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取名类型

作家进行文艺作品创作，一方面根据随处时代的姓名制度和习俗，为自己作品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题名取号；另一方面，这些名号的题取又必须服从作者艺术创作的总体需要。

姓氏文化

正如古人评点小说所认为的那样：“其假提一人，幻道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以山点石，借海扬波”。

作家为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取名，研究者认为大致有三种类型：随事取名、真假杂糅、包藏涵义。

一、随事取名

这一类取名并无深意，如冯梦龙所编纂的小说集《警世通言》中有一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甚为读者所乐闻。

《警世通言》

其实，据《荀子》和《吕氏春秋》的记载，钟子期所知的善鼓琴者乃伯牙，高诱注云：“伯姓，牙名，或作雅”。

荀子画像

把伯牙变为姓俞名瑞字伯牙的“名公”，乃是为了使他与钟子期姓名对应而附会俞姓而成。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仅仅是作者叙述需要的称呼符号，除此而外，不负有其他作用。

二、真假杂糅

作家根据部分或全部真人真事而创作的文艺作品，出场的人物有许多必须是现实中的真人，因而这类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取名，往往七真三假或三真七假，所谓真假杂糅。

《东周列国志》

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绝大多数必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对于这些人的取名，作者无法也不能创造缘饰。

还有一类文艺作品仅取一端史实或实事生发，如小说《西游记》以玄奘西行取经一事敷演，又如《封神演义》据武王伐纣历史而铺陈，戏曲《将相和》《赵氏孤儿》的素材，不过是史书上数百千字的记载，其中的唐僧、唐太宗、周武王、商纣王、姜子牙、廉颇、蔺相如、公孙杵臼、程婴、屠岸贾等，皆是实有之历史人物。

但是，他们身上附会了较多的神奇或传奇故事，所以与原来的真人“名同实异”，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袭用了原有人物的名字。除此以外，这类文艺作品中大多数人物及其姓名都是作者所虚构的。

又如小说《水浒传》《杨家将》中的人物姓名，亦多真假杂糅。

《水浒传》

《水浒传》的故事，据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事件而衍出，一百二十回本中的宋江、方腊、童贯、高俅等皆为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但为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地梁山一百零八将，则多属虚构。

早在宋元时期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据史乘记载中的：“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之语，为这些人坐实了具体姓名和绰号。

据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这些人名，有的是历史上实有其人而小说将其行事稍加附会、改造，如关胜、杨志之类；有的是偶与历史人物同姓名，如李逵、张横之类；有的是取其人行事而变其姓名，如史进从史所栽宋江之党史斌而出等，《水浒传》即在此基础上，结合民间传说，予以再创造。（待续）

三、包藏涵义

作家为文艺作品中人物取名的第三种类型，是从艺术创作的需要出发，在人物取名中带有某种意义。这一类的取名手法可分为以下三种：

1.为情节需要而取用符合人物身份、地位的姓名

如《红楼梦》中衍圣公名孔继宗、算命卜卦之人刘铁嘴等，皆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

《红楼梦》

2.根据人物性情、行为而取的寓意性名号

中国古代早有“名以表德”之说，但对现实中的圣人来说，因性情、行为所取的名号，只能反映已有之过去和人、己所期许之将来，无法使名、德完全相符。

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是创作者本有计划，性格、行为已为之固定的形象，作者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点明其人之特色，犹如戏曲中让不同人物绘配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脸谱那样，便有取寓意性名号之法。

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之取名，即寓有“金玉良缘”之意，反映了作者对他们两人爱情悲剧的同情。

电视剧《红楼梦》剧照：宝黛读西厢

又如张竹坡评点的“天下第一奇书”《金瓶梅》前，专门作有一篇《〈金瓶梅〉寓意说》，阐发其中人物的命名取义。

3.影射性的取名

有的文艺作品，基本以真人真事为素材，进行若干艺术加工，为了避免某些纠纷和误会，不得不将“真事隐去”，但又不甘心完全抹去所有蛛丝马迹，于是便取这种影射性的取名法，让读者于若隐若现中如见其人，这在《儒林外史》中可见例证》。

《儒林外史》

文艺作品之影射，既有其值得肯定的社会作用，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因为既是非史乘记载而系文艺作品，自当以其所塑造之人物、情节来说明问题，影射则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细枝末节，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有时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

还需要指出的是，某些文艺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也包括一部分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姓名往往因其事迹而赋有特地的社会意义。

比如以“诸葛”为智者的代名，借关羽为忠勇者之名，视美貌者为西施，称叛徒为犹大，呼老当益壮者为廉颇或黄忠，以女英雄为穆桂英等。

西施

在这种场合中，个人的私名转化为具有一定意义的共名，大大丰富了语言。不同条件下对这一类名词的使用，常常具有不同的涵义，而这些又都系于这些人物原来的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