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环境产生一定的艺术,就像一定的环境产生一定的植物一样。”
——丹纳
讨论一个时代的绘画,必然会涉及一个时代的文化。因为绘画是文化的重要表现,而一个时代的文化,会从根本上决定并影响一个时代的绘画的风貌。现代著名学者唐君毅先生认为,“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
小品画,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发展。因此,作为宋代文化的一部分,想要深刻理解宋代小品画背后的绘画现象,就不能只局限于小品画本身,还要涉及到宋代文化,涉及到唐宋文化的历史走向,甚至是绘画美学思想变迁等诸多因素。
《赤壁图》 南宋 李嵩
唐宋之际的社会大变动,早已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实际上,最早对唐宋巨变进行系统论述,并首次提出唐宋变革理论的却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 他将唐宋文化性质上的差异,概括为八个方面,即贵族政治的衰废、君主独裁的代兴、君位的变化、君主权力的确定、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任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以及文化性质的变化。
其中,港台学者傅乐成先生,在《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阐述了两者文化之间最大的不同点。 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的对外交通,虽然很发达,但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美国学者包弼德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中认为,由唐到宋,实际上是从垄断知识和真理、熟悉外在仪节、依赖血缘系统获得合法性地位的贵族社会,转向了依赖学习和努力、重视内在修养和精神、强调平民主义的士绅社会。
所以,我们将唐和宋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进行讨论。即唐文化,相对开放、外倾,注重建功立业,强调‘外王’,任侠使气,色调热烈,气派宏大。而宋文化,则相对内向、自省,强调人格精神,注重‘内圣’,书卷风流,崇尚淡雅脱俗,小巧精致。
而宋代小品画小巧、精致、细腻、婉美的风格,以及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内涵,正是宋文化的反映与体现。
《秋渚文禽》 宋 惠崇
宋代是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而文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宋人对于绘画的推崇与热爱。
唐代之前,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意识里,画作是一门手艺,只有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才会靠它为生。就算到了唐代,画家的地位仍十分低下,这从《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以及《大唐新语》等书中,对于“阎立本事件”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来。
唐太宗因为欣赏阎立本的画工,就经常召他进宫作画。不过按照当时的规矩,作为画师入宫后,就必须伏在地上,要仰视皇帝才能作画。但是阎立本身为朝廷命官,却因擅长绘画而被人叫做画师,呼来唤去,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所以告诫自己的儿子不要学习画艺,以免最后被人称为画师,受人轻视。从中可见,在唐代仍然充斥着“艺成而下”的思想。
《步辇图》 唐 阎立本
但是到了宋代,评判的标准却完全不同。米芾认为,论“五王之功业”只会遭到世间女子的嘲笑,而只有“笔精墨妙”的绘画,才是士大夫所珍视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有这样想法的有很多,比如苏轼,“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王安石也是如此,“于声色货利淡如也,独喜观画”。在宋人眼中,世俗的功名利禄被大大贬值,绘画的价值却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代,绘画已经不仅仅是土大夫的雅玩之物,它还走进了寻常百姓之家。在宋代都市的席筵帐设间,有张挂“书画”的风俗与习惯,而一些商铺酒肆茶社等商业建筑室内,更是张挂名家书画来吸引顾客,招揽生意。
可见,绘画在宋人的生活中,并不像后世只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情趣,是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之一。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共收著名画家唐代192人,五代110人,宋代853人,元代 190人。从这些具体的统计数字来看,宋代著名画家几乎是唐和五代总和的两倍多,是元代的四倍多,仅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宋代绘画之风极为繁盛。
《月下把杯图》 南宋 马远
宋代,由于重文轻武的国策和庶民化的进程,使得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文学和艺术等多方面才能的审美主体。
首先,就审美而言,宋人较之唐人有了新的变化。唐代朱景玄在《唐朝名画录》中,提出神、妙、能、逸四画品,逸品居后,而北宋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则将逸品高置于其它三品之上,表示出宋代审美趣尚的变化。
所谓“逸品”,就是在师法造化之外,作品中所流露出的超脱尘俗之气,它展现出艺术家超然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显示出闲逸、平淡的审美意象。把逸放在神、妙、能之上,一方面反映了宋代审美趋势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人对于平淡深远的审美理想的追求。
《长桥卧波图》 南宋 佚名
在实践的绘画创作中,宋代早期的山水画,开始出现渔村小雪、烟岚萧寺、寒江独钓等题材,体现简古、澹泊的趣味,开始奠定宋代平淡、典雅的基本格调。在崇尚淡雅的同时,宋人的文学艺术乃至物质与文化生活也逐渐走向精致。精巧性是宋代艺术的基本面貌,如果说唐诗是阔大浑厚,那宋词就是细腻精微。唐代乐舞是规模宏大,宋代乐舞则是个体轻扬。
此外,宋人实用生活中的审美趣味、工艺品,如金银器、玉器、漆器、木器、丝织品等生活用品,在装饰格调上由唐代的豪迈壮丽向婉丽纤秀转变,在材料和造型上逐渐向工艺品转化,追求材料的珍贵和做工的精细,实用性与观赏性融为一体。
因此,如果说唐代是以阳刚、优美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在宋代则是以柔为主的优美理想以及偏于写意缘情的表现倾向。那么由此可以得知,在宋代审美文化的影响下,小品画必然也会呈现出精致、纤秀的美感。
《湖乡雪捕》 宋 赵令穰
随着绘画领域审美风格的转变,在实践创作中,形制小巧精致的小品画开始出现。
不过,当时还没有小品这一种叫法,人们大多将这种小幅的绘画形制称为“小幅”或“小景”。如宋代著名的文人画家米芾,“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更不作大图”,就倡导画小幅之作。在明代陈继儒的《书画史》以及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中记载,米芾的画作差不多都是小幅。
除小幅之外,小景画也开始流行。这一时期有许多擅长小景画的画家,他们身份迥异,如《图画见闻志》中,僧人惠崇“工画鹅雁鹭鸳,尤工小景”。《画继》记载,驸马王诜“小景亦墨作平远,皆李成法也”,宫内宦官任源亦“作小景,粗可观”。
就具体画作而言,《宣和画谱》所记载的小景画也很多,比如巨然的《林石小景图》、《烟关小景图》,赵士雷的《春江小景图》、《湘乡小景图》,黄居寀的《小景竹石水禽图》,易元吉的《小景獐猿图》、《小景猿鹭图》、《小景戏猿图》等。
《小景猿鹭图》 北宋 易元吉
由此可见,小品画在北宋、南宋之际已经颇为时兴了。而到了南宋时期,这种小幅、小景则更加流行,其中宫廷画作则更多。《画继》中还有皇室成员,倡导用小景山水的记载,如“士遵,光尧皇帝皇叔也,……所作多以小景山水,实唱于士遵,然其笔超俗,特一时仿效宫中之化,非专为此等作也”。赵伯驹,字千里,宋朝的宗室,高宗时人,多作小图,流传于世。从中可见小品画的日趋繁盛之势。
相对于以往的朝代,宋代宫廷对于书画的爱好尤其明显。自北宋建国开始,皇家就开展了大规模的书画收藏活动,《宣和睿览集》中所记载的内府所藏作品就达6393件,另外还有《宣和书谱》20卷,集历代法书千余幅,其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因此,北宋对于书画的崇尚,是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从宋代开始,宫廷的审美趣味在艺术风格中的影响,较其他朝代更为直接和深远,而这种影响在宋徽宗时期表现的更为突出。
徽宗做端王时,就喜好书画,与王诜、赵令穰、米芾等人交往密切,他们都是当时擅长小品画,赵佶的趣味首先就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而作为皇室正脉的赵佶,从小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宫苑之中,本身就具备多方面的艺术才能。
《桃鸠图》 北宋 赵佶
因此,他的性格爱好中,既有着与宫廷趣味相一致的地方,如对精微、写实画风的推崇和喜爱,又有其不同于以往帝王的独特审美取向,如对画面诗意化的追求。如《桃鸠图》,以折枝法画一枝桃花,花仅两朵,萼叶数株,枝上栖一鸠鸟。桃花与枝叶勾勒精细,鸠鸟用生漆点睛,神采奕奕,画面色彩华丽,形象生动。这种折枝的构图以及华丽典雅的设色,对于南宋花鸟画小品的兴盛极具启迪意义。
而到了南宋时期,帝王趣味以及艺术态度比之北宋有更大的兼容性。如北宋时,宋神宗欣赏郭熙的画,因此,郭熙画风一时间成为画院内外效法的对象。可是到了宋哲宗,郭熙的画则退入府库,而宋徽宗则尤钟情于花鸟画。到了南宋高宗时期,则有了较大的包容性,他对于宫廷画院创作所呈现的多种风格,给予了支持和理解。很多原为宣和画院的待诏,当时都声名不显,转入南宋画院以后虽风格不一,却都很有名望。
由此可见,高宗对各种画家都能接纳,而此后南宋的历代帝王对各类绘画都持有较为宽容的态度,极大的促进了院画的发展,这也为宋代小品画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
《竹禽图》 北宋 赵佶
小品画在宋代的大规模发展,既是绘画艺术自身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唐宋时期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表现,是宋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
本文主要通过讨论唐宋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转变,来解读宋代小品画是在怎样的社会风貌下生存和发展的。首先,我们讲了唐文化开放、外倾、气派宏大,而宋文化相对内倾、自省、淡雅脱俗、小巧精致。然后,我们讲了从唐文化转变到宋文化后,宋代出现了浓厚的绘画艺术氛围,兴起了精致雅逸的绘画美学思想等现象,这些因素为小品画得以在宋代繁荣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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