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氛围下的经济发展、文化复兴和走向世界，像“中国怎么出不了世界级的思想家”“那谁谁算不算思想家”这一类的话题，时不时就成了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在某位名人大家不幸辞世之际，还常常会引发不同圈子里的激烈争执，从而隐约透露出了论者们渴盼思想巨人的深层焦虑。然而很可惜，有关的争执往往是不了了之，究其原因，似乎还是在于概念不清的老毛病：要想找到此类问题的答案，总得先有一把“怎样才算思想家”的尺子吧；不然的话，你非要说张三是，李四不是，凭什么呢？
严格说来，这把尺子或许只有从“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中去找。毕竟，正是借着这么一座平台，思想家们才能风生水起，在非思想家们的静好岁月里，掀起一圈圈不太静好的涟漪。当然了，“思想史”这个词的意思也比较含混，要是不界定清楚，又会造成新一轮的莫衷一是。有鉴于此，这里就先从分析它的三个层面入手。
最广泛意义上的思想史，可以说位于“实然性”的维度上，指的是古往今来所有人都“出”过“思想”的简单“事实”。换言之，你只要一“think”，就“是”个“thinker”了，如同罗丹的雕塑“思想者”暗示的那样。也是由于这一缘故，这个层面的思想史不妨叫做“思者史”，对应的英文词是“history of thinkers”。
相比之下，另外两个层面的思想史则升到了“应然性”的维度上；所以，不再是你一有了出思想的“事实”，就算“是”个思想者了，而是还要另外具备“价值”方面的“应当”资格，才挤得进去。英语里有两个差不多的形容词，“historical(历史上的)”与“historic(有历史意义的)”，就大体上对应着二者之间的这道沟：想当年老子的那些邻居，肯定也曾出过自己的思想；但不幸的是，他们出过的这些思想仅仅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事实，却没有什么“历史性”的意义，于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唯独老子这位大师出过的思想，不仅是“历史上”的事实，而且有“历史性”的价值，所以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很感兴趣。
因此，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任何人只要一出过思想，就被“抛入”了实然性的思想史，别无选择。不过很遗憾，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往往缺少历史性的价值，结果沦为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脱颖而出，靠着自己思想发挥的影响效应，硬生生地“挤进”应然性的思想史。
那么，在应然性的思想史中，两个不同的层面又是如何分开的呢？
第一个层面可以叫做“学术史”或“学问史”，对应于英文里的“intellectual history”，意思主要是说：历史上某些思想者出过的思想，在后来以研究学问作为志业的人们看来，多少有点“理知性”的意义，有必要挑出来考察一番。眼下大学里的一些细分专业，像“思想史”“哲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什么的，就首先是在这个层面上把以往某些思想者有价值的思想当成了学问来研究的。
那么，为什么这些思想者就能够超越思者史的维度，进入学术史的层面呢？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足以激起后人的好奇心求知欲，于是乎成了他们做学问搞研究的对象。从这里看，位于这个层面的思想者，可以连同那些把学问研究出了名堂的人们一起，笼统地称之为“学问家”。
假设一下吧：从地下碰巧挖出了几根竹简，上面刻着当年老子一位邻居的只言片语，某个专家觉得从中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文化脉搏，有助于解释《道德经》的产生背景，于是乎一头扎了进去，结果让这位邻居从无名的思想者提升为古代的学问家，变得与那些依然埋在地下、照旧不为人知的其他街坊不同了。
现如今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不管国内还是国外，申报项目的时候，都要论证一下选题的意义，其实质说穿了，就是努力指认自己打算研究的那个对象，在思者史的长河里如何了不起，因此有关方面理应拨点经费给自己，将他提升到学术史的档次上来。所以，撇开其他因素不谈，单单由于学者人数的有限，以及经费预算的紧张，能够挤进学术史的思想者，已经注定了“不多也”。
不过，比学术史更难挤进去的，要数另一个层面的“理念史”了，英文可以名之曰“history of ideas”。说白了，能够在这个层面的思想史留下名字的，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货真价实，如假包换。至于他们与刚才谈到的学问家的区别，集中表现在一点上：思想家的生命力与学问家不同，不是仅仅停留在研究者的字里行间，而是还能够渗透进普通人的言谈举止，潜移默化，根深蒂固。
什么意思呢？学术史上的研究对象，也有可能变成思者史上的消逝事实。像一两百年前大红大紫的许多学界名人，现在大都尘封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了，并且有很大的概率会一直静悄悄地呆在那里，再没什么人知晓。相比之下，思想家哪怕活着的时候没啥名气，可一旦在理念史上站住了脚跟，他们出过的那些思想，就是在他们死后也照样能够天长地久，洞穿芸芸众生的举手投足，引导凡夫俗子的生命历程，造就普罗大众的日常活法，乃至与人类同在。
开篇提到的那种焦虑，明显不是针对“思者史”层面的“思想者”来说的，因为每个中国人事实上都是这样的“思想者”；也不可能是指“学术史”层面的“学问家”，因为这样的“学问家”随便什么时候一抓就是一大把，从来不缺。于是乎就只剩下“理念史”层面的“思想家”了，并且还得是“世界级”的，不然我们也用不着为下面的问题发愁了：为什么西方就能冒出来亚里士多德尼采等人，咱们龙的传人却找不到类似分量的顶级人物呢？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成就了理念史层面的思想家，让他们不仅不同于思者史层面的思想者，而且也有别于学术史层面的学问家呢？答案在于这些思想家的“标志性理念”——说穿了，“理念史”的名号正是来源于此。
本来，要是分拆来看，“思想家”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们的“思想”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换言之，思想家的理念如同商标一样，死死地粘在了他们身上，其他人想冒名顶替一回，都没那个机会。
比方说吧，老子的“无为”，墨翟的“兼爱”，苏格拉底的“德性即智慧”，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明显就是他们各自的标签，打下了专属的烙印，一目了然，毋庸置疑。所以，谁非要说这些理念是他的，不是这些思想家的，肯定没人信。俗话说得好，对于思想家是没法剽窃的。
有鉴于此，假如当下某位名人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只是说以往研究过哪些课题，出了好些本畅销书，论文的引用率有多高，得到过什么级别的大奖，在哪几所名牌大学当过教授，建构了怎样新潮的理论体系，网上线下一直受到无数粉丝的拥戴……可就是没法用简单的几个字一句话，概括一下自己的标志性理念，那他说破了不过是个学问家，不会是个思想家。
不用细说，这些耀眼的业绩足以让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就成为大牌，百年之后还可能被几篇博士论文给送进了学术史。然而很可惜，一进入理念史的语境，它们就全不作数了，因为这个层面只认一点：你有没有自己的标志性理念。举个例子：想当年大唐皇帝的御弟玄奘，天资聪慧，擅长辩难，连印度的和尚也甘拜下风，取经成功了又毅然放弃国外的高薪，成为天字第一号的海归名家，手下还有朝廷指派的大批精英供他调遣，译经讲法，那叫一个气派。可结果怎样呢？毕竟是翻译引进的功夫压倒了开拓创新的劲头，没能立住自己的标志性理念，最终依然败给了民间的慧能。这位没啥名气的底层草根，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箩筐，只好扯起“不立文字”的大旗，可单凭一个“直指人心”的“顿悟”理念，就跳出了学术史的圈子，成了禅宗的头号思想家。所以今天回过头看，唐僧精心建构的唯识宗体系，没多久就沦为了纸上的枯燥学问；倒是慧能信手拈来的禅宗精神，至今还能活在国人心中。
测定叶厚度(LT)、叶面积(LA)、叶含水量(LWC)、比叶面积(SLA)、叶片全氮含量(LNC)和叶片全磷含量(LPC)，共6个性状指标。
当然了，话又要说回来，这个例子也容易误导人，以为思想家只需要愤青式地信口开河，学问家才应当像书呆子那样严守规范。诚然，我们从理念史上的确能够找出一批人，写起东西来不怎么“学问”，脑袋瓜却很会“思想”，一番感慨几句断言，便成就了自己的理念。慧能之外，本土的老子、庄周、鲁迅，外国的摩西、耶稣、晚年尼采等，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不过呢，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因为古今中外还有更多的思想家擅长推理，乃至建立了严密的理论体系。拿海德格尔来说，他就是由于能用黑格尔式的逻辑演绎，把“此在”的种种非理性体验给“澄明”了，所以才没像尼采那样在精神病院孤独终老，而是一举成为思想家少年得志的罕见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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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破了，不管是天马行空，还是严谨论证，思想家都得拿出自己的标志性理念，才能挤进空间小得多的理念史。小到了什么地步呢？反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不可能以成百上千计。
那么，为什么不扩大一下队伍，让学问史上的众多名人大家也能皆大欢喜地进入行列呢？主要原因下面再讲，这里先摆一条次要的理据：在各种学术史中最接近理念史的，要数大学本科讲授的哲学史了，两三本教材，三四个学期，就把古今中外的顶级哲人统统给交代了。因此，假如不挑三拣四，但凡有点名气的全拉进来，甚至短短一个20世纪就冒出来七八十来个新秀，你那本教科书该有多厚呀？语速要多快才能把课讲完呢？
where gm was the transconductance, Cg was the gate capacitance given by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念史与学术史的又一差异，就是它的时间跨距特别长，一两百年才算一个单位。谓予不信，请看例证：半个世纪前，龚自珍魏源还被当成了重要人物，现在怎样了呢？还有柏格森，不仅有标志性理念，而且拿到过诺贝尔大奖，与尼采比起来不知道有多风光了。可才不到一百年，貌似学界也不怎么热衷于讨论他那些还有点深度的思想了。
有没有可能将拥有标志性理念的当成“一流”来推崇，而把另外那些资格不够但名气很大的当成“二三流”来对待呢？也没那个必要。前面说过，本真意义上的思想家不但有学术上的价值，而且还能凭借标志性的理念塑造人们的活法，所以是人世间的珍稀品种。相比之下，扩招进来的即便有点自家的东西，也不过是将前者的标志性理念绵延扩展，自然难以与前者同日而语了。不管怎样，尼采已然说过“上帝死了”，你现在照着葫芦画瓢，宣布“人也死了”“这也死了”“那也死了”，很有意思吗？
所以，虽然当前吓人的头衔光环满世界乱飞，在此还是应当坚持一回原则：按照两个层面的深度差异，学术史上再牛的人物，也仅仅是大学问家，不必视为小思想家；理念史中再差劲的角色，尽管只是小思想家，却不同于大学问家。
思想家的标志性理念，为什么能够具有洞穿芸芸众生的恒久魅力呢？这就涉及它们自身的两大特征了：一个是原创，再一个是深度。
问题在于，世界上既然不会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自然也不会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的理念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思想家的标志性理念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属于自个发明的独门秘笈。与之对照，普通人却往往是以这样那样的杂糅方式，将不同思想家的不同理念凑合在了一块：你是据于儒、归于老、逃于禅的三教合流，他则不但信仰耶稣，同时也认可洛克的天赋自由。
所以，单凭“我思故我在”的素朴主体性，远不足以达成理念的原创性，因为随便找一个“我”来，都能凭借他自己的“思”，造出他自己的“在”。只有坚持“吾更爱真理”，敢于批判性地对待权威乃至自己的老师，才是成就原创性的关键。事实上，就连摩西和老子这样的中外“天下第一”，也是在“破”中“立”起来的：摩西是针对当时流行的多神崇拜，发布了犹太教的“十诫”；老子是为了拒斥新兴时髦的“有为”，才提倡道家的“无为”。至于那些个并非前无古人的后来者，要想在理念史上找到立足之地，更离不开“批”这个“判”那个了。
当然，这里说的“批判”，不是只有“谴责非难”的意思，也不是“为批而批”，更不在于“打翻在地”。它的头号功能是“划界”，通过反思质疑，搞清楚被批判的东西在什么范围可以成立，超出哪个界限就变得荒唐了。拿康德的第一“批判”来说吧，他的目的就不是把“纯粹理性”给批倒批臭了，而主要是想论证一个标志性的理念：倘若面对着“物自体”，理性的认知功能就不那么灵光了，远不像此前的理性主义大师吹得那样天花乱坠，无所不能。
西方不少思想家都是靠这样子批老师挤进理念史的，以致他们坚持的理性精神，主要是靠“自我批判”绵延下来的。最典型的要数古希腊三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俩，都是凭借或明或暗地批自己的老师，成就了鼎立着的三足。一直要到休谟叔本华尼采，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理性精神本身。所以，哪怕将宗教信仰的因素考虑进来，耶稣之后的西方理念史也是以理性精神及其批判作为主线的：你要么弘扬理性，要么颠覆理性，不然就很难挤进去。
比较而言，中国理念史的独具特色是：墨家和禅宗在开创后，就几乎没见过思想家级别的人物了；法家除了商鞅韩非，也找不出够格的后起之秀；道家虽然先是出现了杨朱庄周，魏晋时期又形成了玄学思潮，接下来却同样落入了“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沉寂。倒是作为朝廷正统的儒家，陆续生出了一批大师，但也大多是靠一边公开批判别人、一边私下引进别人成“家”的，像孟轲对墨家，荀董对法家，程朱对道家，王守仁对佛禅。一直要到黄宗羲戴震熊十力，“自我批判”才取代了“外向批判”，成为儒家生成原创性的主要方式。结果，哪怕将西学东渐的因素考虑进来，慧能之后的中国理念史也是以儒家思潮及其批判作为主线的：你要么弘扬儒家，要么颠覆儒家，不然就很难挤进去。
从这里看，中西理念史可以说是殊途同归，都是凭借“批判”绵延自身的，区别主要在于“自我”还是“外向”。不管怎样，思想者要是少了胆大妄为的批判精神，尽管可以靠着博闻强记的好脑瓜，跻身于学问家的行列，却断断没法突入理念史的空间，因为那样他就无从形成“原创”，遑论更重要的“深度”了。
“深度”又是怎么个概念呢？泛泛地说，思想者胡批乱判，非要坚持1+1=3，肯定也能标新立异。理念史层面的原创性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甚至不能混同于单纯“知识”的创新发展。毋宁说，它不仅涉及到人生在世的“智慧”维度，而且穿透了日常琐事的浅表繁杂，能够直指“人到底是啥”“怎样活才值”的隐秘内核，所以号称“深度”。
举例来说，试图描述事实的科学知识当然也是人思想的产物，但可惜很难结晶成旨在评判价值的人生智慧。所以，别说每年名额有好几个、过段时间就弄不清谁是谁的诺贝尔奖了，就连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牛，也不可能单凭他们的科学发现，就升格为占据人们心灵、滋润人们活法的思想家。
胡四一强调，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解决我国日益复杂的水资源问题，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根本上要靠制度、靠政策、靠改革。《意见》这一水资源纲领性文件的出台和实施，将极大地推动该项制度贯彻落实，促进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保护，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看，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只是让他撩妹撩成了情圣，炒股炒成了股神，将厚黑学的招数玩得鬼斧神工，还是没资格挤进理念史的。只有他能够比别人抢先一步，去除了罩在人的本体论存在和终极性价值之上的面纱，指出了人们在某个方面“是”或“应当”怎样活着，才有了跻身其中的潜在可能。
就此而言，“是否符合事实”的“真知”标准，很难直接套在“凝聚人生智慧”的“理念”头上。相反，只要敞开了人性的某一深度侧面，触及了人生的哪个终极谜底，再偏激再荒诞的胡思乱想，都有可能压倒四平八稳的绝对真理。例如，柏拉图的“理式”刚一露头，便被亚里士多德这位弟子给“证伪”了；然而，由于他凭借这个深度理念，彰显了理性在人生中的至上意义，后来那么多西方哲人照样甘当他的注脚，一点也不觉得憋屈。
无论如何，“学问”作为单纯的知识，只能唤起抽象思维的浅表好奇心。相形之下，“理念”作为原创的智慧，却是在人生的深度层面抓住了根本，指向了终极……
话说到这份上，思想家的标志性理念足以让他们与人类同在的奥妙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人生在世来说，它们永远“绕不过去”。
西方有两个流行的哲学命题：“人是理性的动物”“知识就是力量”。不过要是较起真来，它们虽然也有道理，却还是没抓住要害：理性知识的力量只是外向性地改造世界，智慧理念的力量才能内驱性地成就人生，并且不管你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也不管你是赞同还是拒绝，崇拜还是恐惧，爱得发狂还是恨得咬牙，它们都在那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你就是再努力，也难以摆脱它们的渗透浸润。说一千道一万，你是个中国人，难道会缺失道儒墨法禅的悠久积淀么；他是个西方人，又怎能将苏格拉底耶稣的印迹清除干净呀。这就是深度理念的魅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所以我们更应该说：“人是理念的动物”“智慧就是力量”。
黑格尔曾宣称，在哲学史的逻辑链条中，任何哲学的基本原则都推翻不了，被扬弃的仅仅是它们的绝对性。这句名言很可以嵌入到现在的语境里：但凡在理念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任何原创性的深度智慧，无论怎样漏洞百出，无论被后人批得如何体无完肤，都不可能一笔勾销。说破了，你能够斩去知识的草，扳倒理性的干，却就是没法除掉深埋在人性土壤中的理念之根。也因此，对于思想家出思想来说，重要的并非句句是真理的浅表之真，而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原创之深。许多情况下，还真是一句就够了，说那么多废话干啥。
不过，尽管黑格尔强调的“推翻不了”相当到位，“绕不过去”的说法却似乎更能彰显深度理念的那股霸气：由于抓住了根本，指向了终极，它们一旦立了起来，就成了一座座里程碑，后来者不仅没法推倒重建，而且想躲开它们另辟蹊径，也会误入歧途，差之千里。所以才叫“绕不过去”。
拿戴震来说吧。要论在世时的名气大小，他显然不如提拔了他的纪晓岚；至于体系上的博大精深，也远远赶不上比他更早的王夫之。但如果说前者只有一地鸡毛的学问，后者也欠缺有深度的理念，戴震却不同了，直斥宋儒“以理杀人”。结果呢，虽然仅仅用了几句话略加阐发，这四个字却足以力压千钧，把那两位的千言万语给甩在一边，单单将自己送进了中国理念史。原因很简单：后人围绕儒家展开的那些批判，特别是“吃人礼教”的著名定位，统统绕它不过，一旦要按照学术规范，梳理一下历史脉络，你就会看到，这个不起眼的老头儿早就站在那里，逼着你向他致敬。不好意思，原创性的深度理念就是这样子强势。
理念史没法扩招，首要原因也在这里。不错，人性的逻辑已经够复杂了，人生的内容更是流光溢彩，五花八门。但进入了深度层面你会发现，它们也就那么些根本，那么些终极，捅破了一个就少了一个，后来的人再着急也没有用。
比方说吧，弗洛伊德已经把性本能捧到天上去了，你在人生的这个侧面，还有多少机会弄出点原创性来呢？再想一想，王夫之围绕“气理势”的老生常谈下了怎样的功夫啊，可就是没法挖出有深度的新意，将它们变成自己的标志性理念，结果不还是沦为了绕得过去。思想者的命运，没有比这更惨的了不是？
换言之，学问家的名额是可以随意放开的，只要你有求知欲，拉他个成百上千的进入学术史，都不成问题。思想家却不同了，要靠有深度的原创性理念，所以数来数去只有那么几个。就连不同思想家的重要程度，也要取决于原创性的深度；像董仲舒比不上荀况，阿奎那压不过亚里士多德，正是这个道理。无需废话，越深越原创的理念，人们就越是绕不过去。
从这里看，人生在世想绕也绕不过去，才是思想家出过思想的事实，在历史上具有的最重要意义了，其价值不但超过了学问家，而且超过了政治家(其职责是在种种理念的引导下建构社会制度)，乃至超过了文艺家(其使命是提供原创性的深度意象，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鲁迅的阿Q等)。因为古往今来那么多的思想者(包括学问家)，都得诉诸他们的标志性理念，才可能弄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活的是怎么回事。人生辉煌，莫过于此吧。
十几年前笔者写了篇文章，得出一个结论：“老子哲学连同它的深度悖论，将与人类同在。”有人看到“深度悖论”四个字，就以为这是在贬老子呢。殊不知，这才是登峰造极的推崇赞美好吧：中国理念史上的这位天下第一，谈不上建过多少功，也没听说有什么德，甚至只留下短短五千言，搁在今天，要是不论资排辈，恐怕连个讲师都当不上，却不但养活了一大群著作等身的专家教授，而且揭示了人之有为的种种悖论，以致当下还有警醒世人的原创性意义，由此成就了思想上的永垂不朽——对于有生死的凡人来说，还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么？
前面举出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国在历史上也出过自己的思想家。问题仅仅在于，就像当前的深层焦虑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原创出来的那些深度理念，主要还是“本土级”或“地区级”的，尚未成为“世界级”的。
有人或许说了：咱们的文化不是早已迈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还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上赶着来咱们这里学习，怎么不能算“世界级”的呢？
问题还是在于如何理解“世界级”这个词。
有一回笔者和朋友聊天，提到目前中国还不如前苏联，不但没出现过世界级的思想大师，而且连世界级的音乐作品也没产生。那朋友不乐意了，反驳说：西方那些有名的交响乐团来咱们这里的时候，不是经常演奏“梁祝”“黄河”吗？这就是世界级的铁证呀！
但他没有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西方这些有名的交响乐团不来咱们这里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演奏“黄河”“梁祝”呢？要知道它们可是不管去不去俄罗斯，都会时不时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哟。要到了这种地步，才真正有资格叫做“世界级”。
哲学方面的情况也差不多。翻一翻西方的世界哲学史教材，肯定能看到孔孟等人的名字。但问题在于，他们在里面主要还是被视为学问研究的对象，远没有构成理念历程的主线。所以，笔者去西方访学的时候，曾与那边的教授聊起中国哲学，有的说了解一点皮毛，有的干脆说一无所知，反思之后感慨万千：他们完全不懂我们先圣前贤的博大精深，却照样当他们的大牌，甚至在中国也颇受推崇；相形之下，咱们研究哲学的，要是有谁说只精通阴阳周易，却不了解苏格拉底何许人也，十有八九会被当成是算命的。是不是世界级，差别就在这里。
坦率地说，当前的非西方文化中，撇开与基督宗教原本就有关联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谈，只有佛教才有资格叫做世界级的，不但越过了印度的国界，而且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也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非教科书上的皮毛知识，留给学生们硬背死记。比较而言，即便势头最猛的儒家也只能算地区级的，虽然走出了中国的疆域，但基本上还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一些效应。
窗外的灯火点缀星空，虫鸣伴着鸟啼，一声接着一声，你望着窗外，眼中满是向往，无垠的星空吞噬了你的目光，而我正望着你，一如你望着星空。（137****2633）
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处理的问题是哪个级别的。一个原创性的理念，如果仅仅试图回答本土面临的人生之谜，它当然只能是在本土产生影响了。只有当它同时还抓住了人类的根本，指向了全球的终极，才会具有世界级的潜能……
笔者对于鲁迅的标志性理念，包括当下饱受诟病的“国民性批判”，都是很认同的，却不太赞成他的这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错，任何世界的都肯定是民族的，否则不就成了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了。然而，并非民族的都是世界的，不然后面这个词还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西方文化的那些深度理念，原本也是地区级甚至本土级的，主要是在欧洲那块地盘上呼风唤雨翻江倒海。只是由于后来开启了“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崭新历史，它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大显身手大行其道，逼着目前所有的非西方文化，都不得不把它当成自己的参照系。
从这里看，非西方文化要产生世界级的思想家，首先就得围绕世界级的问题提出原创性的深度理念，并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现如今占据着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让后者也没有法子绕过它们。不然的话，你绞尽脑汁发扬光大的本土智慧，很可能只会吸引极少数西方人指向东方式神秘的浪漫猎奇心，却无力穿透西方文化的深层底部，最终把它也纳入到自己的世界级影响力的手掌之中。
怎么样，这件事够难的吧。不过别急，更容易让人碎掉玻璃心的还在后面呢。按照前面给出的时间标准，哪怕此时此刻非西方文化中已经诞生了真正世界级的思想家，他们要想在人类理念史上站稳脚跟，或许也要等一两百年之后了，得看那时的人们对待他们的深度理念，是不是也像今天的人们对待西方思想家的深度理念那样。
所以说吧，与其急吼吼地深层焦虑，不如慢悠悠地埋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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