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人们总在谈论着战争、和平问题。其实,在这两种极端状态之间,存在着一个混沌状态,有可能走向战争,也有可能走向和平。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是一种“冷和平”状态;从军事冲突的视角看,则是一种“冷战争”状态,有些只是冲突的预兆,而有些则已经走向战争边缘。
事实上,战争边缘状态是国际冲突的一种常见态。虽然战争边缘不一定会演化为战争,但战争都起始于战争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表现为很多的形式,包括一些有着极强敌对性的制裁、禁运、演习、封锁、侦察、袭扰,甚至是低强度的武装冲突。推行或者应对战争边缘,是一个很现实、很重要的战略问题。
推行战争边缘,实际上是最鲜明的政治宣示。最典型的例子是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10月14日,美国U—2侦察机确证苏联在古巴建立了至少 6个中程导弹发射架;20日,美国肯尼迪总统作出对古巴进行军事封锁的决定;22日,肯尼迪发表题为《关于国家处于最紧急状态》的电视演讲。他宣布,美国将对运往古巴的“所有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严格的隔离”,美国的军事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警告苏联,“从古巴发射的任何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的袭击,必将招致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同时,美国摆出一副核大战的样子,调动了180艘舰船(包括8艘航母),68个空军中队,战略轰炸机带核弹升空、战略核潜艇出海,另有 5个师的部队集结在佛罗里达,全球美军处于核战备状态。在美国的战争威胁面前,苏联一开始很强硬,但很快屈服了下来,不仅按美国的要求拆除了导弹,甚至还屈辱性地接受了美军登舰检查。在确认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时候,肯尼迪的战争边缘政策,坚决地表明了不惜一战、不惜核战的立场,苏联因此而退却。
同时,战争边缘政策也是一种“低成本”的军事试探。从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直到卢沟桥事件,中日之间长期处于战争边缘状态,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日本常常制造事端,进行战争威胁,由于当时中国的严重分裂,内战频繁,致使日本节节得手,先是获得了“二十一条”特权,后得到东北三省,再后来又有华北“自治”。在战争威胁面前,中国每退让一步,日本便跟进一步。日本也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过苏联,却遭到了苏联的“霹雳手段”。在苏德大战一触即发的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开始在中蒙边界的诺门坎(日方称谓)地区向苏军进行小规模的军事挑衅。斯大林立即意识到巨大的、毁灭性的危险从天而降,如果不能一战熄灭日本的北上念头,那么今后苏联将面临着东西两个方向与强敌交手的困境。他立即派出苏军的中流砥柱朱可夫元帅,集中数倍于敌、最精锐的机械化军团,以牛刀杀鸡的战术对日军进行毁灭性打击,迫使日本不敢窥视苏联,转而将战争目光投向太平洋,随后还与苏联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
同样的道理,在朝鲜战争前期,中国实际上不是交战国,但中国与美国因此处于战争边缘状态,美国的空中力量已经不断袭扰我东北境内。在多方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当时国民经济极度困难,部队装备严重落后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主动出击,把美军挡在三八线以南。试想,如果我们消极应对这场威胁,也许躲避了战争,但此后我们将长期在东北边境、黄海与美、韩、日处于战争边缘状态。对于试探性军事挑衅、边境磨擦、入境侦察等战争边缘状态,不同的应对之策,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影响迥然不同。
从根本上说,战争边缘政策是在为全面战争进行铺垫,是全面战争的前奏。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地区一直推行着战争边缘政策。为了实现控制这一地区的目的,美国对两个主要国家伊朗和伊拉克都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打击,在两伊战争中,美国明里帮助伊拉克,暗里支持伊朗,使得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成了一场“马拉松”式消耗战,双方除了损失没有任何获利,两个地区强国从根本上被削弱了。在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对伊拉克长期推行战争边缘政策,主要采取了经济制裁、军火贸易限制、设立“禁飞区”等措施,整个行动都在美国全部监控之下,使得伊拉克武器无法更新,甚至连维修配件都没有,根本无法组织现代战争。与此相反的是,一战后《凡尔赛条约》分割了德国领土,限制了德国军备,削弱了工业和技术能力,而且德国的宿敌——法国,代表国联大量陈兵于德法边境,时刻监控着德国动向,使得德国根本不具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然而,德军还是实现了重新崛起,他们很好地统一了政治意志,利用了国际矛盾,发展了国家实力,组建了新型军队,革新了战略战术,最终成为一支让世界震惊的力量。
英国战略家富勒说:“除非历史能教给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否则军事史只是一部人类的血腥浪漫史。”回顾世界战争边缘状态及其走向,我们可以得出很多启示。推行战争边缘政策,无疑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重要战略手段,而如何应对战争边缘政策则极大地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丰勇军 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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