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道、德、仁、义、礼来治天下的。它的顺序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从汉代开始到清朝末年，中国一直是以礼来治天下，被称为“华夏之族，礼仪之邦”。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古人是以礼来治天下，而不以法治天下呢？因为礼相对于法而言，它有三个特长、三个优势。
第一，“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相对于法而言，可以防患于未然。就像我们经常讲的扁鹊的例子。扁鹊的大哥是在病隐伏未发的时候，给以对治；二哥是在病有小小征兆的时候，给以对治；扁鹊是在人病入膏肓的时候，切开他的血脉，给他进行针灸，再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才把这个人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大家都赞叹他医术高明，妙手回春。但是扁鹊出生在中医世家，他心里明白，他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二哥医术其次，自己的医术是三个兄弟中最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医生都是在病没有发作的时候给以预防，让这个消极的、严重的后果不产生。中国的管理方式，也是这样一种理念，所以把礼设置好，用礼来教导民众，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第二，如果我们仅仅依靠法，而缺少礼仪的教化，会导致孔老夫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的状态。孔老夫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以此来引导人们，违背了就给他以刑罚的处罚，这就叫“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结果是什么呢？人民因为惧怕你的惩罚，免于去做坏事，不敢去做坏事了，但是他没有羞耻心，甚至做了坏事还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并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表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现在我们看到，有些领导者就是以做了坏事还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而沾沾自喜，这就是我们没有用礼来教化、没有培养起人的廉耻之心的结果。
第三，还会导致《老子》上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的法律条款一天比一天更多了、更具体了、更严密了，渗透到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因为人的良心泯灭了，人的欲望诱惑起来了，虽然他知道有法律，但他还明知故犯。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居然铤而走险。所以法律条款越来越多，但是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群书治要》上，有很多地方都讲道，仅仅靠法律的制裁来治理国家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说，法律可以把不孝的儿子杀死，但是不能够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像孔子、曾子那样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够把偷盗的人判以刑罚的处罚，但是不能够把人培养成像伯夷、叔齐那样有廉洁品质的人。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个，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世间效法的榜样，这是教育所成就的。这就是礼治达到的效果，而不是靠法律的惩罚达到的效果。像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又比如，法律可以杀人，但是不能够使人有廉洁之心，法律也能够处罚人，但是不能够培养一个人的仁爱之心。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仅仅靠法律很难把国家治理好。
（摘自《成为卓越领导：<韩诗外传>里的领导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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