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半坡文化彩陶上的刻画记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这种说法对学界影响很大。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认为,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半坡文化彩陶上的刻画记号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这种说法对学界影响很大。后来,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陕西半坡文化陶器刻符大都是彩陶鱼纹和蛙纹的抽象符号,山东龙山文化陶器刻符是早期东夷族遗存,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刻符自成系统,而这些刻画符号都跟商代甲骨文没有渊源关系。
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年代均为商代晚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语古文字,字形基本固定,具有表义与表音功能,能够组成句子表达意思,显然在此之前应当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如果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往上追溯,在小屯晚商文化之前,河南郑州二里冈、商城、南关外、小双桥以及河北藁城台西等早商文化遗址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和“朱书符号”,从形态看跟晚商文字非常接近,这些“符号”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人名或族徽,另一类为数字。根据已有的甲骨文知识,人名或族徽是很难考释出来的,这类未识字占已发现甲骨文的多数。
按照这一思路,还可以上溯到先商文化(或称下七垣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截至目前,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数十个“刻画符号”和两个“朱书符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形态像“物”,另一类形态像“数”,跟早商“符号”的情况非常相似。
《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这六个“人”大约生活在古史传说“五帝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这六个“人”做的六件“事”,除了“作稼”和“作陶”实际发生在前仰韶时期,跟农业起源有关,其他四件“事”跟文明起源有关。《说文解字》等书记载,仓颉为黄帝的史官,这种说法透露出黄帝部族发明文字的历史信息。我在《古史传说与史前考古》说过,黄帝与炎帝是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区华夏集团的两个重要的部族,炎帝在南流黄河的西边,大体跟考古学上以单把陶鬲为代表的文化相对应,黄帝在南流黄河的东边,大体跟考古学上以双鋬陶鬲为代表的文化相对应。因此,汉字起源应当首先考虑在以双鋬陶鬲为代表的文化遗存里去寻找。
另外,西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跟晚商文字属于同一个系统;西周文化以及先周文化,跟商文化一样也含有陶鬲,但是系统不同;西周文化主要分布区域又跟以单把陶鬲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分布范围大致吻合。我之所以把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是想说,汉字起源和含有陶鬲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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