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赣州美景佳胜
在赣州,苏轼一路慕名交往乡贤士绅,领略风土人情;一路在友人陪同下偕游唱和,尽览美景佳胜。“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景色秀丽的赣州,让苏轼暂时消除了谪迁流离之苦,享受短暂的世外桃园之乐。
(一)八境罗画屏
八境台是虔州古城的象征,位于“郡城北,因城为台,高三层,俯临章贡”。登台远眺,城外的山水田园之美和城内的亭台楼宇之秀尽收眼底。在八境台下,章江和贡江合流成赣江,襟带千里,蜿蜒北向注入鄱阳湖,因此虔州城素有“千里赣江第一城”之誉称。
八境台与苏轼结缘,得益于“虔州八境图”。北宋嘉祐间,虔州知州孔宗翰鉴于“江水坏城,改甃以石,并建台城上”。“台”即石楼。石楼建成后,孔宗翰登台游玩,“虔州八景”尽收眼底。
孔宗翰调离虔州时,请丹青妙手将八境台上看到的楼观台榭绘制成图,名为“虔州八境图”,留作纪念。熙宁九年(1076)九月十五日,苏轼和孔宗翰在密州超然台上欢饮达旦。孔宗翰倾慕苏轼的文才,请他在虔州八境图上题诗。但不知何故,当时苏轼只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而没有在虔州八境图上题诗。元丰元年(1078)二月,苏轼在彭城遇见赴陕州任的孔宗翰,苏轼赋《送孔郎中赴陕郊》为其送行。当时,苏轼满足了孔宗翰二年前提出的请求,作《虔州八境图八首》。苏轼题诗时虽没有到过虔州,却根据图画,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想象,来描绘虔州的美景。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赴贬所途中,苏轼受虔州知州黃元翁的邀请游玩虔州。八月十九日,苏轼父子在黄元翁等官僚士子的陪同下游览八境台。登台亲莅其境,苏轼遍览虔州的旖旎风光。“应虔州士大夫之请,苏轼书旧作《虔州八境图》八首”。同时,苏轼深感前诗未能道其万一,遂补作《虔州八境图后序》一篇,来对虔州美景进行新的诠释。
(二)郁孤如旧游
北方贺兰山脉,群岭奔腾;南方之贺兰山,郁然孤峙。郁然孤峙的贺兰山在虔州西北隅,又名文笔山(俗称田螺岭),其山“郁然而隆阜,突然而孤起,峙于章贡二水之间”。唐代,在贺兰山顶建郁孤台,台“平地数丈,冠冕一郡之形胜,而襟带千里之山川。登其上者,若跨鳌背而升方壶。”另据《方舆胜览》记载:“唐李勉为虔州刺史,登临北望,慨然曰:‘余虽不及子牟,而心在魏阙一也,郁孤台岂令名乎?’改为望阙。”
“孤峙天半,郁然独立”的郁孤台,给人一种巍峨秀丽的美感。兴衰几代,风雨迎宋,“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郁孤台注定了要和与之气质相近的人产生心理共鸣。“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辛弃疾于淳熙二年(1175)在赣州就任江西提点刑狱时,数登郁孤台,喟然兴叹,吟出这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咸淳十年(1274),文天祥任赣州知州。在赣州任职期间,文天祥数游郁孤台,题诗寄概,写下《题郁孤台》:“城廓春声阔,楼台昼影迟。并天浮雪界,盖海出云旗。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倚栏时北顾,空翠湿朝曦。”较之辛弃疾与文天祥,更早与郁孤台结缘的苏轼又会与它产生怎样的共鸣呢?
早在虔州八境图中,巍峨秀丽的郁孤台就深深地吸引了苏轼。“烟云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苏轼赞赏之情溢与言表,把郁孤台的美景比作海市美影和仙山琼阁。一○九四年八月,当苏轼在虔州城至陆登岸后,便随黄元翁等名流士子游览郁孤台。登上郁孤台,俯瞰虔州城美景,投荒万里的苏轼想着自己放浪岭海之苦楚和生还内陆之渺茫,感伤之情难以言表,一首《郁孤台》即兴而发。“岚气昏城树,滩声入市楼。烟云侵岭路,草木半炎州。故国千峰外,高台十日留。他年三宿处,准拟系归舟。”苏轼希望自己能早日结束这惨淡漂泊的贬谪生活,遇赦北返与家人团聚。一路照顾苏轼南贬生活的苏过,见长者心情怅惆,便和《题郁孤台》进行安慰,希望长者乐观面对流放的生活,“终留思范蠡,归泛五湖舟”,重新豪迈起来。七年后,苏轼遇赦北返,于一一○一年一月下旬抵虔州。在虔守霍汉英、监郡许朝奉的陪同下,苏轼旧地重游。重登郁孤台,苏轼思绪万千,又作《郁孤台》诗。“晓钟时出寺,暮鼓各鸣楼。归路迷千嶂,劳生阅百州。不随猿鹤化,甘作贾胡留。只有貂裘在,犹堪买钓舟。”苏轼希望自己能隐居处世,以安晚节。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郁孤台见证了苏轼两次心境的变化:从第一次南贬途中对未来颇难预卜的落寞之情到第二次北归生还时的喜悦之感。如今,苏轼早已作古,然郁孤台仍矗立在贺兰山上,“孤峙天半,郁然独立”。
(三)“四十七年真一梦”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人生如梦,道出了苏轼对人生的感悟。面对漂泊不定的人生,苏轼喟叹一声倒也坦然,就如明月和江水一样获得自身的淡然与宁静。
据《舆地纪胜》记载:“天竺寺白乐天诗:在水东三里。白乐天赠韬光禅师墨迹,旧存。眉山老苏尝至寺观焉,后四十七年东坡南迁再访惟见石刻,因赋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苏洵游历虔州。在钟棐和钟槩兄弟的陪同下,苏洵“同登马祖岩,入天竺观,观乐天墨迹”。“乐天墨迹”是天竺寺里的一座诗碑。早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虔州天竺寺建成,高僧韬光自钱塘天竺来此驻锡。时任杭州太守的白居易写诗相赠,以寄托他对韬光的思念之情。诗曰:“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发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韬光得诗后,请人凿成诗碑,作为镇寺之宝。唐以降宋,“乐天墨迹”依然“笔势奇逸,墨迹如新”。苏洵回家后,对苏轼兄弟曾提及“天竺寺白乐天诗碑”。无疑,诗碑上禅意回绕的乐天诗,在二苏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8年后,59岁的苏轼途径虔州,天竺寺有如一位故友,静静的在等候他的寻访。遗憾的是,笔势奇逸的诗碑早已不在,苏轼徒石刻而已。真迹淹没,不胜惋惜的苏轼在石刻上复书《赠韬光禅师》。见天竺寺呈衰败之势,触景伤情的苏轼想到自己天涯流落的辛酸,遂题《天竺寺并引》,以怅人生的梦寐沧桑。
天竺寺仿佛一个载梦的归宿,苏轼在这里思考着自己四十七年雪鸿泥爪的人生,有年少的得意、有官宦的沉浮,也有着人生如梦的初醒。在天人合一的天竺寺,苏轼不在惆怅岁月的流逝,依恋的却是遗迹故家。
(四)小结
绍圣元年,在风吹霜打的残酷政治打压下,苏轼开始了投茺万里的流放生活。贬逐岭南,苏轼可谓一路狼狈。先是启程南下“无人送临贺”,与幼子苏过和小妾朝云及仆人凄凉上路。后因资用不继,出行遭人苛责,“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经苦苦哀求,发运使才答应让苏轼一家继续坐官船至豫章。路经沿洄千嶂的十八滩,又水急滩险,“地名惶恐泣孤臣”。一路烟雨凄然,让年近花甲的苏轼倍感苦楚。
但到赣州后,一切让苏轼感到既陌生又亲切。陌生,是因为初至赣州,人生地不熟,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亲切,缘于赣州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官绅士子的文人相重,让苏轼倍感温暖。当苏轼离开赣南继续南贬时,他已不再畏惧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七年后,苏轼遇赦北归,爱妾朝云和仆人已客死异乡,回来时只有自己和幼子“全躯得还”,让苏轼感触颇多,“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1094年,59岁的苏轼首过赣南,对于人生,他早就沧桑历尽。又过七年,66岁的苏轼再经赣南,对于世态,他已是淡然处之。两次游历赣南,苏轼有着相同的感悟:官宦沉浮已如昨日黄花,友谊至交才能恒古不变。在与赣南官绅士子的诗酒唱酬中,苏轼一路畅游美景佳胜,欣然起行。
(原刊《苏轼研究》2011年第1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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