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乱始于天启七年（1627年），由陕北而起，蔓延整个北方。崇祯六年（1633年）十一月，闯军自山西渡过黄河，进入河南渑池，河南成为此后十年之内的帝国内战主战场之一。
崇祯七年至崇祯十二年，河南地区受兵燹与灾害双重荼毒，“骨肉相食，死者相继，十室九空”，可谓人间地狱！然而，闯军却以此为机会，扩张势力。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大军先后攻取开封和汝宁，基本控制河南全境。
明廷在河南地区的统治迅速瓦解，“朝廷亦不复设官。间有设者，不敢至其地，遥寄至他所”。至于崇祯十七年，闯军已经在河南各州县设立了各级官吏，宏观层面完成了政权构建。闯军的大顺政权没有正常的财政供养体系，所以其地方官吏的主要职能是以军事暴力手段攫取经济资源，即没收田产和所谓的“追赃助饷”。大顺军“追赃助饷”政策的最大受害者是河南地区的缙绅阶层，“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既而闻各州县皆然”。
明朝官方统治秩序在河南已经瓦解，大顺军的制度体系既粗糙，又不能实现全面覆盖。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很多地方出现了很多丛林法则逻辑的地方武装势力，主要分为实力雄厚的地方士绅建立的寨堡和乡民或盗寇建立的土寨两种。
从政治立场而言，士绅寨堡是比较倾向于明廷的，而底层色彩更浓的“土寨”则是在各方势力之间依违不定。崇祯六年“渑池渡”之后，河南地区就出现了“流寇披猖，土寇因而蜂起”的乱局。地方各种体制外军事力量，“啸聚萑苻，各霸一方，……互相雄长者数十家，或称副将，或称游击，或称参将，或称都司，或称守备，五营四哨，族旗号令，一仿总镇行事”。
崇祯十二年以后，随着明朝统治在河南的崩溃，依附于体制的士绅寨堡渐渐陷入颓势。更显“盗寇”性质的土寨则声势浩大，经过一番兼并，形成几个比较大的“营头”，“洛阳则际遇，汝宁则沈万登，南阳则刘洪起弟兄，各拥兵数万，而诸小寨悉归之。或附贼，或受朝命，阴阳观望”。
相较于体制和秩序色彩更强的士绅寨堡，建筑土寨的“土贼”则表现出很强的破坏性。譬如，据道光《泌阳县志》记载，“甲申春······西北土寇李好伙贼陷城，县署民房悉为灰烬，自是人烟断绝，蓬篙铺地。”乾隆《襄城县志》也记载，“崇祯十六年，大饥，土贼数进城市，男女衣服殆尽，财物一空，冻死、饿死、杀死、拷打死者尸相枕，残毒甚于闯贼。”
诸如此类的“土贼”屠戮人民的事情，在明清河南方志史料中比比皆是。除了感慨蝼蚁多艰，更要看到的就是天崩地解的秩序崩坏。然而，到了崇祯十五年，明朝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式的复苏迹象，河南地区的“土寇”也出现了政治立场的变化。
李自成大顺政权在河南设官，无疑是对河南社会进行一种嵌入式的权力渗透，而这自然会与本地“土寇”势力发生冲突。大顺政权想重建一套新秩序，而“土寇”则想保住割据一方的既得利益，火拼成为必然。民国《郏县志》记载了一件大顺军镇压土贼的事情，“崇祯十五年，土贼蟊起，杀人如麻······明年二月，李自成至，杀土贼”。
既然不能容于大顺，土贼们就会非常利益驱动地转向大明，这与忠诚无关。河南境内的几个势力较大的土贼集团都相继被明廷招安，如刘洪起接受了明廷西平副将的任命。崇祯十六年四月，李际遇也被明廷招安，随后与李自成军发生冲突。是年十月，被明凤阳总督马士英授予副总兵之衔的沈万登发动“汝宁之变”，斩农民军将领马尚志。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杀。但是，四月底山海关大败于清军，李自成迅速逃离北京。这一消息传至河南，又促使了仍在豫省境内的明廷官员与地方军事势力进一步合作。五月间，明归德知府桑开第“忽闻贼败，遂由考城疾驱渡河，是夜，即分兵驰州县，执诸伪官，皆获之”。
不久之后，桑开第又率军攻克鹿邑、宁陵、考城、夏邑等豫东州县。开封推官陈潜夫通过河南参政袁枢联络各地故明将领反正，并笼络刘洪起，率兵攻占杞县，驱逐大顺政权河南巡抚梁启隆，并“擒南阳、开封诸伪官传送南都”，为明朝收复黄河沿岸土地数百里。
当时的北方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大顺政权看似强大，但北京一败，地方迅速溃散。明朝南方势力在基本面看也还算完整，南京的弘光政权也具备合法性和号召力，但是并无能力涉足中原，“是时江南草创，号令仅及江淮，中原无主，群盗如猖毛”。
桑开第、陈潜夫这些忠于明朝的官员致力于恢复河南地区的秩序，手中并无多少现实的军事政治资源，只能选择与土寇结盟，同时自行设官，而后求得南京朝廷的追授。桑开第与贡生侯方岳谋划，自刻巡抚关防，“遂以署抚行事，而委用州县官员焉”。随后他向弘光朝廷上疏表示‘徜若迟之又久，倡义无人……恐难偏安于南都也······今河南无按臣，臣不敢不代按臣急言之。”与桑开第差不多同时，陈潜夫也自称河南巡按御史。
桑开第和陈潜夫的自主行为后来也得到了南京弘光朝廷的认可，在二者的合作下，河南五府大部分地区在形式上就回到了明朝手中。这一年七月初，弘光朝廷“命礼部议遣河南宣诏官及辞朝起行时日。又命吏部察明河南守令悬缺，尽数遴补”。
但是，弘光朝廷却又一次以嵌入式权力介入了河南地方军政权力格局。八月，任命越其杰为河南巡抚。十月，又任命张缙彦为河南总督，以王之纲为河南总兵。看似重建了河南的军政权力，其实又增加了复杂性。
弘光朝廷在河南的治理仅仅是停留在诏令发布层次上的，权力根本无法渗透到基层社会，“土寨”仍然是中原大地真正的统治者。所以，如何笼络土寨土寇势力是明廷在河南最重要的任务。对河南情况有深刻了解的陈潜夫就非常重视对土寨的笼络，“时开封、汝宁间列寨数百，刘洪起长之；及洛阳李际遇、南阳萧应训，皆为潜夫所结”。
弘光朝廷也意识到土寨势力的重要性，将接受招安的河南土寨武装纳入体制内。七月，明廷授予刘洪起、李际遇总兵衔。十一月底，弘光朝廷听从陈潜夫的意见，对于名义上是明朝将军，实为割据武装的许定国进行拉拢，命其“镇守开封、宛、洛，挂镇北将军印”，承认其势力范围。
弘光朝廷能够巩固，甚至延伸在河南的势力吗？答案还是否定的！
弘光朝廷继承的是烂透了的明朝底子，即便在河南那么复杂的军政环境中，党争依然纠缠不休。桑开第在归德擒获大顺政权官员十余人后，派睢阳参将丁启光护送俘虏至南京，但丁启光借助其兄原兵部尚书丁启睿的权势与关系冒领功劳。随后，陈潜夫也上疏弹动桑开第“擅充巡抚，妄委官员”，逼得桑开第不得不渡河往山东避难，不知所终。
八月之后，朝廷任命的河南巡抚越其杰到任，此翁的风评是“老惫不知兵”。莅任河南之后，越其杰又贪墨军饷，骄横自大，蔑视土寨武装，“故为尊严，厉声诘责，诋以贼”，一反陈潜夫的笼络政策。为了排挤陈潜夫，越其杰向大学士马士英诬告陈氏。陈潜夫在此时卷入南渡三案中的“童妃案”，被弘光朝廷下狱。
河南政局与南都党争互为表里，弘光朝廷这样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给河南地方军政势力的斗争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平台；河南的军事力量又称为南都党争背后的筹码。
如此，大明朝能不灭亡吗？清军很快就要进入河南境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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