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生于1900年,是上海贫民区一个黄包车夫的女儿。由于家庭贫困,13岁被卖入青楼。后来结识了革命党人,自己设法逃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婚后随丈夫去了日本,几年后又回到四川。在四川她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带着4个女儿再次冲出樊笼(留在四川的儿子后来也回到她身边)。在身无分文和丈夫千方百计阻挠的情况下,历经艰难险阻,在上海先后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社,创造了很多商业上的奇迹,后成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1951年,她率先把价值几千万美元的锦江饭店无偿献给国家,后又连任了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40多万字的《我的一个世纪》是董竹君九十多岁高龄时写下的,在这部自传里零星地谈到了一些教育儿女的经验和心得。现将其摘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O从细节做起
董竹君十分注意孩子的卫生习惯,她将在日本时养成的科学的生活习惯带到国内。长女出麻疹时,董竹君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女儿40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但她不顾丈夫的抱怨,依然精心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她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三层楼小屋内,但她带着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千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把房东乐得合不拢嘴,搬家时恋恋不舍。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雕琢童心用心良苦
后来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股,办起了一家纱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3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她知道教会学校教学比较严格,但又怕孩子们信仰宗教,受帝国主义思想毒害,所以紧紧抓住了放“风筝”的线。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她们讲些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些进步文艺读物给她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她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习性。
她还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既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宜通过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更不要任性……她在锦江饭店当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一概不让到家里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真可谓用心良苦。
董竹君一生坎坷,在开设锦江饭店前,她曾因宣传抗日被抓去坐过牢,保释后又到杭州避难。大女儿除了照顾妹妹,还要探监送饭,奔波在好几户人家教钢琴,以所挣的钱来维持一家生活。这当然与母亲平时的教育分不开。
追求真善美
这是董竹君教育儿女的中心内容。1931年7月,鲁迅先生在环龙路一所暑期学校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董竹君明知4个女儿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带着她们去听,并让她们乖乖地坐在最后一排。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
有一次她带着大女儿去观看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当见到破衣烂衫的船大们驼着背、弯着腰、低着头,肩负手拉一根粗绳,拖着大船沿着河边艰难行走,嘴里哼着凄婉悲壮的船夫曲时,母女俩都深受感动,在回家路上也禁不住学着哼唱起来。后来,这个女儿成了一名音乐家。
疼爱却非溺爱
董竹君既是一位慈母,又是一位严母,对孩子决不溺爱。孩子弄坏了东西,做错了事情,只要认错就不追究。但如果说谎撒赖,那就会不客气。她常对她们说:“你们之中若有一个不听我教导,走上错误道路,我决不饶恕!”她把严父和慈母的双重责任,都担在自己肩上了。她的心血没白费,5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敬重母亲。
她在教育儿女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视同仁,决没任何偏心。常有熟悉的朋友问她:“你最喜欢哪个女儿?”她回答:“谁有困难,就同情谁,帮助谁。”这句话言简意赅,说明了一个母亲的宽广胸怀。 董竹君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的儿女们如今也都年逾花甲,第三代、第四代都有了。她们常对人说:“感谢母亲把我们带离一个封建家庭,使我们有了崭新的人生。”
当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记者采访她,问她当年把辛辛苦苦创立的一番事业交给国家,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她答道:“我一生参与和支持革命,就是为了这个大目标。我从来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自己的财产,没有这个观念。当我把锦江交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不赞成。我告诉他们,解放了有很多事情好做,就怕你做不来。” 这一席话,也是她教育儿女的成功“秘诀”。第一,自己的思想要正,要跟上历史潮流;第二,要儿女刻苦学习,练就本事,以免将来有事“做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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