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后，惊慌失措的唐廷从四面八方急调人马征讨叛军，当时远在5000里以外、负责镇守西域的安西、北庭2大都护府接到灵武即位的唐肃宗诏令后，也立即选拔出1.5万余精兵，在至德年间（公元756至758年）分3批开赴关内参战。
与此同时，由于河西、陇右驻军大多回师平叛，导致上述防区兵力空虚，与唐帝国长期为敌的吐蕃趁机蚕食，短短两三年时间就攻陷唐朝数十州，以至于凤翔（今陕西凤翔）以西、郐州（今陕西彬县）以北的唐朝版图几乎全部沦陷，吐蕃兵锋距长安城最近还不到300里，大唐国防形势空前严峻，也由此拉开了西域唐军在与内陆（中央政权）长期失联、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坚守唐土30余载艰苦历程的序幕。
总体来说，安史之乱后唐军在西域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是公元760至766年，随着2任河巳西副元帅（主管河西，兼管北庭与安西）杨志烈、杨休明先后死去，河西、北庭、安西3道联防制度逐渐解体，这一时期吐蕃侵攻、唐军内讧，西域局势持续动荡。
第2阶段是公元767至786年，在尔朱氏、李元忠（原名曹令忠）、郭昕（大唐名将郭子仪的侄子）等爱国将领主持下，西域社会、经济秩序逐渐安定，军心士气得以恢复，同时唐军还结好回鹘、沙陀共抗吐蕃，从而维持了长达20年的相对和平时期。
第3阶段是公元786至792年，吐蕃趁李元忠等老将纷纷故去之际，出兵猛攻沙陀、回鹘，使西域唐军顿失外援。虽然这之后回鹘也曾派兵驰救，终究没能挽救危局。公元790年，北庭失陷。2年后，以西州被吐蕃攻占为标志，唐朝势力基本从西域退出。
那么，在30多年时间里，除了回鹘等盟友力挺外，西域唐军又做了哪些努力来苦撑危局、长期抗敌呢？
与坊间流传的“安史之乱后西域唐军兵力空虚”一说正相反，当时唐朝负责镇守西北边疆的安西、北庭2大都护府，下辖兵力（汉兵＋番兵）少说也有6万至7万人，即便抽走1.5万精锐参与平叛，留守部队仍超过5万之众，而且战斗力同样十分强悍。
据敦煌出土文书记载，直到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安西4镇唐军仍堪称“骁雄”，部队列阵后如“排风骤进”，而类似文字在描述安西名将李嗣业的史料中也能看到——史载，李嗣业身先士卒，带领安西军陌刀队“如墙而进”所向披靡，杀得安禄山叛军“人马俱碎”大败而归。可见，即便孤军浴血数载后，西域唐军依然战力不减当年。
需要指出一点，虽然不少文学作品极力渲染“白发兵守孤城”的苍凉悲壮，但实际上安史之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域唐军虽不乏服役多年、百战余生的“苍首兵”，但普通士卒还是有正常新老交替的，部队也以青壮年为主。否则的话，光靠一帮大叔甚至老爷子（平均年龄40至50岁），显然无法抗击强敌那么久。当然，老兵的宝贵实战经验和“传帮带”示范作用，也不容小觑。
那么，在治下人口不过百万的西域，唐军如何补充兵力缺口呢？首先是“子承父业”。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廷下达敕令，允许并鼓励士卒携家属戍边，还给予田宅奖励。
从时间来看，公元760年与内陆交通被吐蕃切断之际，西域军户已繁衍生息20多年，人口想必增加不少，且很多孩子已成年（按唐制规定，男子16岁服杂役，21岁服兵役），这些新生代给守军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并构成了之后西域唐军的中坚力量。
除汉人外，当地效忠大唐的少数民族健儿（番兵）踊跃入伍报效，也使得西域唐军兵力规模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很快衰减。据考证，2大都护府所辖军队中，番兵比例能占到30%至40%。
而在富有传奇色彩的安西4镇末任节度使郭昕上位前，坐镇北庭的曹令忠（出身“昭武九姓”的河东粟特人，后因功被唐廷赐姓改名李元忠）、主持安西军务的尔朱氏（羯族），都是“如假包换”的胡将。恰恰是这些少数民族将领，誓死效忠唐廷，采取强有力手段稳定住了安史之乱后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西域战略大局。
由于世代戍边，西域唐军的乡土观念极重，“保卫家园”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身家性命。举个“反面例子”——公元783年参与“泾原兵变”的5000叛军，其主体就是20多年前万里勤王的西域唐军余部（很多人都是父子、叔侄）。他们对于长期逗留内陆不能返乡（西域）颇为不满，再加上朝廷犒赏不力，结果引爆了这些“弃父母妻子”奔赴国难的老兵心中压抑许久的怒火，最终酿成祸乱。
值得注意的是，唐帝国前期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开发，也为当地唐军长期坚守打下了较为雄厚的民心与物质基础。史载，唐玄宗开元年间，仅安西、北庭2大都护府直辖的屯田面积就达20万亩，按亩产最低100斤粗略估算，每年至少可收获粮食2000万斤，相当于唐军人均400斤。再算上疏勒、伊吾等屯垦区，当时西域的农业足以保障驻军衣食无忧。
据宋代《太平广记》记载，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前），敦煌地区屯田连获丰收，除满足戍边军民需求外，大批富余粮食还经灵州（今宁夏灵武）转输，通过黄河顺流而下，漕运至太原仓储藏“以备关中凶年（饥荒）”，鼎盛时期西域屯田粮产量之大可见一斑。
同时，唐帝国在西域修桥铺路、布设驿站/驿馆体系（沿交通干线和重要支线，每隔30里建一处驿馆或驿站），再加上强大驻军沿途护卫、都护府平息各部族矛盾，很快扭转了西突厥为害以来的凋敝状态，使西域商旅往来与物资流通很快复苏，丝绸之路也比以往更加繁荣。
西域唐军还自力更生铸造钱币以充军资。从上世纪90年代新疆库车（古称龟兹，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考古发掘出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钱币来看，当时唐军铸币数量很大、流通范围也很广，他们利用山区质地优良的铜铁矿藏和龟兹高超的冶铸技术，采用唐代宗年号“大历”并仿照开元通宝的式样，铸造了“大历元宝”。
由于和内陆音信不通，直到公元781年安西守军才经“回鹘道”与唐廷恢复联系，并得知唐德宗继位并改元“建中”，遂又新铸“建中通宝”。不过，此时西域战局已逐渐变得对唐军不利，因形势所迫、物资匮乏，出土的建中通宝普遍铸造得比大历元宝粗劣。
另外，西域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也无形中助了唐军一臂之力。虽然吐蕃整体实力远超安西、北庭，但在西北战区却难得施展，大大延迟了其进军步伐。西域和中原不同，这里的宜居地和农耕区都环绕分布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大大小小100多个绿洲内，依靠高山融雪灌溉、生存。
唐军只要守住这些绿洲城邦或要塞，就能有效削弱、威胁吐蕃大军的漫长补给线。而且，吐蕃士卒远离高原，进入海拔较低、多干热风沙而少水草的沙漠瀚海，人马难免水土不服，这同样会严重影响其战斗力。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吐蕃人争夺西域的过程之所以十分漫长（超过120年），与其对外界环境（特别是西域战区）的适应、熟悉程度不断加深有直接关联。
相关史料同样印证了西域战局的演变——据《旧唐书》记载，“贞元二年（公元786年），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卒”。以此为转折点，吐蕃对西域的攻势骤然提速。同年，唐朝在河西的最后一个据点沙州（敦煌）陷落，吐蕃由此开始将主力转向西线，发起了针对北庭、安西2大都护府的全面进攻。
随着公元792年吐蕃陆续攻陷西州、于阗、疏勒、安西等孤立城池，西域唐军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再此后史料中出现的西域争夺战，主角其实已经变成了相互争雄的吐蕃与回鹘。
最后再多聊几句——坊间有说法认为，敦煌出土的西州文书中曾发现“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字样，于是据此推断直到北庭都护府沦陷13年后，仍有唐军坚守在西州。这一观点虽表现了北庭唐军将士的忠勇与拼死抗争的悲壮，却未必与史实相符。
首先，写有“贞元十九年”的西州典籍并非正规的唐代军政文书，而是一部大乘佛经，所标年号实为当时抄写经文的僧人为记录勘读次数而加上的批注。
考虑到吐蕃攻占西域后，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当地佛教信徒众多）而大大提升佛教地位（尊崇为国教），对于寺庙和僧人采取怀柔、宽容政策，以及803年前后西州在吐蕃、回鹘之间反复易手的混乱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直到吐蕃占据西州10余载后，当地僧人还敢私下沿用唐朝年号（回鹘当时是唐朝盟友）。
其次，公元803年爆发的西州争夺战，交手双方是吐蕃与回鹘，而非臆想出来的联手回鹘的“北庭唐军余部”和吐蕃。须知，西州是当时大唐在河西地区的最后据点，公元790年北庭失陷，末任节度使杨袭古带2000余残军撤到西州，与当地守军合兵一处，应该还有数千之众。
然而，此刻西州已不可能再获得其他唐军支援（内陆部队过不来，安西唐军自身难保）。当杨袭古联络回鹘发起的第2次北庭之战失利后，他本人遭回鹘暗算丧生，残部仅剩百余人不知所终。但可以肯定，杨袭古带走的肯定是精锐主力，西州则防御空虚。正因为如此，公元792年，吐蕃才得以攻占该城。
很难想象，从公元792年第一次被吐蕃攻陷到803年回鹘发兵西州，这期间还会有一支以老弱病残为主的所谓“唐军余部”不仅夺回西州，并在四面被吐蕃人包围的情况下坚持达11年之久。显然，这样的说法是违背常理的。
第三，吐蕃对西域的统治比较短暂，同化政策也不成功。直到唐朝灭亡（公元907年）多年后，不少西域居民仍奉唐为正朔。比如公元912至966年在位的于阗王尉迟婆跋，始终以“唐之宗属”为荣，并将改唐朝国姓取名李圣天。这位于阗王不但与同样尊奉唐廷的沙州归义军首领联姻、结盟，还在北宋建立后主动派使节朝贡称臣。可见，西域脱离中央政权管辖100多年后，当地心向大唐者尚如此之多，更遑论贞元十九年的那名西州僧人。
至于还有说法认为，坚守安西（龟兹）的唐军直到元和三年（公元808）才最终兵败，则主要是根据唐代诗人元稹当时所做《缚戎人》一诗进行的推测。
但问题在于，诗中提及的安西老兵明确讲自己少年时代（不超过15岁）“随父戍安西”，并见证了大唐盛世崩塌（诗曰“天宝未乱犹数载”）、河西走廊被吐蕃攻陷（诗曰“河渭瓜沙眼看没”，此处“河渭瓜沙”均为唐代河西州名）的全过程，可见他到西域的时间最晚在公元760年，因为之后西域与内陆联络基本中断，再无内陆戍卒开赴安西。
而安西最终被吐蕃大军攻陷时，这名老兵仍为“少壮”——理由同样是诗中所说的吐蕃人将俘获的唐军精壮掠走为奴，而将老弱砍掉脚后留下任其自生自灭（诗曰“少壮为俘头被髡，老翁留居足多刖”），可见其被俘时年龄最多40来岁（古人超过50岁就算年老），以此推断前者在安西生活、戍边30年左右，这个时间段也与唐朝军力在该地区的兴衰过程基本吻合。
恰恰从这个例证来看，“西域唐军最终坚持到公元792年前后”是比较可信的。即便如此，一支困守飞地的孤军能独撑危局（从760年算起）达30余年之久，已堪称军事史上的奇迹，足以令后人为之击节感慨、敬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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