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苏轼病逝917年的纪念日，发一些旧时文字向苏公致敬！
老土《苏轼徐州日记》节选 苏轼之去
七月丁亥，即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
“八”这个数字与苏轼多有纠结——
他出生于元月八日，一生颠沛流离自此开始。元丰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他在湖州任上被逮捕。八月二十八日，被投入御史台监狱。
这次被从岭南解放回京，虽是没有全部平反，毕竟还是看到了些许希望。但在这年的返京途中，大约是七月八日的样子，行走到常州的苏轼因为其时烈日吐焰，酷暑难当，舟中更是闷热不堪，解衣露坐，贪风纳凉，同时大量饮用冰水，到了夜间便开始拉肚子。这对于一个66岁的老人来讲是不堪忍受的。第二天便爬不起来了。苏轼自病自诊，先是服黄耆(亦称黄芪)汤，此药可疗腹痛泻痢，亦有温补作用。好友米芾前来看望他，送来麦门冬汤，此药由麦门冬、人参、茯苓组方，既止泻，又温补，苏轼认同此药，每日服用。但现在看来苏轼给自己开的药方还是有些问题的。按后来的医生说，这个时候若是以“大顺散”取代黄耆汤苏轼或不致因此亡命。“大顺散”组方为甘草、干姜、杏仁、肉桂，主治中阴暑，食少体倦，发热作渴，腹痛吐泻。之后应以犀角地黄汤取代麦门冬汤。但是否真的有效就不得而知了。
七月十八日，病情转重，亲人垂泪相对。他对守在自己身边的三个儿子说，我自己一生没做过什么恶事，想来丝毫也不会下地狱，你们千万不要哭泣。并在这一天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希望死后葬在嵩山之下，还希望他的弟弟苏辙能为他撰写墓志铭。
又八日，康复已是无望。苏轼好友、杭州维琳方丈陪伴身边，一直与他谈论今世和往生。方丈嘱咐他多念几句佛家偈语，以求康复。苏轼这时写下了他一生最后的一首诗，诗中说，再大的疾患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只有到没有身体的时候才会真的没有疾病。那些咒语都是没有什么用的虚幻之事，当不得真。维琳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呐？苏轼说，我也是读过《高僧传》的。鸠摩罗什应该算是高僧吧？鸠摩罗什行将去世之时，有很多由天竺同来的僧友，替他念梵文咒语。可鸠摩罗什不还是一样死去嘛？苏轼强撑病体，取过笔墨，在纸上写道:“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尤，非命也耶!”说我在岭南荒蛮之地生活这么久都没有死去，现在马上要回家种田了，却面临死境，这不是就命嘛！这二十一字成了先生的绝笔。
常州藤花旧馆
七月二十八日，又是一个带八的日子。常州藤花旧馆。
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短促。家人在他鼻尖上放一块棉花，才好容易看他的呼吸。这时，维琳方丈走得靠他很近，在他耳边大声地说:“端明!不要忘记用力西方极乐世界!”神色恍惚之间，苏轼轻声叹息，“佛家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有的，可惜我没有力量到达了。”也是苏轼好友的常州诗人钱世雄这时站在一旁，对苏东坡说:“现在，你更应该用力去求啊!”苏公的脸上此时似有几分笑意，他这样回答老友说:“著力即差。”后人对这四字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人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一用力就出现偏差。表现了欲求不得之苦。我却是这样想，他的本意是说往生极乐世界是自然而然的事，若是用力便是错了。这似乎更符合先生一生随遇而安、淡泊无求的心态。“著力即差”，是先生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
这一天，先生在患病二十天后寂然离世。
讣告一发，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无论官民贵贱皆是感伤落泪。太学之士数百人，前往哀悼。
我曾两次到苏轼的病逝之地凭吊。当年的藤花旧馆一如当年的逍遥堂被高楼大厦所压迫。未见藤花灿然，只有青瓦白墙入眼。我手抚着大门上的铜钉感慨，忽似有先生的声音从车马喧嚣之中挤了过来，“著力即差”，一切还以自然了然吧！
次年闰六月二十日，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我一直很奇怪。河南郏县，这里不是他的生地，不是他的死地，不是他的官宦地，也不是他说的平生功业地。游走天南地北的苏轼何以把比一生更长的时间交付给了这里？直到2105年的夏天，我匍匐在他的墓前，才得以对其中的缘由略略了解。
他的终老之地的选择同样出于那种伴随他一生的无奈。
一是苏轼选择葬于此地与其弟弟苏辙有重大关系。原因有二。其一这里是苏辙曾长期任职之地。其二在此地设苏家墓地起自于苏辙提议。苏辙曾有书信和苏轼郑重讨论考虑到家乡眉山山高路远、弟兄两人宦游在外官身无着，不若就其近另选家族林地的问题。这里的“其近”是指离苏辙的宦居地汝州较近。照说应考虑离长兄苏轼的居所较近才合常理，可苏轼一生不合时宜、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而苏辙则相对稳定，所以考虑就苏辙之近更加合理。更兼苏辙之三儿媳黄氏（苏逊之妻）亦先于苏轼亡故也需寻地安葬。
因苏轼、苏辙兄弟感情笃厚，苏辙之提议苏轼自当高度重视。
二是暗合苏轼之意。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苏辙出知汝州期间，苏轼由定州南迁英州，便道于汝，与弟相会。其间苏辙陪同苏轼游览汝州名胜。行至郏县，兄弟二人登临钧天台，北望莲花山，见莲花山余脉下延，“状若列眉”，状似家乡峨眉山，二人就有以此作为归宿之地之议。
本文作者在常州藤花旧馆
至于有文字说是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时自己选定此处作归焉之地，应是有误。苏轼的档案上的确有“量移汝州”一说，但事实上他还未及上任又被改任他处了，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在汝州实际任过任何职务。
但他在病重之时，写信于弟，直言：“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说得明确直白，“我死了，把我埋在嵩山之下，由你为我写墓志铭”。郏县苏坟即在嵩山脉系之下。也就说葬在这里的确有苏轼的主动意思。
三是情势所至别无选择。依当时情景，苏轼因病客死常州，家境寥落，若是迁葬四川老家或在常州寻地安葬，财力人力都不足为。所以才有当苏辙征求苏轼葬地意见时，苏轼才有“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更破十緡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见之于苏轼《与子由书》）之说。联系上下文理解，应是苏辙此前就葬地事征求苏轼意见，至少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就用已定墓地，其时已定或已经将先亡的苏逊之妻埋在此处；二是为苏轼另外择地。苏轼选择了前者，而且注明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另外买地太费钱财。说买地要花的十緡钱，还不如用在丧事上。穷困潦倒之时，其弟苏辙是其唯一依靠，据实而论，葬于郏县，应是当时唯一最好选择。
四是或有文化方面的考量。
其一，与苏轼天下情怀相契。乌台诗案苏轼被御史台“双规”之时，苏轼极度悲观，心如惊魂之鸟、沸汤之鸡，给弟弟苏辙写的类似“绝命诗”的诗里，有“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句子，魂归故里落叶归根已不再想。因天下生，自可葬于天下。随处即是是处。随遇而安一直是苏轼宦海沉浮不死的重要支撑，最后的归焉自然也不例外。
其二，宋时有大臣亡要葬在京都五百里范围之内的规则或习俗。就以宋而论，出身庐州合肥的包拯死葬巩县，出身苏州吴县的范仲淹死葬伊川，出身江西永丰的欧阳修死葬新郑，大约都与这习俗有关。与臣子言是表最后的忠君之意，与皇帝言据说是死后的老皇帝便于就近找大臣们聊天。苏轼虽屡经贬谪，但终究是忠君的，把自己葬于离京都较近的地方应是他乐见的。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就在他安葬几个月后，当时的皇帝就列了一个罪臣榜并要求在全国刻碑警示，苏轼可是名列榜首。但即便苏轼有知，他一心向君的思想也应不会改变。
其三，宋时选择葬地有追求“土厚水深”之说，与可能的眉山或常州相比，郏县地貌最为吻合。在郏县时听苏轼研究专家刘继增教授介绍，即便纯从堪舆角度来讲，三苏葬地都符合风水宝地的要件。我对此所识浅薄不敢多议，但实地感觉还是极为认同的。
历史的真实已随千年风吹雨打斑驳难辨。从已有的文字记载中知道，就在苏轼死后的第二年，苏轼诸子从常州扶柩至郏城钧台乡上瑞里(今河南郏县茨芭乡苏坟村),遵照苏轼生前遗愿与第二个夫人王闰之合葬于此。
历史总有许多让我们痛心之处。死后的苏轼仍然得不到安宁。
1102年的五月初四。就在苏轼的灵柩从常州移往郏县墓地的途中。因同情苏轼的太后去世，朝廷风云的再次变化，去世差不多一年的苏轼竟再次被朝廷贬了一回。
1103年，朝廷下诏要求毁掉《东坡集》和《后集》的印版。现在我看着案头自己根据日本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扫描版印制的一套《东坡集》，倍感珍贵。
10年后,苏轼去世11年后，即1112年宋政和二年苏辙病逝,葬于兄墓之左。
1103年九月十七日，苏轼的名字被刻上元祐党人碑。列入九十八名奸臣乱党之中。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7年后的1130年，也就是建炎四年六月十日，建炎皇帝忽然想到看苏轼的书了，他下令苏轼的家人苏迟献进苏轼的书画数轴。并专门强调说，苏轼的书法内容没有一处不是正能量，说的话都有益处，我不是仅仅看他的书画功夫。
又过了40年，1170年，乾道六年，孝宗皇帝接受苏轼老家太守何耆仲的申请，追授苏轼文忠称号。自此，世间有了苏文忠公的说法。
1173年，还是这个孝宗皇帝，为苏轼文集亲自作序，赐给苏轼的曾孙苏峤。
同年二月，又赠给了苏轼一个太师的称号。
这时，苏轼坟前松柏已是虬枝劲发遮天蔽日。先生当可在松下安心听雨。
元朝至正年间,郏县县令杨允置其父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墓之中,故世称“三苏坟”。千百年来,前往凭吊者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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