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素来就有“人间天堂”的美称，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环境，苏州都算得上江南一流水平。墨画般的江南烟雨中，伴随着小桥流水的温情，人杰地灵的氤氲下，古往今来，智慧的苏州人创造了博大精深、刚柔并济、瑰丽婉约的苏州文化。乡土柔情、园林气韵、江南才子、吴侬软语……
这些苏州的代名词自遥远的古代便为苏州百姓们耳濡目染。苏州的文化深远而源长，只怕是几天几夜也无法说完讲尽；也正因如此，古代状元大多出自这里了。
隋朝创立科举制度，而“状元”一词则是出自唐代。从唐到清，苏州是历史上产生状元最多的城市。《苏州状元》书中就明确地计算了苏州历史上有过的状元数量，其中武状元有五人；而文状元就高达四十五人，数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各大小城市，稳居状元人数榜首。
据统计，清代的苏州府就出状元达二十六位，占据将近全国状元人数的五分之一；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中“六元”的才子就是苏州人钱棨，钱棨因而被世人尊称为'小三元'。
作为“状元之乡”的苏州，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苏州的地理位置属于温带，毗邻海洋，其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海洋性，这样的气候使得苏州每年都有丰沛的雨量，阳光充足，温暖湿润，这样的气候特点导致苏州的农作物生长茂盛，一年二熟甚至三熟。
苏州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此处江河密布成网，河道交错，水域广阔，又有优良的自然港口条件，水运交通便利。加上土壤肥沃，土地平坦，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经济腹地广；物产富足，鱼虾肥美，从古至今的“鱼米之乡”。
苏州粮食作物水稻、麦子；经济作物棉花、蚕桑等年产量极高，南宋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也因此，春秋时期的吴国、战国时代的越国、两晋时的吴国(后吴)都将苏州作为国都，在南宋初年赵构南渡还将苏州作为行都。
在这种富庶温和的江南水乡下，古代苏州的百姓安居乐业，很少担心食物短缺、干旱严寒等情况的发生，人们减少了对基本生活条件的忧心和那些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的烦恼（比如没吃没穿；水源严重缺乏；沙尘暴，山体崩塌、滑坡等自然灾害），从而花更多的心思去思考怎么提高物质条件，而且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文化发展；更多积极有志的青年人则开始走向了为官入仕的道路。
自隋文帝统一江南一带后，北方人口开始陆续向苏州等江浙地区迁徙，南方大片土地得到开发。在公元587年，因为朝廷对军事基地、后方力量建设的需要，杨坚继春秋吴王开通邗沟后再一次疏通邗沟，将淮河水引入长江，淮河与长江流域的地区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
后来到了隋炀帝时期，公元605年，杨广下令调征淮北、淮南各郡的黎民百姓数以百万人大举开挖水渠、修通江南运河。通过这条沟通南北地区的黄金水道，京杭大运河上开始繁忙起来，各地船只和货轮来往，货物和商品流通不再局限于一部分和一小块地区。
与此同时，隋唐时期还扩修汴渠、广通渠、永济渠等水运系统，江南地区河道因此而联系成网，同时也减少了水旱灾害，水运交通更加便利和发达。南北之间粮食物资等运输，不管是官府主导的还是民间商贩运输，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隋唐时期的统治者十分重视江南一带的洪涝灾害问题，改善农田灌溉系统，他们整修练湖、治理钱塘江等湖泊水患问题，湖堤、斗门、涵闸等较为先进的水利工程的建设使江浙地区的农业和经济迅速发展。
由此，苏州成为东南沿海一带水陆交通的咽喉要冲，南北方各地的物资商货在这里集散，甚至通过东海流向国外。除了完备齐全的水利工程、发达的耕作技术、以及由于人口南迁和战争等因素从北方等地带了大量先进的生产工具外，养蚕叶和采茶业等普及也促进了江浙太湖平原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第一次是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那段时期由于北方年年征战，社会混乱，北方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百姓为了寻找安身之所、躲避战争灾祸便来到了偏安一隅、相对富庶的江浙，苏州一带的农耕不断发展，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第二次南迁是由于在唐天宝十四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北方军阀割据势力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大批人口流入南方，苏州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同时从北方带了先进的纺织、蜡染技术，采茶、采桑养蚕、制瓷业等家庭、民营手工副业兴盛，南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一度超过了北方，当时便有“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的俗语。
靖康之乱后，两宋时期的那次大规模北人南迁，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全国的经济重心全在南方，而苏州因此成为了古代东南地区经济的中心。到了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兴起了大批工商业市镇，苏州的长途贩运贸易十分发达。
加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清朝晚期，欧洲传教士带来的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开始在江浙沿海一带传播，江南地区的手工工场最先在这里出现，大量的劳动力和全国领先的工业技术促使苏州的社会经济繁荣昌盛，也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物质文化水平远高于其他中西部地区。
从古至今，苏州地区很少发生战争，社会比较安定。由于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大部分国都的选址都在北方（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等决定），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都位于北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代大部分战争都聚集在北方，而这一因素对于苏州的好处就是——社会环境的稳定，远离战乱带来的侵扰。
除了受战争破坏程度小外，政府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苏州的社会发展。单发生在苏州本地的典型案例就是元末明初的苏州阊门移民。朱元璋在于苏州割据势力之一的吴王张士诚（当时的红巾军领袖）争夺天下之时，由于张士诚的势力被朱元璋攻破，他也因此被俘。
朱元璋便将苏州百姓驱至淮阳二州，这件事被后人称为“洪武赶散”，或云“奉旨迁徙”。由此，苏州地区的开发由南扩展到了苏北，人口流通来往更加频繁，物资交易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
随着东汉以来造纸术的发展，纸张渐渐取代的竹简，并向全国推广，书写材料得以改进，文化传播更为便捷，普及范围更广。而江西、苏州一带直接成为全国连史纸、皮纸等材料的重要来源地。到了宋代，书写材料开始多样化，质量也越来越高，出现了楮桑皮纸、宣纸等，最著名的就是产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徽宣纸，其质地细密，色泽洁白，轻便软柔，还能保存很久，时人冠以“纸寿千年”的美名。
苏州除了有发达的造纸工业，还有成熟的印刷技术，使书籍的大量出版得以实现。隋唐时期，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给文人们带了了又一喜讯，这是一场书写文化的改革；加上北宋时的活字印刷术，文化知识开始广播民间，文学艺术、诗词歌赋大量出版，就连下层阶级的老百姓都可以读到四书经典、志怪小说。印刷术推动着文化的普及，也迎来了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们的春天。
而南迁过来的南宋是一个文化大国，太湖地区成为经济文化的龙头地带，苏州成为全国刻书业的中心。与此同时，书院、私塾、学府等教育机构广建，大批文人才子聚集在这里，留下了数以千计的经典名作供当地人研读学习，因而苏州的藏书富可敌城。
著名的文化大家像苏东坡、范仲淹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历史足迹，而明清江南四大才子（唐寅、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就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当然，还有大量历史文化古迹熏陶着苏州的百姓，例如元朝时期的西园寺、明代王献臣在其晚年时期修建的拙政园、嘉靖年间的留园（四大名园之一）等等。
苏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吴文化就是在这里起源的。此地农桑发达，物产富饶，千年前就有其根基了，《史记·周本纪》中记载“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
几千年前，泰伯在此开拓，仲雍在此建国，孔子在此讲学，阖闾在此称霸、勾践在此卧薪……自那时起，吴氏族谱也开始一代传一代，一个家族的祖训对个人的文化影响起到了深远的作用，温和的苏州人更注重书香门第的建设，重学崇文、积极入仕以光耀门楣的祖训观念在世代相传的子孙意识里印上了深刻的烙印，这是家教对苏州人的意义。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加上苏州人的不断努力，苏州成为一座文化大都；中国历史上的状元之乡不是因为运气才属于苏州，而是真的有那份实力。
参考文献
《吴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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