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
你来信中叫我分析下道和势的区别我想你真是问到点上了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曾全方位的对我调查研究过因为十多年前我对此命题曾与大学的老师交流探讨十多年前你在哪里嘿嘿
我也许神经质了不管你的原由还是认真回答吧。
古人云：士志于道。
道者，天理也。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这是何等真正的浩然之气！几千年来，一代代儒家理想主义者如孟子、屈原、范仲淹、海瑞皆是凭借对道的信念，与昏庸之势作近乎悲壮的抗争，这是古代知识分子历史剧中最令我肃然起敬的一幕。
然而令人悲哀的现实是，道尊于势这一命题除却那些绝望的抗争外，结局往往是道屈从于势，泯灭于势。
从信念上的道尊于势，到实际中的道屈从于势，这一令人悲哀的现实是如何转化的？
我想最初的原因归于知识分子的无根上。
中国知识分子最早的社会身份是游士，他们犹如一叶浮萍，尽管有了其精神依托道．却匮乏于物质的保障，因而常常是穷困潦倒，只得游说四方，托庇私门，靠君主的承认赏识，以求温饱，这就意味着道欲实现其自身，就不得不投身于势，既投身于势，那道还敢尊于势吗？端人碗，受人管，既然为君主所养，那么不为君主做喉舌做智囊，说得过去么？而现实社会是道统者少，政统者多。
在君主制的条件下，在政统之中，体现的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因此需要的是工具、是机器、是听话的奴才，故而知识分子的异化已成必然。
这不由远使我想起张仪、苏秦、李斯、韩非近想起郭沫若、周扬之流。中国文化因此一直是两套语码并行。一套是所谓道德仁义礼智信，这套语码一直薄弱无力，虽经无数代儒生殉力殉身，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一套语码是法术势谋诈刑兵。两套语码一虚一实，一弱一强，一假一真，常常讲的是前一套，行的是后一套。这就形成了一脉相贯几千年的传统。聪明人一上场就径奔后一套而去，自谓为识时务者，也就是执意从势。一部分厚道书生常自期为求道者，乐于亲近前一套语码，然而不久便感到从道乏力，犹豫彷徨，焦灼转悠，不断自问：道乎？势乎？（摩罗语）。
在道与势的冲突之下，知识分子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便形成了几道景观：一种是海瑞的抗势殉道，这是儒家理想主义者悲壮的缩影；一种是退而专注心性修养或娱乐于自然山水，这是隐者的人生道路；另一种是道屈从于势，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势消解了道，吞噬了道，以至认为势就是道，从而完全丧失了自我，与君主的立场合二为一，由价值功能彻底地转向了工具功能，这是俗儒、犬儒的最后归宿。
而另外还有一种，他们既不敢以道抗势，亦不甘屈从于势，于是在道与势、仕与隐、兼善与独善之间徘徊，竭力寻求外圆内方的微妙平衡，这种角色非一般人莫能为。
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对道的追求已不完全依从于势了，道已从独木桥上走向了一个宽阔的境界，这是吾辈之幸也！
亲爱的我以上的分析你还满意吗很喜欢你的这种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长此以住下去我们也许真会火星撞金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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