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是很难的，但把发现的规律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可能会更难，这种情况在人文社会实践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无需费很大的力气就能注意到，许多工作之所以做不好，之所以让人束手无策，根本不是因为人们没有掌握那种工作的规律，而是因为还有比规律力量更大的因素客观存在。
为什么按规律办事就那么难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比当年的“钱学森之问”还要难以回答。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当年的钱学森实际上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所提问题的答案，他提出问题的背后隐藏的必是难以直言的、对现实的批评。因而我敢自信地说，钱学森先生是明知故问，他的问题也可以转化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按规律办事呢”。
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观察现实，发现人们之所以不按规律办事，并不是他们自己在工作中的原创，而是永远在执行与规律没有很大关系的各种指令。换句话说，他们只有不按规律办事才能够圆满地完成各种各样的指令；如果按规律办事的话，就等于违背了某种规则，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假如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能够决定我们怎样做事情，谁还愿意浪费时间、牺牲尊严，去结交那些发出指令的人呢？从这个角度讲，我真羡慕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工作人员，他们只需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而不必挖空心思地考虑人文社会中的指令者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许多指令之所以与规律没有多少关系，是因为指令者实在不愿意让懂规律的人翘尾巴。自然界的事情，他们说了不算；人文社会中的事情，他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他们的作为主要表现为制定规则，而不是发现规律。要知道制定规则，就意味着制定标准。如果他们同时还掌握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利，那么他们的标准就是规律。而真正的规律在他们的标准面前，要么得改换自己的名字，要么就得知趣地到一边凉快去。
由此也可知不得不执行他人指令的人是多么的艰难，而其中最为艰难的，一定是懂得规律却不得不放弃规律服从于指令的那种艰难。难怪很多人喜欢在自家的墙上挂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也难怪古人也说“人生读书糊涂始”。反过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聪明的人一定是不问是非、只看得失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自然也成为人生最大的智慧。这的确是一种真实，但也的确是一种可悲。
一种文化如果能让自然的规律和人文的公义在其中难以立足，那这种文化实实在在地需要变革。如若不然，各项事业的真正和健康发展是绝无可能的。遗憾的是，事业的发展在许多人的心中并无所谓，最重要的是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持这种想法的人多了，规律和公义也就没有用场了。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了规律和公义，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只是这里的“我们自己”是指一个共同体整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
正是由于规律和公义被边缘化，我们做各种事情的时候，才不仅要开动脑筋、花费力气，还得损失人格。而且，我们的脑筋和力气也不无法全投入在事情本身，还必须划出供指令者消费的份额。不用说，浪费自在其中，野蛮和堕落也在其中。在这样前提下，按规律办事，对于做事的人来说，一不能，二不敢，三不愿。
所谓不能，是说不具备按规律办事的条件；所谓不敢，是说按规律办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所谓不愿，是说人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选择冒险和吃亏。如此这般，规律就没了市场，发现规律的人也就失去了动力，从而知识和文明在一定的时期里只好停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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