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哲学”一词译自西方语言中“philosophy”一词，该词出自希腊文，原词的字面义是“爱智”。汉语“哲学”一词是日本学者西周于1874年创造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在西方思想史和术语史上，对“philosophy”一词的理解颇不相同，至今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定义。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同样如此。与此相关，哲学作为一个极为特殊又极为重要的学科应当研究什么，至今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远不一致。迄今绝大多数哲学著作都讨论“哲学应当研究什么”，笔者做个逆向思维，把问题翻转过来，讨论“哲学不应研究什么”。这同时可以作为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方法。
讨论“哲学应当（或不应）研究什么”这个问题需要有依据或判断的标准。本文主要依据笔者《超越西方思想》一书（第三版，香港中国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一版2000年、第二版2008年，均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超越》）。该书把哲学定义为“理论科学”，与实证科学相对而言（实证科学又分为工具性实证科学即数学和形式逻辑学，和经验性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同时把哲学分为核心领域与外围领域，等等。本文在该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若干新观点、新思路，抛砖引玉，以期推动哲学理论研究和哲学史研究的进展。
关于哲学不应研究什么：
1，哲学不应研究感知、认知、想象、直觉、联想等等具体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以及相关的问题，这些是作为实证科学之一的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世界各国自古都有对人的心理现象的研究，包括对感知、认知、做梦等等。不过，在冯特1879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心理实验室之前，西方学术界对心理现象的研究主要采用内省方法，这种方法和哲学的思辨方法十分相近，因此人们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误把心理研究当作哲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用心理研究替代哲学研究。例如，休谟的“联想论”实际上是把哲学问题归结为心理学即实证科学问题，或者说用心理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康德力图纠正这种偏向，但他也没有完全划清哲学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的界限，并因此招致黑格尔等的批评。只是在实验心理科学诞生之后，作为实证科学的心理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哲学界才不再去研究心理现象，而是交由心理科学去深入细致地研究。哲学认识论只应研究认识与感知的根本区别以及各自条件的不同等，而不应研究感知和认识等作为心理活动的具体过程（详阅笔者《超越》一书“认识论”一章）。
2，哲学不应研究“神灵”、“上帝”等想象虚构出来的事物，那些是神学研究的对象。神学研究所谓“上帝创世说”、“上帝的启示”等等，这些不应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在西方哲学史上，尤其在中世纪，有不少哲学家研究这类问题，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把哲学与神学明确区分开，而是把二者混在一起。上帝本是人们想象虚构出来的东西，无论怎样论证都不可能变成事实、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却硬要论证虚构出来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这无疑不符合科学精神。一个人有权利相信上帝存在、去信仰它，但这与科学研究无关。康德论证上帝仅与道德有关，这依然是把上帝的存在当作道德存在的前提，且缺少科学的根据。
3，哲学不应研究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现象及相关问题，那些是自然科学中各门学科研究的对象。世界各国自古都有对自然界万事万物及各种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在近代以前，由于研究的手段落后，受到迷信思想的影响，研究水平不高，得出不少错误的结论，也不能把作为实证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思辨性的哲学研究明确区分开，哲学往往去研究本应由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例如研究所谓“宇宙论”、“自然哲学”等。近代以来，发明出望远镜、显微镜等等新式观测工具，同时数学得到很大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水平迅速提升，得出了大量新的、正确的自然科学知识，哲学家才不再去研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各种现象。不过，迄今对于哲学史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研究的混杂情况仍缺少深入研究，这与“哲学应当研究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有关。
4，哲学不应研究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实际现象和问题，那些是作为经验性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等。这方面的问题相当复杂，在此暂时从略。
哲学应当研究什么、研究哪些领域？笔者认为，哲学研究的范围包括核心领域和外围领域，核心领域有存在论（即基本层次论）、符号论和认识论，哲学外围领域有自然科学基础、数学基础、社会科学基础、道德科学基础、审美科学基础（详阅笔者《超越》一书）。有关这些领域的问题都是哲学应当研究的问题，除此之外的大量问题则是实证科学研究的问题。
中国截至19世纪末之前没有“哲学”一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此前中国没有哲学研究，如同中国古代并没有“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等词，但同样有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等研究，尽管那时的研究是相当初步和简陋的，存在很多不足乃至错误。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器”、“理-气”二元论与西方哲学的“一般-个别”二元论有相似之处，而“名-实”二元论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没有的（详见笔者《超越西方思想》一书“符号论”一章）。中国现代科学学术的诞生离不开引入西方科学学术，同时也与人们在使用现代汉语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时创造出大量新词新术语密不可分（包括引入日本翻译界率先创造出的许多新词，如“哲学”一词）。研究哲学史不应是为研究而研究，而应看到历史上各派哲学学说的缺陷以及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此外，从最新哲学研究成果出发进行比较哲学或跨文化哲学研究大有可为。
人们公认，研究哲学理论必须了解哲学史，其实，研究哲学理论还应当了解实证科学发展史，尤其是自然科学发展史乃至其最新研究成果，因为历史上不少哲学家并不只是研究纯哲学问题，而是同时研究一些自然科学等实证科学的问题，当时没有把哲学与实证科学明确区分开。
哲学史上提出的不少问题及观点与当时自然科学等实证科学还不发达有关，很多问题并不是真正的或正确的哲学问题，而是没有把哲学与实证科学明确区分开时的产物。自然科学等实证科学发达之后，必须重新思考并准确地提出哲学问题。只要提出了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予以正确地解决，任何“哲学取消论”都将最终站不住脚。实证科学要研究的事物和问题是无限多的，而作为理论科学的哲学要研究的问题是有限的，不过却是最深刻、涉及范围最广、也是最重要的学术问题。
例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曾研究时空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时空问题应当属于实证科学研究的范围，而不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爱因斯坦相对论便证明了这点。当然，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和二百多年前的康德不可能知道20世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当今的哲学研究者应当重新思考历史上哲学家们所研究过的问题是否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不应把属于实证科学的问题继续当作哲学问题来研究。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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