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它就是东正教。
关于东正教在俄国传播的历史其实早在古罗斯国家（俄国前身）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由于初来乍到，东正教的势力十分弱小，只能沦为国王的附属品。
然而，13世纪蒙古的崛起使得东正教获得了历史的转机。
由于蒙古人的扩张，古罗斯国被迫成为蒙古的附庸，精明的东正教会首领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很快，东正教就脱离了古罗斯的控制，转而投入了鞑靼人的怀抱。
在鞑靼人的支持下，东正教扶植了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也由此成为了古罗斯国中最为强大的势力，正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强大后的莫斯科公国也不忘东正教的栽培之恩，极力将东正教扶上了主教的宝座。
在随后的几百年里，东正教的势力越来越膨胀，在兼并了古罗斯国其他少数派宗教之后，东正教成为了罗斯民族唯一的信仰，这虽然有利于罗斯民族的精神统一，但是对于彼时的统治者而言却并非是一件好事。
东正教的极度膨胀使得王权地位一落千丈，国王等王权代表虽然有着世俗权力，但是教会给予的精神压力让他们不得不处于被动地位。
到了罗曼诺夫王朝时期，东正教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教会已经不满足于只统治精神世界了，而是将触手伸到了政务上，企图将教会的影响力延伸到世俗政务的管理，大有成为了国家实际统治者的势头，这让原本就受到教会压迫的王权感到深深的不安。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教会首领尼康！
尼康是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一位教会首领，在米哈伊洛维奇成为了沙皇之后，他与沙皇之间达成了一致：宗教不能过多地干预政务。
之后，在沙皇的支持下，尼康对现有的宗教模式进行了改革。不过，尼康所谓的改革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与其说是改革，倒不如说是修正。
举个例子，尼康的改革就是把之前的“三指画十字”变成“两指”；把教堂的跪拜礼仪改为鞠躬等等。
应该说，这种改革跟糊弄人没什么差别，不仅如此，尼康还在改革的时候提出了“政教日月说”，即宗教是太阳，王权是月亮，这二者谁大谁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这让支持他改革的沙皇吃了一嘴的亏，咱俩明明说好宗教不干预政治的，你倒好，直接骑到了我的头上，不仅是沙皇，许多国内的贵族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
在国王和贵族的联手反击下，东正教会内部开始出现了嫌隙，教会内部逐渐产生分裂的倾向，原本牢牢掌握在尼康手中的教权被分化，东正教的既有权力大大减少，这给后来上位的彼得一世进行的彻底改革奠定了基础。
1682年4月，彼得一世继位成为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任沙皇，他一上位就开始着手制定对于东正教的改革计划，和前任沙皇不同，彼得一世一眼就看出了教会权力膨胀的原因——太有钱了。
在彼得一世1682年刚刚继位的时候，【彼得大帝，是后世对彼得一世的尊称。彼得一世(1672年6月9日-1725年2月8日)，原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是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之子，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1682─1725)。俄罗斯沙皇(1682年-1725年)、俄罗斯帝国皇帝(1721年-1725年)，著名统帅，1682年即位，1689年掌握实权发动改革。作为罗曼诺夫朝仅有的两位"大帝"之一，彼得大帝一般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杰出的皇帝。在位期间对俄国推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改革，他制定的西方化政策是使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国的主要因素。】
东正教所掌握的地产数量相当庞大，而且教会所掌握的地产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国家用地减少，教会地产增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越来越困难，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教会雄厚的资金力量就是它敢于和王权叫板的根本原因。
为了削减教会的经济实力限制教会财产，1701年彼得一世下令将部分教会的财产收归国有，这其中就包括修道院、教堂、僧侣集团乃至牧首的财产，并规定教会人员手里剩余的土地都要进行国家征税。
除此以外，彼得一世还将教会的土地财产管理权收归国家，教会不再享有对于土地征税的权力，为了严格控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彼得一世还对修道院和教会领地上的土地数量以及农民的名单进行登记清算，对于隐瞒实情的人一律处以重罚。
彼得一世实施的教会经济改革措施，不仅使教会失去了对自己的土地、财产的支配权，同时也加重了教会的经济负担。教会要交纳沉重的赋税，在修道院衙门的管理下，教会每年都必须将款项全部上交到国库，从而导致教会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没了钱就没有了跟国王叫板的资本，接下来彼得一世的行动就更加顺利了。
1700年，第11任教会牧首去世，彼得一世当机立断，以国王的名义命令暂停牧首的选举，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没有了牧首，那么教会内部的权利归属就是真空的，没有人敢僭越国王的命令来行使教会权力，这就给彼得一世的改革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牧首选举一停就停了好几个月，正当大家十分纳闷的时候，彼得一世终于宣布恢复教会正常秩序，随即颁布了《宗教章程》，并规定以后东正教就没有牧首这个职位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法令，大家都依法行事。
谜底揭晓了！牧首不是暂缓选举了，而是直接被抛弃了，躺在牧首宝座上的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部法典！
都说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牧首都没了，那一切还不都是沙皇一个人说了算？果然，1721年，彼得一世宣布沙皇身兼两个职位——国王+大牧首。
为了强化这一观念，世俗统治机构采取了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管理教会事务的教会委员会，用教会委员会取代了大牧首的权力，所谓的“教会委员会”就是沙皇的象征。
彼得一世对教会管理机构的改革，基本上结束了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斗争。
牧首制的废除让教会成为了世俗政权的附庸，沙皇终于把俄国的东正教会完全控制在国家的统治之下了。
彼得一世对于教会的改革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影响就是教会正式成为国家的附属机关。而宗教院就是东正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
东正教的主教公会只能向沙皇提请候选人名单，但沙皇完全不采纳公会所提供的候选人，至此教会完全成为国家的下属机构中的一部分。
教权的衰落意味着王权的强化，王权的强化则意味着君主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应该说，彼得一世正是沙皇在18、19世纪崛起的奠基人。
我们再回到之前提到的那个关键话题——财政。
从教会手上夺取的经济财产有相当一部分被充作了军事费用，在17世纪，俄国没有正规陆军，至于海军就更不用说了，能有渔船就算是不错了。而到勒1724年，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已拥有一支包含32艘战列舰的正规海军。
陆军方面也已发展到70万人的规模，就当时而言，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在陆军方面和俄国一拼，海军方面也只有老牌的英国能稍有领先，但你要知道，俄国的海军仅仅只发展了20多年，而英国的海军则发展了200多年！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军事力量积累，那么就不会发生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因为俄国连和英国叫板的底气都没有，英国的海军只要往黑海地区一驻扎，俄国就会如坐针毡。
而反观东正教内部，因为彼得一世的强势介入，把大量的财产都卷走了，大家就只能分一分剩下的这点钱了，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僧多粥少的教会内部，许多掌握着一定权力的神职人员开始相互侵占资产，教会内部的不和谐越来越明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教会内部对于财产的争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请彼得一世出来做公证人，时间一长，彼得一世就干脆将神职人员的薪水也纳入了国家的体系之中，这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就这样彻底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这还没完，彼得一世也许是考虑到了东正教是否会反扑这一可能性，为了更加彻底地弱化教会力量，彼得一世采取了限制教会人员活动空间的办法，几乎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被限定在教会特定区活动，名义上是维护教会的纯粹与安全，实际上彼得一世是换了一个名义将他们“囚禁”了起来。
这些被软禁的神职人员无法与外界随意接触，也就无法获知外界的信息，他们就在彼得一世建造的“桃花源”里侍奉着他们的上帝。
这场王权与教权的斗争，毫无异议是彼得一世赢了，而双方所实现的“和平共处”似乎是这场斗争最好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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