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
名称:《鸭头丸帖》
作者:王献之
尺寸:纵26.1厘米,横26.9厘米
保存地:上海博物馆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为王羲之第七个儿子。幼年学书于父,后又习张芝草书,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为东晋著名书法家,与其父齐名,时称“二王”。
该书用笔开拓,笔法灵动劲利,潇洒飘逸。用墨枯润有致,浓淡分明,由浓而淡,由润而枯,润而不腻,枯而不燥,浓淡得当,展现了墨色变化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全帖痛快淋漓,情驰神纵,气势不凡,无一点尘俗之气。唐张怀瓘《书断》称其:“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灵姿秀书……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吴真贞在《书画记》里称其为“书法雅正,雄秀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
该帖笔丝上下相连,被称为“一笔书”。这里所说的“一笔书”,当然并非指一笔完成,而是指该书气势连贯,笔断意不断,可谓一气呵成。“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米芾)这也正是王献之书法的特色之一,他将张芝和其父王羲之的书法结合,并在其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发展,自创一格。
如果将父子俩的书法比较,则各有千秋,大王擅长行楷,其书法刚健、森严;而小王擅长行草,其书法外拓,虽每字都以侧取势,却又无一不正,更显散朗多姿、洒脱秀丽。就如同张怀瓘所说的“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书议》)
王献之不为其父王羲之所囿,敢于创新,为魏晋之后的今楷和今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时间上看,正好处于魏晋末期,为他博采众长提供了绝好的时机。王献之禀赋聪颖,才高识远,只可惜天妒其才,42岁便过早病逝。上海博物馆所藏此唐摹本《鸭头丸帖》,书艺精湛,实属少见,不可多得,为上博镇馆之宝。
王献之善楷、行、草等各体,尤以行草出名,其中《鸭头丸帖》为最著。《鸭头丸帖》,行草,绢本,纵26.1厘米,横26.9厘米,15字,共两行,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帖文: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此帖系唐摹本,帖上有元虞集题记,钤有北宋“政和”、“宣和”、双龙、元“天历之宝”等印。帖后有多人的题跋。明 杜堇《仕女图》卷局部
杜堇,明代画家,江苏丹徒人,擅长白描人物。《仕女图》卷是描绘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长卷,绢本,全卷共八段,图中仕女,或观鱼,或游园,或抚琴,或蹴鞠、打球,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该画笔墨精练,色彩绚丽。
这里选取的是“蹴鞠”一段画面,画面上没有球门,所以不是用球门交争竞逐的比赛,而是一般场户中的“转花枝”,即“三人场”。明代李渔有一首描写女子蹴鞠的诗:“……汗沾粉面花含露,尘夫娥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于荀,红裙曳起露金莲,几回踢去娇无语,恨煞长安美少年。”是这个画面很好的铺垫和说明。
唐 孙位《高逸图》 绢本设色 纵45.2厘米 横为168.7厘米
孙位,又名孙遇(一作异),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记载说他常与僧道往还,“性情疏放”。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孙位从长安逃避入蜀,遂隐居成都。他的画风直接魏晋的传统,超然世外,独抒性情,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逸格”画家,奠定了文人画深化的重要基石。擅长人物、松石、墨竹和佛道宗教画,所画龙水,尤为著名。传世有《高逸图》,藏于上海博物馆。
《高逸图》(又名《七贤图》),分段描绘文士四人,席地而坐,几位童子侍立旁侧。此图实际上是《竹林七贤图》的一部分,四人分别是阮籍、王戎、刘伶、山涛。孙位充分发挥了绘画技巧,以细劲柔和的线条描摹人物的脸部和手足;陪衬的景物,则先墨线构勒,再以石绿皴染,古雅简练,很好地再现了“七贤”“于时风誉扇于海内”的名士风采。不仅人物形神的刻画惟妙惟肖,树石背景的描绘也完备成熟。卷前隔水有宋徽宗所题《孙位高逸图》款,最早见于《宣和画谱》。
《高逸图》绢地着色。“孙位高逸图”五字是赵佶题的。有人认为它的内容是表现唐末五代动乱时期的“文人隐士生活”,有人认为它是取材于晋代的《竹林七贤图》。画面上画四个主体人物,从右至左看,头一个上身袒露,披襟抱膝,显出一种放诞、傲慢的神情;第二个裸足而坐,右手执如意,若有所思;第三个捧酒杯,蹙额沉思,作欲吐状;第四个手执麈尾,面容流露自得其乐的神气。各主体人物有侍者相陪,彼此间以树石相隔,不论其是否《竹林七贤图》的残本,画中人物都表现出淡泊,清高,孤傲的精神状态,正是唐末一部分地主阶级文人逃避现实的政治态度和腐朽生活的写照。
画法上,这—作品与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砖刻《竹林七贤图》有相似之处,与东晋顾恺之的画风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用线细劲,略带方折,着意于眼神刻划。设色凝重复杂,树石描绘得熟练,并有装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