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10年12月03日 作者: 艾俊川
《史记·平准书》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说文解字》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将司马迁说的“币”和许慎说的“货”组合在一起,就有了现在人见人爱的“货币”一词。龟贝金钱刀布,也被看做是中国货币的早期形态,龟贝更是被称为原始货币。
龟是龟甲,贝是贝壳,金、钱、刀形制不同,但材质都是以青铜为主的金属,布则是布帛。在今人眼里,这些早期货币身上有着太多不解之谜。如它们是否具有货币的完整功能?价值如何,又怎样流通?先民为何选择它们做货币?后一个问题特别耐人思索。按照简单道理,一种自然物要成为货币即一般等价物,前提是它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人人有用,才会被人人接受。一种本身用处不大的物品若要成为货币,必须由国家发行,并规定可用来缴纳赋税,为其注入国家信用。如后世的纸币、虚值铜币等。那么,龟贝金布这些早期货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体现在哪里,以至于会被先民普遍接受呢?
青铜、布匹是凝聚着大量劳动的手工业产品,有重要使用价值。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它们在较早的时候也已成为国家征收赋税的对象。龟甲、贝壳是自然界弃物,水边捡来即是,今天看并无实际用处,而它们偏偏成为最早的一般等价物。特别是贝,与经济的关系极为密切,表示财富和交易的汉字大多带“贝”字部首,即为明证。而且从文献中也看不出它是赋税对象。商周青铜器铭文含“贝”字的数以百计,绝大多数都是记录天王向臣属“赐贝”的情形,与交易不相关,与赋税反相关。对贝的实际用途,历来也有多种解释,如说它是古人喜爱的装饰品、它的产地遥远得来不易等,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古人为何心甘情愿用辛苦劳作获得的粮食、牲畜乃至土地去交换贝壳——贝壳再漂亮、再难得,能比粮食、土地更关乎生死存亡么?
2002年,钱币学家姚朔民先生在《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发表《商贝二题》一文,对“贝”的用处作出新论断。在《“具乃贝玉”新说》一题中,他对《尚书·盘庚》中历来被当做商代使用贝币证据的“具乃贝玉”一语进行重新解读。他引用大量例证,证明这里的“贝”并非货币,也不是财富,而是贵族死后放在口中的丧葬用具“含”。在《甲骨文从贝字》一题中,姚朔民对甲骨文中含“贝”字部首的文字进行释读,认为从殷商卜辞来看,“贝”更多地被用于祭祀鬼神和祖先等精神领域,难以证明是货币。
这个重要学术成果让人们意识到,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判断古代的“贝”是否有用。贝在上古的真实用处,乃是重要的祭祀和丧葬用品,是沟通上天与下民、祖先与后人的中介物。盘庚斥骂大臣要他们“具乃贝玉”等死;周代“贝”皆由天王赏赐,而获赐者受宠若惊、纷纷制作昂贵的青铜器来庆祝,都说明贝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它的难得,在于只能由天王赏赐。没有贝,一个人死后就不能被祖先和神灵接纳,无从安置灵魂。这是比没有粮食严重得多的事情,因为当时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自身的认同。在那样的宗教氛围中,崇拜贝、拥有贝,成为每个人的追求进而成为财富的象征,也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如果贝在上古确实充当过货币,它的“信用”来自人们的信仰。
明白了贝的性质之后,再看其他原始货币,就会豁然开朗:这些币材,都是当时用来沟通天人的宗教用品,是具有神性的崇拜物。
龟卜在商周是最重要的占卜方式,不仅有大量文献记载,也被殷墟等地出土的甲骨所证实。它沟通天人的功能不待多言。
稍后被选作货币的青铜,本身可以制造工具和器皿,在生活生产中有许多实际用处,今人将之归为实物货币,以为其使用价值纯来自实用,其实并不全面。众所周知,商周是辉煌的青铜时代,当时铸造的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是礼器,或陈设于宗庙,或应用于祭祀,或陪葬于九原。禹铸九鼎,历传夏商周三代,成为王权的象征,诸侯不仅没有权力拥有,连问一下大小轻重都是严重的罪行;天子、诸侯、大夫、士民的身份等级,要通过祭礼和丧礼中所用青铜礼器的品种和数量来体现;人们将青铜器称为“宝器”,铸器后祈愿“子子孙孙永宝之”。这些都说明青铜身上笼罩着浓厚的神秘气息,人们对青铜的感情超越对一种铸造材料的喜爱而成为崇拜。究其原因,乃是古人相信可以通过青铜器与上天和祖先沟通交流。对青铜的崇拜,应是中国两千多年青铜货币史的一个重要源头。
布帛比青铜有着更广泛的实用性,又早早成为赋税征收对象,说起来是典型的实物货币。但也要注意到,布帛在上古同样是最重要的祭祀、丧葬用品。《礼记·礼运》篇说:“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韩非子·内储说上》说:“齐国好厚葬,布帛尽于衣衾,材木尽于棺椁。”可见布帛的宗教、丧葬功用。这些还只是泛泛之论。丝织品“帛”与玉器的组合,即所谓“玉帛”,是在最隆重典礼中使用的祭品。儒家礼教核心的“丧服制度”,在《仪礼》、《礼记》等书中有详细规定,实际上是麻织品“布”作为祭品的应用规则。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现今的丧礼中仍有人披麻戴孝,可视为远古布帛崇拜的遗存。
可见,中国上古被选为货币的币材,无论是前期的龟贝,还是后期的金布,它们的用处除了满足物质需求外,都具有祭品、丧葬用品的功能,可同时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龟贝更是主要用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它们作为沟通世人与上天、与祖先的中介物而受到崇拜,成为人人必得的物品,并逐渐演变成商品交易的中介物。秦汉时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放弃龟贝,保留金布,则是龟贝崇拜在春秋以来逐渐消亡的反映,货币中体现的文化、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于此班班可考。
借用一个现代词语“信用”来看中国货币史,似乎可以说,国家掌控的货币,其信用来自国家赋予,是为“君授”;原始货币的信用来自宗教信仰,是为“神授”。龟贝金布在今天的神秘面目,很大程度来自当日的神秘身份——在“钱神”独步天下之前,先民信任、需要的却是“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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