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围湖造田活动古来有之，自春秋战国以来，各个时期的不同统治者就在不断的向湖索地。
尤其是在两宋及明清，由于人口规模的大量激增，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围湖造田的活动急剧上升。
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东南地区被围垦的湖泊就达数十，而到了清朝，这种情况更加糟糕，“乾道之后，昔日之曰江、曰湖、曰草荡者，今皆田也”。乾隆九年，湖北荆宜施道员描述洞庭湖“湖滨之地，尽皆筑垸为田，湖面已非昔比”。
孟浩然有诗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是多么的大气磅礴。
洞庭湖古称云梦泽，在古代，洞庭湖除了在湖南境内有部分水域外，其实在湖北境内也有它的水域范围。《汉阳志》中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
古时的云梦泽就曾横跨湖南湖北两省，在古云梦泽最完整时期的水域面积就曾达四万平方公里。
《地理今释》载：'东抵蕲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古之云梦。'蕲州在今湖北省蕲春县，枝江即是枝江市，京山在今湖北省的荆门市，而青草指的是今湖南岳阳境内的青草山，足可见古云梦泽之范围之广。
到了战国后期，因为泥沙淤积，古云梦泽被分成两个部分，长江以北成为沼泽地，以南就是现在称为洞庭湖的区域。
此后由于历朝历代的围湖造田活动，洞庭湖的水域面积逐渐缩小，清中叶，洞庭湖最大水域面积可达6000平方公里，至建国初，尚有水域面积4350平方公里，而到了1983年，洞庭湖水域面积极度缩小，只有2691平方公里，并且被分成了四个主要湖泊。
从49年到83年不到四十年的短暂时光，洞庭湖就缩小了将近一半，其原因可想而知，主要就是源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活动。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翻身当家做主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取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而到了1958年，由于中央的左倾冒进主义，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求十五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这次会议后，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在农业上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断夸大粮食亩产量数据，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湖区的围湖造田活动达到了顶峰。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湖泊数量迅速减少，仅面积在1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就减少了543个。
在湖南省，大批农民进入洞庭湖区，大肆围湖造田，在洞庭湖内建造大量的拦湖堤坝，原本应该是湖水的区域被改造成了农垦区，这造成了洞庭湖的迅速缩小，而后的数十年，围湖造田活动依然在继续，致使洞庭湖水域面积缩小到了不足3000公里。
至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其他湖泊也不能幸免于难，洪湖、鄱阳湖、太湖等大小湖泊均遭到不小程度的破坏。
据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湖泊资料的统计，解放初原有湖泊面积达2.9万平方公里，到了20世纪80年代，保留的面积仅为1.9万平方公里，消亡了1万平方公里的湖泊面积。
以湖北省为例，其现存的湖泊面积为2438.6平方公里，只有上世纪50年代的34%，而在湖泊数量方面，以“千湖之省”著称的湖北，在50年代有1066个大小湖泊，目前只剩309个。
同样以“水乡泽国”著称的江苏省，自1957年以来，因围湖造田所削减的湖泊面积达 1500多平方公里，消亡的湖泊已有40多个。
不可否认，围湖造田活动对于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所带来的弊端与危害却是要远远超出它带来的好处。
首先，围湖造田活动造成的湖泊容量的减小，导致了湖泊调节长江洪水，蓄洪抗洪能力的大幅削弱。
建国以来，我国长江流域多次暴发特大洪水，这与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的面积缩小有很大关系。
长江就好比一条主动脉血管，而洞庭湖等周边水系就好比支脉和毛细血管，主脉流量大的时候可以向支脉分流，而如果支脉和毛细血管堵塞，那么这些水流得不到疏通就只能从地面溢出。
我国的抗洪向来以围堵为主，虽然政府有意识到围湖造田带来的危害，也大力开展退耕还湖政策，但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因围湖造田活动失去的水域是很难短期内复原的。
其次，围湖造田活动对于湖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围垦使得水禽赖以生息的芦苇、荻丛等环境遭到破坏，使水生动、植物种类发生变化，有些种群甚至几乎绝迹。
修建水闸使江湖隔断，洄游、半洄游鱼类的游动通道受阻，破坏了繁殖、肥育的生态条件，使湖区水产资源受到极大损害。
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绿色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希望未来能够彻底消除围湖造田带来的危害，使湖区人民能免遭洪涝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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