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1386年的一篇论文

最近一个月处在自我隔离之中，重读了几遍朱重八的《大诰》。随便挑几则介绍。下面这则出自《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二》。

洪武十九年（1386）五月，一个叫彭玉琳的和尚，与他的七十余名信徒，被从江西新淦县押送至南京，由朱重八亲笔批示处死。

按明帝国的官方说法，彭玉琳是福建将乐县阳门庵的僧人，原名全无用。他行脚到江西新淦县，在这里自称“弥勒佛祖师”，以烧香聚会的形式建立起“白莲会”，当地民众杨文曾与僧人尚敬等，成了他的信徒。然后，这个彭玉琳开始不满足，“称晋王，伪置官属，建元天定”，做起了皇帝梦。结果被地方官“率民兵掩捕之”，带着一群地方治安人员，就把彭玉琳和他的信徒七十余人全抓了起来。（以上见《明太祖实录》）

彭玉琳是不是真的做过皇帝梦，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组织的“白莲会”，让朱重八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朱亲眼见识过白莲教如何将一个个原子化的元代底层百姓聚合在一起，成为一股股让元朝廷焦头烂额的对抗力量，他自己也曾是这力量的一部分，也曾阴蔽在白莲教的旗帜之下。所以，尽管这个彭玉琳仅仅发展了七十余名信徒——考虑到严重扩大化、宁杀错不放过乃是洪武时代的一种常态，所谓七十余名信徒，大概率含有极高的水分——朱重八仍对此事高度重视，亲自写了一篇千余字的论文，要给全体大明百姓讲讲道理。

这篇文章，被收录在《大诰三编》之中。

文章开篇，朱重八大喊“呜呼”、“呜呼惜哉”，痛心于自汉隋唐宋以来直到大明朝，总有许多的愚民配不上他们所处的太平时代。朱说，这些愚民“厌居太平好乱”、“累为造祸之源”，活在太平时代却不好好珍惜，总想着要作乱，总成为破坏太平的祸源。结果呢？这些家伙“一一身死，姓氏俱灭”，不但自己死了，连自己的姓氏家族也完了。然而“愚者终不自知，或数十年、数百年，仍蹈前非”——这些愚民总是不醒悟，过个几十年、几百年，又冒出来破坏太平，成为时代的乱源。

感叹完了之后，朱重八开始给大明朝百姓“摆事实、讲道理”。朱说：

“且如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目睹。当元承平时，田园宅舍，桑枣榆槐，六畜俱备，衣粮不乏。老者，孝子顺孙尊奉于堂，壮者继父交子往之道，睦四邻而和亲亲，余无忧也。虽至贫者，尽其家之所有，贫有贫乐。纵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虫蝗并作，并淫雨涝而不收，饥馑并臻，间有缺食而死者，终非兵刃之死。设使被兵所逼，仓惶投崖趋火赴渊而殁，观其窘于衣食而死者，岂不优游自尽者乎！”

大意是：就说元朝吧，它的政治出了问题，天命要发生转移了。那些喜欢作乱的愚民，也都趁机冒了出来。一开始只有几个人，然后其他的愚民听到消息后跟风跑来会合，一起谋划作乱。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啊，我都亲眼目睹过。元代的太平时日，他们拥有田园和房子，拥有桑枣和榆槐，拥有六畜和衣粮，什么都不缺。老人膝下有孝顺的子孙，壮年人继承了“父交子往”（父辈是朋友，后代也是朋友）的好交情，与四邻和睦亲善，没有其他可以忧愁的事情。即便是那些贫穷到了极点的人，尽其所有，穷人也有穷人的乐趣。即便是吃的、喝的不够；或者遇上气候反常，出现水灾、旱灾、蝗灾，粮食颗粒无收，没有饭吃而饿死，那也终究不是被人拿兵刃杀死。看看那些被军队追逼、仓皇投崖、跳水、自焚而死的人，再看看那些没饭吃没衣穿而死的人，两想对比，后者岂非“优游自尽者乎”？——“优游”是舒服闲适的意思。按朱重八的上下文，所谓“优游自尽者”，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太平时代以一种相对舒服闲适的状态饿死冻死之人”。

这是朱重八面向大明朝百姓发出的灵魂之问：为什么要去当“好作乱”的愚民呢？安安分分做太平百姓不好吗？做太平百姓，至多不过是“优游自尽”，也远远好过兵刃杀死、投崖摔死、赴火烧死、跳水淹死啊！

接下来，朱重八以过来人的身份，为愚民们就参与作乱一事的前途，做了一番具体分析。朱说：

“视此等富豪、中户、下等贫难，闻作乱翕然而蜂起，其乱雄异其教，造言以倡之。乱已倡行，众已群聚，而乃伪立名色，曰君、曰帅，诸司官并皆仿置。凡以在外者，虽是乱雄，用人之际，武必询勇者，谋必询智，贤必尊德，数等既拔，其余泛常，非军即民，须听命而役之。呜呼！当此之际，其为军也，其为民也，何异于居承平时，名色亦然，差役愈甚。且昔朕亲见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当是时，恬于从乱。一从兵后，弃撇田园宅舍，失玩桑枣榆槐，挈家就军，老幼尽行随军营于野外，少壮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趋凶，父子皆听命矣。与官军拒，朝出则父子兄弟同行，暮归则四丧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属众多，遇寒，朔风凛凛，密雪霏霏，饮食不节，老幼悲啼，思归故里，不可得而归。不半年，不周岁，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儿父母亦丧者有之，如此身家减者甚多矣。如此好乱者，遭如此苦殃，历代昭然，孰曾警省？”

大意是：出身富人、中产和贫民的作乱者蜂拥而起。这些人纷纷树立名号，或者称王，或者称帅，效仿朝廷设置各级官僚机构。这些人虽然是乱雄，但用人的时候，武肯定是重用勇者，文肯定是重用智者，贤肯定是重用有德行的人。这些人占据了高位之后，剩下的寻常人等，也就是你们这些普通愚民，要么去当兵，要么去种地，都得受他们的奴役。在乱世里当兵也好，种地也好，要承担的赋税与差役，肯定比太平时日要重。朕我当年就亲眼看到，许多的富人、中产和贫民，开开心心跟着别人去作乱，当了兵之后，抛弃了房子和土地，失去了桑枣和榆槐，全家老幼一起跟着军队住野外，到处游荡。与官军作战，早上父子兄弟一起出去，晚上回来四个人就死掉二三。眷属们在寒风中、暴雪中吃不上饭，瑟瑟发抖，哭哭啼啼只向回归家乡。很多家庭不到半年或一年，成年男子全死光了，幼儿与父母也死光了。这样的惨剧，历代以来实在太多了，还不够你们吸取教训吗？

作为一个参与作乱多年的“资深愚民”，朱重八的这番现身说法，确实颇有些道理。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确实只是时代变局中的炮灰——想必在元末的乱世里，朱重八与人“共谋倡乱”时，也曾有过时刻忧心自己会成为炮灰的焦虑。朱重八希望大明朝的百姓掂量掂量自己，好好想清楚：你们是勇者吗？你们是智者吗？你们是贤者吗？如果都不是，你们跑去参与作乱，只会成为炮灰，是不会有丝毫前途的。

针对带头搞事者及勇者、智者与贤者，朱重八也有一番“肺腑之言”要告诫他们：

“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系造言倡乱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辈，若烟消火灭矣。何故？盖天之道好还，凡为首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既多，比其事成也，天不与首乱者，殃归首乱，福在殿兴。”

意思是：历史已经证明了，带头搞事的那些人，从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朝廷会倾尽力量来干掉他们。“殃归首乱，福在殿兴”，带头搞事的肯定遭殃，反倒是那些后起者，可以趁机捡你们的便宜，夺取天下——朱重八没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毕竟他不能说自己夺取天下是捡了前人（刘福通、徐寿辉、韩林儿等等）的便宜，只能拿“天不与首乱者”（天意不喜欢护佑带头搞事的人）来说事。但明言人都能明白，他是在提醒那些潜在的“首乱者”，你们会是我重点打击的对象，你们真要做“首乱者”，让自己的果实被“殿兴者”捡走吗？

道理讲毕，在论文的末尾，朱重八告诉明帝国的百姓：彭玉琳这个和尚“乃元细作”，其实是北遁的元朝派来的奸细（这个定性并无证据），他这次在江西新淦县搞事，“累及良民，难于分豁者多矣，至于死地”，连累了很多良民被处死。“难于分豁者多矣”一句意味深长，相当于赤裸裸的威胁，所谓难以分辨，实质是朝廷懒得分辨。朱重八的原文如下：

“其新淦等县人民杨文德（曾）等轻同恶而相济，累及良民，难于分豁者多矣，至于死地。以此观之，岂不全家诛戮者也。今后良民，凡有六字者，即时烧毁，毋存毋奉，永保己安，良民戒之哉。”

大意是：朝廷难以分辨跟彭玉琳来往的人，哪些想作乱，哪些不想。所以这次很多良民也被杀了。按这个路数，全家被杀光也是有的。良民们记住，今后见到“南无弥勒尊佛”六个字，就赶紧烧掉，离得远远的。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至此，朱元璋完成了他的全部论证：对明帝国百姓而言，再怎么走投无路，做一个“优游自尽者”，也要好过参与作乱。他对自己的论证很自信，这种自信体现于他敢于将文章纳入《大诰三编》，要求明帝国民众家家皆有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