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90年的21.06‰，持续下降到1997年的16.75‰，且之后出生率仍在持续走低。出生率的持续下降，对应到2019年，就正好是22岁至29岁年龄段的适龄群体总数量的持续减少。
同时，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新生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按7岁上小学起算，大学毕业至少22岁，研究生毕业至少25岁，博士毕业至少28岁。尽管已经达到了适婚年龄，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需要以学业为主要任务，而非婚姻。就算毕业了，也需要等工作稳定下来，积攒足够的物质财富才会考虑婚姻，因此适龄群体里面“适婚”的人，也比上一代要更少。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表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来，中国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的最小单位由家庭逐渐转变为个人。以前经济不发达的时候，过年要吃顿好的，可能得去这个邻居家里借块肉、去那个邻居家里借口锅，然后全家人忙上忙下半天，才能一起吃上一顿简朴的年夜饭。而现在，如果不是为了那个氛围的话，只需要花钱，全家人随时都可以一起出去外面吃顿好的。
这里面反映的，就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带来的影响，每个社会成员都只需要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精进自己换取劳动报酬的能力。其他自己欠缺的资源，都只需要靠钱作为媒介进行交换即可，这是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由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
但问题也随着而来了：既然我自己可以过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要组建婚姻呢？即，个体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导致婚姻作为生产力整合工具的作用被减弱了，进而导致个体结婚的意愿降低。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个体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男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胜吾家”，意思是女性出嫁的话，必须嫁到家境比娘家好的夫家，反之亦然。这是由于在过去的婚姻模式中，女性因为体力上处于劣势、受教育比例低以及社会认可度低，没有资格参与专业度高、收益稳定的工作，能够创造的社会价值远不及自身的繁殖价值，因此婚姻对她们来说，意味着用身体换取下半辈子的物质保障，需要挑选物质条件比自家更好的家庭才更稳妥。
而现在，不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职场收入水平，女性跟男性相差无几，神州行很多领域女性比男性还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单独购房的女性也逐渐增多。
“买房后，自己对婚恋的需求感明显下降了，一个人住觉得很轻松，也没有特别必要去找一个伴儿了。”在一项关于单身族的调查中，一位来自成都的吕小姐这样说。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女硕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中获得硕士学位的女生有6.84万人，占硕士总数的50.3%；获得博士学位的女生1.27万人，占博士总数的48.8%。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认为，“1980后”、“1990后”跟“1960后”、“1970后”明显不同。经济的发展带来收入增长，互联网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轻人看到了外面社会的变化，了解到世界的发展。对他们而言，结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经历，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跟21世纪初日本的“食草一族”概念的流行一样，“佛系青年”这个概念近几年在国内也越来越盛行。
2006年，日本专栏作家深泽真纪在以“年轻一代”为主题的系列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食草族”的概念。她解释道：“在日本，性被诠释成'肉体的关系’。由于这些年轻人对肉体不感兴趣，所以我称他们为'食草族’。”
在环球周报中，有这样一段对“食草族”的采访：
“食草族”高桥表示：“谈恋爱太费精力了，为了让她喜欢我，我得放弃每个周末，我可不想那么做。”
另一名“食草族”镇幸永山，则承认自己在谈情说爱方面比较笨拙。
社会学家酒井茂分析指出，许多“食草族”在异性面前打退堂鼓是因为他们不擅长沟通。“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而且父母忙于工作，根本没时间交流。但是他们有电视、音响和游戏机，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也能自得其乐，所以与人交流的技能下降。
由于欠缺社交技巧、社会责任过重、个体缺乏生活目标，导致了日本御宅一族、食草族的诞生。这些年轻人闲暇时间宁愿去二次元世界跟虚拟恋人相处、玩游戏、暴饮暴食或者沉迷连续剧，也不愿主动去跟异性接触，更别说恋爱和结婚。
中国的“佛系青年”没有“食草族”那么颓唐和消极，更多是年轻一代面对社会压力的一种无奈自嘲。但相较于恋爱和结婚这种可能带来精神、经济双重压力的事情，刷刷搞笑视频、吃喝玩乐这些能够让大脑快速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部分恋爱和婚姻的作用，在价值多元，且娱乐至死的年代，想从其他途径寻求到心理的慰藉并不是一件难事。生物繁衍的根本驱动力被当成娱乐消耗，社会负担过重，个体生产力提升，导致追求个人幸福成为了政治正确，个人幸福的方向与婚姻的方向相悖，那人自然就不会有想结婚的想法。
上一辈的婚姻并不比这一代人的婚姻更幸福，但之所以当时的离婚率远远低于当下，是因为离婚成本高。这个成本，既有看不见的机会成本，也有看得见的物质成本。
在那个结婚领证都要单位开证明的年代，离婚是邻里乡亲都喜欢讨论的八卦新闻。离婚当事人的社会名声则往往会一落千丈，且会一直被别人当成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充当他们教育子女的“榜样”，别说另找“真爱”了，连抬起头做人都需要勇气。而在现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丁克、同性恋等原先社会不认可、不理解的关系类型都逐渐被社会所接纳，离婚自然也不会给当事人带来像之前那么强烈的内心压力了，离婚后再婚，也是一件高概率可行的事情，离婚并不意味着失败和结束，而是重新追求幸福，是新生。
从物质的角度说，缔结婚姻，意味着男女双方的卷入程度达到最紧密的层次，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也是你的东西，双方互帮互助降低生活成本。而一旦分手，则意味着自己又需要重新回到独自生活的状态中，所有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一个人操心，生活舒适度会瞬间下降。而在当下这个个体生产力水平提升的时代，无论男女，一个人自给自足完全不是一件难事，更有婚前财产协议这类法律保障可以撑腰，想要在自身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离婚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此离婚意愿更可能被付诸行动。
大数据显示，离婚率最高的城市依次为北上深广，离婚的六大原因分别为：出轨、家暴、性格不合、婆媳不和睦、不良嗜好和购房。其中，全职妈妈和IT 男性出轨率最高。
自2000年以来，短短十五年间，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均含同居），发生过外遇的比例一直在不断增加，且还有加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与2000年进行对比，丈夫出现外遇行为的频率是原先的2.9倍，妻子出现外遇行为的频率是原先的3.3倍。
2000年，每十对夫妻里，就会有一对里面的一方存在出轨行为；2015年，大约每3个丈夫和每7.5个妻子中，就有一个曾经出轨。
个体对婚姻忠诚度的下降，导致适婚群体建立婚姻的意愿进一步降低。毕竟身边那么多反面例子都在论证“婚姻是不可靠的”，要让年轻人鼓起勇气进入婚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适婚群体人数下降，直接导致可能进入婚姻的人数减少；
个体生产力水平提升，一个人可以承担全部生活成本，削弱了婚姻的生活功能；
情感替代品增多，导致个体缺乏进入婚姻的动力；
离婚成本降低，导致婚姻维护难度加大，“宁换不修”；
婚姻忠诚度下降，导致婚姻神圣感消失，婚姻自身的价值受到挑战。
钱钟书的围城困境，是“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而我们这一代人的围城困境，是“外面的人不想进去，里面的人还想出来”。
围城之外的，是人性的贪婪、自私、功利、怠惰和色欲。
围城之内的，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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