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任徐州知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苏轼与徐州结下了深厚的情缘。他曾在《灵璧张氏园亭记》中写道：“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他在词作《江城子·别徐州》中也说：“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此词是苏轼于元丰二年三月调往湖州的路上所作。词中化用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一诗，抒发了对徐州风土人情的无限眷恋。春光明媚，鸿雁北归，而苏轼却要离开徐州。显然，他把徐州当成了故乡，感叹自己不如归鸿。看到泗水，触景生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徐州（泗水流经徐州）。并把徐州当作自己的故乡和理想中的养老之地。由此可见，徐州在苏轼人生道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诚然，苏轼在徐州期间留下了卓越的政绩，文学方面开创了宋代文坛所津津乐道的“黄楼”盛世。他的诗歌创作是继杭州时期的又一次创作的丰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抒情诗和山水诗；词的创作使豪放风格进一步发展，并臻于成熟；散文创作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在《日喻》一文中提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君子学以致其道”，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理论依据，并为散文创作的深入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在徐州时期的交游活动为“苏门”文学集团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苏轼在徐州做太守期间，本着“信道直前，曾无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谁为先后之容”的态度扎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抗旱救灾，发掘煤田，兴修水利，大搞基础建设。他的政绩是卓著的，他一生八任知州，除在徐州、杭州、密州三地任期较长外，其余各地任期大多只有半年左右，往往规划尚未完工，便匆匆离去。因而，苏轼历任知州的政绩，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无法与徐州时期相比，这便是林语堂先生所谓的“黄楼”时期。
“黄楼”是古徐州名闻遐迩的八景之一，于元丰元年（1078）建成，是苏轼抗击洪水伟大功绩的勋章。以“黄楼”的落成为契机，苏轼在徐州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游活动，即“黄楼”盛世。
论及“黄楼”盛世，不得不提的是苏轼徐州时期的文学思想发展，思想乃行动的指南，这句话放在苏轼身上亦不为过。
苏轼在徐州期间创作了散文64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对散文创作理论进行的探索与实践，他首先从理论上确立了自己的革新方向，即对“道”的科学解释，接着便通过文学实践充实“道”的内涵，并提出“道”、“艺”并举的理论主张，最后通过团结和培育创作型的文人来巩固对抗西昆体的统一阵线，为散文创作的深入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文人从事的文学活动是从文学的“道”出发的，即文人对文学的见解和由此产生的创作实践。苏轼在古文运动的基础之上，对散文创作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他在徐州期间完成了“道”的论说并积极进行实践，取得巨大成就。
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讽喻性杂说《日喻》中提出了“君子学以致其道”的理论主张，把学习和认识现实生活的内在规律称之为“道”。他说：“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然则道卒不可求与？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这两段话说的就是“道”的内涵，第一段通过善战之人的成功，工匠做好活的道理论证了“道可致而不可求”、“君子学以致其道”的道理。第二段则是以北方人不求甚解，盲目学没导致“没”（溺水而遭没顶之灾）这一事例来继续论证“学以致其道”的道理。在这里苏轼对“道”的全新定义是：文学创作上的“道”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境界，是不可以强求的，它不是别人的讲经授道所能够领悟到的，更不是人为强制要求就可以实现的。“道”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慢慢的体会中感悟到的，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学上的“道”也必须遵从这一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学创作的高峰。在文章结构上，苏轼为了达到好的说明和劝学效果，他采用的是通过浅显的寓言来阐明“道可致不可求”、“学以致其道”的见解。两则寓言“破”“立”结合，前一则“盲人识日”的故事巧妙说明了只求一点而不及其余这种求道方法的荒谬性，指出其荒谬可笑的根源在于“未尝见而求之人”，并由此类推未达道者的“求道之过”，此为“破”；接下“道卒不可求欤”一句由“破”转为“立”，提出“道可致”、“莫之求而后自至”的论点；最后以“南方多没人”、“北方之学没者”为喻，阐发了实践的重要性，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补正“道可致而不可求”的道理，也是照应了上文的“破”与“立”。不同的是前面先“破”后“立”，而后面的是先“立”后“破”。综上所述，苏轼《日喻》意在强调通过亲身体察和领悟来把握“道”，令人信服，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苏轼“道”的思想的最早最完备的理论展现，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总的思想和根据。他后来的文学创作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苏轼在徐州期间的重要文章都遵循着“道”、“艺”并重的原则，所谓“艺”，指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作品的文采、写作技巧等宽泛的内容。像《宝绘堂记》、《日喻》、《思堂记》、《放鹤亭记》、《表忠观碑》、《徐州莲花漏铭》、《徐州祈雨青词》、《徐州上神宗皇帝书》、《与文与可三首》、《与文与可十一首》（三至九首）等作品。文体形式多样，有论说、记、序、书信、表奏、碑铭等等形式，展现了“艺”的形式的多样性。对于每一篇具体的作品而言，每一篇散文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特色。
三
在“道”、“艺”并重的理论指导下，苏轼的诗词创作也收获颇丰，他的《浣溪沙·谢雨》词五首开创了农村题材的先河，反映了他的平民意识和与民同乐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气质使得他与众人的交往真挚而长久，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仅在徐州时期就形成了“黄楼”盛景，引得年少风发的秦少游对他唱出“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的高歌。
苏轼声名不断增高，已然成为全国公认的第一大才子。元丰元年（1078）9月，苏轼在徐“黄楼”落成，他在庆典期间广邀的知名学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黄楼大聚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坛盛事，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很快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创造了辉煌的文坛盛事，令人瞩目的“黄楼”时期享誉全国。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和黄庭坚也在此期间正式投入苏轼门下，为苏门“四学士”的最终确立奠定重要基础。
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自京作书投苏轼，并献上古风二首。苏轼读后对黄氏称道不已，谓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苏轼对这位人品非凡、文才拔萃的投师者表现出无限的欣慰与热忱，对黄庭坚的人品，他在书简中作了高度评价，并把他引为自己的知己：“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就在与黄庭坚交往的这一年，秦观上京应试路过徐州，造访苏轼，临别作《别子瞻学士》诗一首：“人生异趣各有求，系风捕影只怀忧。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徐州英伟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区域。珠树三株讵可攀，玉海千寻真莫测。一昨秋风动远情，便忆鲈鱼方洞庭。芝兰不独庭中秀，松柏仍当雪后青。故人持节过乡县，教以东来偿所愿。天上麒麟昔漫闻，河东鸑鷟今才见。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已南能几人? 八砖学士风标远，五马使君恩意新。黄尘冥冥日月换，中有盈虚亦何算。据龟食蛤暂相从，请结后期游汗漫 。”诗中的“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二句，遂成为千古名句，也成为文坛的千古佳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苏轼的向往之情，并表达了终身追随的决心。苏轼对秦观的热忱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请秦观为黄楼作赋。至此，后来有名的“苏门四学士”大部分已经跟苏轼建立起了师生加文友的关系。
黄楼聚会也为苏门“六君子”的形成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六君子”之一的彭城诗人陈师道早在苏轼密州时期便与苏轼开始了书信交往，但正式的文学交往到此时期才真正开始。苏轼到徐不久，陈师道即往拜谒，后黄楼建成，陈师道作《黄楼铭》由衷地表达了对苏公治水的感激之情，他在序言中写道：“河决澶， 南倾淮泗，彭城当其冲，夹以连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时，盈溢千里， 平地水深丈余。下顾城中，井出脉发，东薄两隅，西入通洫。南坏水垣，土恶不支，百有余日而后已。”
当然，黄楼聚会也吸引了很多的知名人士。如，才气清俊的诗人王巩，颜太初之子颜复，杭州诗僧道潜等等享誉文坛的诗人。苏辙、秦观虽此时均不在徐州，但都作了《黄楼赋》，陈师道作《黄楼铭》，苏轼写下《九日黄楼作》，参寥等人也有诗作，堪称一场宏大的文坛盛事。
整个“黄楼”时期，苏轼结交了大批的文人，为苏门文学集团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除上面提到的知名人士之外，不得不提的便是云龙山隐士——张天骥，苏轼思想的转变正是基于与他的频繁交往。张天骥，字圣涂，又号云龙山人，徐州人氏。其父张希甫晚年好道，习“辟谷道引”之术，其母亦信道。张山人受家庭影响早年便绝仕进之念，隐居在云龙山下，躬耕南亩，侍养双亲。云龙山丛峦环翠，风景优美。苏轼常与宾客僚吏登山揽胜，并时常造访于张山人。张山人隐居之处，环境极为清幽。正如苏轼在《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诗中描写到的“荒田咽蛩蚓，村巷悬梨枣。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西风高正厉，落叶纷可扫。孤僮卧斜日，病马放秋草。墟里通有无，垣墙任摧倒。”从这些诗句中不难想象出这位隐居者性情之疏放。
熙宁十年秋，黄河决口，张山人因旧居被冲毁而迁居到地势较高的云龙山东麓。他畜有二鹤“甚驯而善飞”。为了放鹤、招鹤之便，张山人便在云龙山顶修建了一座草亭，名曰“放鹤亭”。苏轼为之作《放鹤亭记》，从卫懿公因好鹤而亡国及刘伶、阮籍之徒以嗜酒而留名后世谈起，大大发挥了一番隐者之乐胜过“南面之君”的议论。他的这首传诵千古的名篇使得张天骥和徐州同时不朽。更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奇谈。
苏轼在与张天骥的频繁交往中，渐渐吸纳了道家思想，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此时的苏轼已超越了密州时期的由执着的“致君尧舜”发展到“超然”、“自达”,由单纯的儒家思想进而为儒、释、道的高度融合的思想境界，而且达到了更高一层的天人合一、“寓意于物”，“物我相得”的新境界。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开始向往“黄冠草履 ,葛衣而鼓琴”的生活方式，甚至时常“醉中走上黄茅岗 ,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 ,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 ,路人举首东南望 ,拍手大笑使君狂”，他醉卧路边，以石为床，随意的投身到大自然当中，确实达到了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境界。这对他后期的思想影响深远，乃至他的《前赤壁赋》也流露出“物与我皆无尽”的思想。当然，爱国爱民思想也一直伴他左右，和此时期的“超然”、“物我相得”思想一起形成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日后逆境中的精神力量。因此，苏轼与张天骥的交往值得发掘和研究，苏轼“黄楼”时期的建树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体验与经历，更成为他日后面对大风大浪的精神力量。
四
苏轼在徐州期间政绩显赫，为徐州人民安居乐业创造了安定的环境,他还以他特有的方式为徐州的风土民情作了宣传和传承，为徐州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古迹，他用他的生花妙笔生动地描绘了彭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篇《放鹤亭记》，使得云龙山上的放鹤亭成为千古名亭，徐州重要的文化古迹；一曲《永遇乐》，使得徐州燕子楼更为引人瞩目；一首《九日黄楼作》，使得抗洪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永放光辉；两首《百步洪》，让世人见识了徐州曾经的著名景点；一篇《徐州莲花漏铭》，让古代著名的记时器重见天日……当然，他的诗文不光是文采飞扬，书法成就也不可小窥，现存的19幅徐州期间的作品，均为国宝级的珍品。如：“远游庵铭”（《致吴复古信札》），是精整的小楷，纯粹“二王”风韵；“读孟郊诗二首帖”，有“东晋风味”；“表忠观碑”，是他中年时期的杰出的楷书作品；“北游帖”，是为他日后书法技巧和审美倾向改变所做的准备。熙宁末年,苏轼重要的诗集《眉山集》问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徐州时期对苏轼的整个人生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在徐州之前的四十年,苏轼是一个匆匆过客，他各处任职，个人的才能未得到过充分的展示。只有在徐州期间，他才“第一次成为行动的人物”。他之前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只有徐州期间才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绽放出成熟的魅力。总之，苏轼在徐州期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创作方面，都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这与徐州地区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徐州古属宋、楚，距道家的发源地也不远，汉代又长期为楚王国的封地。所以，无论道家思想的浸染还是大汉文化的熏陶，都为苏轼思想与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思想上的这种升华，才为不久之后所遭遇的“乌台诗案”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动力。而他在徐州时期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更为他成为一代文豪奠定了基础。他在徐州开创的“黄楼”盛世，不仅是对他行政能力的肯定，也为苏门文学集团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宋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戏剧戏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