣衫；为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辛亥革命的金字，是由这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革命志士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驱动着这一代英华作出此类义举的，正是对于“危哉中国”的忧患，在他们壮怀激烈的革命行动中，闪耀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一类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光辉。

作者简介

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明清文化史散论》、《明清经世实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