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CPI屡创新高,恩格尔系数强力反弹,直接导致民众生活富裕程度下降。
李鸿文
小雯本是深圳一位普通主妇,因为《中国证券报》的一则报道,她成为一个精打细算的符号,也成为物价上涨的象征。深港两地的物价落差,把小雯这样的深圳主妇逼得越来越“精明”。在深圳卖2元一包的食盐,香港超市卖1.1港元,折合人民币才9毛多;红富士苹果深圳已卖到6元一斤,一个差不多要4元钱,而同样大小的苹果在香港10港元能买4个;深圳的鸡蛋已经涨到9毛钱一个,而在香港惠康超市23港元就能买30个,折合成人民币一个还不到7毛钱……
不只是小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近来大都喜欢到香港购物。而这番“南下”消费的浩荡场景,与几年前香港人“北上”扫货相映成趣。是香港的物价降了,还是香港人的消费能力下降了?都不是,答案只有一个,深圳的物价涨得太快了。过去,深圳人到香港购物,无非是买些内陆少见的稀罕物,或者一些免税品,而现在连日用品尤其是食品都要不辞劳苦地跑到香港去买,可见主妇们的“精明”是被逼出来的。香港的物价也在涨,只是涨得没有内陆这么快。从“豆你玩”、“蒜你狠”,到“糖高宗”,当百姓以幽默心态来消解物价上涨的压力时,透露出真实的无力感。
正因为无力,“精明”的主妇们南下购物后,收获的只是价格落差的暂时愉悦,而没有几年前香港人北上扫货的那份兴奋与豪情。而她们所能计较的只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其家庭财产,辛辛苦苦积攒下来存在银行里的钱,正在迅速缩水和贬值,对此,她们无能为力。这就是物价,这就是生活。
最近,国家发改委公布了10月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在监测的31种产品中,近80%价格上涨,与9月相比,共24种产品价格呈不同程度上涨,约占统计总品种的80%。食品价格上涨,让“巧妇”们的厨房生涯越来越艰难。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CPI屡创新高,恩格尔系数强力反弹,直接导致民众生活富裕程度下降。但这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贫穷程度在增加”则没有明讲,不过,进步在于终于承认了通胀的现实。过去,一些官员信誓旦旦地否认通胀,还有人认为通胀是政府政策的产物,拉动内需物价就要上涨。可通过较高的通胀保持经济增长,最终老百姓要承受额外的负担。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坦言,“过去30年,我们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论断的数据支撑是,2009年中国的GDP是1978年的92倍,以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计, 2009年的60.62万亿元是1978年的859.45亿元的705倍。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众为经济增长承担了相当大的成本。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居民的收入背离,让民众切实感受到了生活压力。
判断一国之经济是否正常,不妨观察其食品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1919年,美国还像我们一样是“新兴市场”,普通美国人需要工作2小时38分钟才能买到3磅鸡肉,如今成了“超级大国”,买同样的东西只需要工作15分钟。1929年,美国人把可支配收入的23.4%花在食品上,到1975年,这一数据降到13.8%,到2000年,已是个位数。如今,德国的这一数据是11.4%,法国、日本、韩国是14%,巴西是24.6%,中国目前则是39.4%,远远高出发达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削弱了民众的幸福感。有经济学家认为,过去10年,中国居民收入经历了真正的“失去的10年”,物价自2005年开始失控,加上居民收入分配的失衡,更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捉襟见肘。
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因是货币超发,以货币超发促经济发展,只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继续恶化,导致小雯这样的家庭主妇更难打理日常生活。所幸,“十二五”规划转变了发展思路,抛弃了以高物价促高增长的路径,要求努力使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财富中的分配比例。如果能实现这一转变,小雯们再到香港购物,也许就是另一番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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