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治·乌杜
来源：本文节选自《金融的背叛》，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编者按：2008年的金融危机，仅仅一周的时间就蔓延全球，“金融全球化”已经不容忽视。然而，前纽交所副总裁乔治·乌杜在《金融的背叛》一书中向众人揭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层面的金融监管体制，各国、各地区将如何应对金融风险？在欧洲，“欧盟”及“欧元区”相互扯皮，怎么办？在08年金融危机中幸免的亚洲，又是如何做到的？20国集团想要插手金融监管业务，可行吗？
金融危机，如何防患于未然？
毫无疑问，金融行业也已具有全球性。但不容忽视的是，金融（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却并未伴随相应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政治力量依旧只在国家层面有效，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可以制定金融游戏的规则，推行规则就更无从提起。
在2007年8月7日开始的一周内，这种无序的全球化终于迎来危机大爆发。首先是美国爆出次贷问题，随后德国工业信用银行也陷入困境。尽管该银行是德国联邦政府所属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旗下附属机构，但仍难逃一劫。还是德意志银行CEO约瑟夫·阿克尔曼就这一状况向德国监管部门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发出警告。该银行至此不得不宣布其爱尔兰子银行可能在未告知董事会的情况下已累积了数百亿美元的次级债相关资产。
在此之后，传来法国巴黎银行终止其部分基金赎回的消息。周五，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同一天内分别注资400亿美元和1400亿美元进行救市，以防止流动性危机导致市场土崩瓦解。一周以内，美国的危机已蔓延至欧洲。银行已不再相互信任。这种形势之下，大西洋两岸央行进行联手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在它们协调有力的行动之下，这场风暴才得以平息。
今天，全球范围内的单日合同总额需以万亿美元计，并以微秒级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之间转移传播，而我们的国家（或地区）监管机构却仍大体依赖自愿性的咨询过程。这不禁让人怀疑后者是否真能对前者进行有序管理。要让市场信心回归，条件之一就是确保相关组织机构的到位，其不仅能像危机发生时那般挽狂澜于既倒，更重要的是建立分析机制，并有能力实施相应防范措施。我们必须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到危机爆发之后再仓促救市。
合作模式还是规范模式？
各监管部门间在国际层面上的合作模式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尚不足以满足全球金融界监管的职能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能否接受超国家监管职能的原则性理念，更需要决定究竟哪些机构能在不同国际机构实施有效合作时充当组织者角色。
目前，国际清算银行（BIS）是唯一一个掌握实施此类合作所需信息的机构，但并未被赋予相关规范化职能。而在机构问题之外，对金融界的政治监管问题仍悬而未决。并不存在某个国际权威，具备可对涉及国家强制执行国际规定的相应法定权力。在这一问题上要取得进展，就不可能绕过国家层面的统一，而各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大相径庭。
为此，政治领导人需要接受由央行组成的独立实体所拟定的金融事务相关国际标准。面对金融全球化的进展，合作模式已显得力不从心。如果我们不能针对系统性风险建立全球监管机制，那么新的系统性危机必然旋踵而至。公共财政所遭遇的困境还远未被克服。
欧洲的挑战：与其发牢骚，不如看看能做什么
既然在全球层面建立监管体系的需求十分迫切，那么在地区层面就更加刻不容缓了。在这一领域，欧洲因其在欧元区内试图推行相关措施时表现出的执行不力和缺乏共识而显得“鹤立鸡群”。希腊危机的戏剧化进程就是一个生动例子。
欧元区由17个接受欧元作为国家货币的欧盟成员国组成，欧盟在此基础上正努力促成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此目标若能实现，欧洲央行的权力可超出其如今出台货币政策、制定利率和管理经济的范畴，得到进一步扩张。
在希腊问题上，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可谓历历在目。最后期限和约束声明得不到具体行动支持。各国花了6个月时间互相扯皮，最后得出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欧元区在救助希腊一事上别无选择。由于投资者对欧元丧失信心，局势进一步恶化。欧盟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的力不从心，最终促成了总值7500亿欧元的欧洲救助基金的设立。对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各国而言，一体化远未完成，前路依旧漫漫。
对此，与其大发牢骚，不如看看有什么可做的。首先必须把欧盟（27国）和欧元区（其中17国）区分开。目前，在欧元区成员国的各个金融监管领域，已在进行将权力及资源从欧盟逐步转移至欧元区及欧洲央行的举措。
亚洲的幸免：纯粹的走运而已？
有人可能会想，为什么危机在向西和向南扩散时止步，其最终波及范围为何仅限于北大西洋地区呢？事实上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中仅有10%来自亚洲，多数来自日本。
由于我有大量工作是在亚洲开展的，我曾力图弄清楚，能够令亚洲在这场因西方的贪婪所导致的危机大爆发中独善其身的“东方智慧”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在香港、上海、孟买，还是东京、新加坡和大阪，市场交易员的心理活动其实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并无二致，连贪婪的本性也是如出一辙。但其与资金的关系并不相同。亚洲大型机构的领导者们从未有过他们的西方同级那样的天价报酬。亚洲从本次危机中获得的认知就是，西方金融机构毁于其贪得无厌。
亚洲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步伐也变得更为慎重。目前只有日本处在与西方同一级的国际市场上。东西方金融机构的根本差别在于，东方机构的管理仍基于一种强调文化及国家行为的模式：存款账户在这些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占比远超50%。受到最严重冲击的日本银行是新生银行，其最大持股方为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利普伍德（Ripplewood）和JC Flowers。而另一家陷入困境的青空银行，主要因其美国控股方Cerberus私募股权基金的所作所为才有此处境，后者的名称与其胆大妄为的做法可谓十分契合。
有一个故事颇有意味，雷曼兄弟濒临破产之际，绝望之中曾把来自韩国发展银行（KDB）的注资意图当作其救命稻草。负责谈判事宜的是KDB的韩方高管，其人曾是雷曼兄弟的前高管成员。于是雷曼兄弟天真地以为无须费什么周章，发展银行的董事会就会同意这笔注资。然而，在韩国的金融体系中，国家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这样一笔交易若无该国最高当局的首肯，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当雷曼兄弟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已经得救时，这笔交易却最终因韩国当局对西方的怀疑而宣告流产。汇丰银行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收购韩国外换银行，但最终也是无功而返。
最终雷曼兄弟美国以外业务的拯救者来自日本：野村证券接管了这些业务，一年后其宣布公司薪酬制度将进行改革，以与雷曼兄弟的相一致。
“如果你想像华尔街那样荒淫无度，那你就要先成为华尔街的一员”（To be part of the excesses of Wall Street, one must be on Wall Street）：这句至理名言可不是简单的同义重复。中国和印度银行对美联储出于本能的（有时也并无正当理由）不信任使得他们很少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公司。即使有，其规模和业务也普遍受限。因此它们其实并未参与这场金融豪赌。而之所以如此，到底是因其品行更出色，还是纯粹走运而已呢？无论如何，事实就是亚洲金融机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显示出比其欧美同行更强的抗冲击性。
中国如今成为全世界目光汇聚之处：其影子银行业务的激增已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需置于一个仍主要由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银行支配的金融体系中来进行审视，国家在这一体系中通过多种规定及正式非正式的指导意见控制银行的走向。在近几年，这种规定制约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企业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影子银行”，布鲁金斯学会在2015 年4 月的报告中如此写道。
虽然目前对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尚无确切估计，但金融稳定理事会需对此予以重视。
20 国集团：不要越俎代庖
对于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试图将20国集团（G20）转变为负责掌控及监管金融机构的组织的做法，我至今仍感不可思议。很难明白，一个建立初衷是推动各国财政部长就涉及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间关系的措施展开讨论的合作论坛，到底该如何才能当此重任。尤其是已经有好多个国际机构已经把各国央行、市场的监管当局汇聚起来或者还能干预各国的收支平衡问题。
最有力的解释就是2008年底（雷曼破产后）迅速蔓延的恐慌气氛令欧洲政要们产生了一种迫切感，他们需要向全世界传递一种印象：形势仍在自己掌控之中。然而，每次此类峰会的结果总是适得其反。除了每次各国首脑为了向国内舆论交差而发布的空洞原则声明外，峰会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20国集团既无监管金融市场的手段，亦缺乏所需的专业才能。其所要应对的是更为宏大的议题：如何解决国际贸易和发展的全球失衡局面。然而这并非是针对监管问题的解药。其最多也就是通过标榜一些所谓“全球性举措”，让那些轻信的民众不再对此忧心忡忡。
20国集团在更为宽泛的原则性问题上所施加的影响更有意义。其任务有可取之处，但这不代表其可以越俎代庖，取代监管机构。G20要考虑的是全球性问题，而非具体的辅助性问题。
其目前关注的焦点十分明确：全球各经济体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对此如何加以衡量，又如何令全球经济重归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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