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由来已久。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状况一落千丈，中国社会的发展何去何从成为千百万仁人志士不断探索至今的问题。东方与西方、思想与科学、直觉与理性等一系列问题被不断提出其解决方案也层出不穷。东西方的精神是始终隔着一层东西的，而融合的进程势不可挡。所谓融合，是双方等量齐观，在一个共认的基础之上互相批判，有机结合，排除政治经济等非文化范畴的影响，把隔着的那层东西澄清乃至消解。这很可能是一个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境界，但完全可以无限趋近。
《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无疑是在这方面做出的杰出努力，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它从东方神秘主义出发，寻求其与近代物理学发展的相似之处。本书的作者卡普拉在这方面努力的诚意是可嘉的，但在我看来却存在着对于东方思想理解的重大偏差。这种偏差来源于西方传统思维即主客二分思维，切不说卡普拉先生对其所谓“东方神秘主义”内容的界定是否合理，单就对东方思想内涵的理解存在的问题而言，我认为卡普拉先生将“科学的思维方式”融入了对东方思想的理解中，而物理学作为一种科学是“形而下的、是实证的，它先天的将世界以及思想进行主客对待，它的方法是经验的、归纳或演绎的，无论它所得到的结论是多么的“超现实性”但其无论是思维过程还是方法策略都是所谓“理性化”的，而东方思想——就思想本身而言——是纯思的，并且它通过人的具体践行实现其超越性。因而，卡普拉先生对于东方思想的理解，我认为仅仅是局部的规律性的总结，这种规律性的总结是在东方思想与近代物理学之间寻找一个或多个契合点。
但我认为卡普拉先生此书的重要意义并非仅仅是寻求一个东西方思想的“共同点”，他的有着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西方现代社会以及科学思想的变革！
卡普拉先生在本书的《新物理学的未来——第三版后记》明确指出“我的出发点是认为我们时代所有的主要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自然环境的破坏、我们在处理世界各地贫穷和饥饿问题上的无能，它们都是同一个危机的不同侧面，它在本质上是观念的危机”“我主张从一种主宰和控制包括人类的自然的态度，转变为一种合作和非暴力的态度”，“近代物理学上的发现迫使空间、时间、物质、客体、因果等等这样的一些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这些概念对于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来说是那样的带有根本性，以致于使被迫改变这些概念的物理学家们感到几分震惊是不足为奇的。从这些变化中出现了一种根本不同的新宇宙观。在现今的科学研究中，这种宇宙观的形成过程仍然在继续着”。现代物理学要求发展，科学要求发展而现有的社会和传统科学的思维模式却以多种方式阻碍了其发展，一方面，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开端的现代物理学动摇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科学“地基”，进而动摇了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统治性意识形态，而另一方面，以传统科学为支撑的“科学”思维模式下的社会思想体系使得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改变既有的模式才能更大的促进人类的发展。
因而与其按照卡普拉先生所说“本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近代物理学把我们引向一种与古往今来各种传统的神秘主义宇宙观相同的观念。”不如说，在西方当代物理学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的要求下，东方思想帮助现代科学思维模式找到了实现转变的外在理论依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书中所认为的“东方神秘主义”仅仅是西方现代价值观转变的外在理论工具，正如玄奘西天取经取得的并不是经典本身而是一种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是必然的，其原因就在于他表达了人类寻找自我超越和发展的先天心理机制。
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是想要批评本书，相反，我认为此书正是有一种时代的责任感在其中。但是本书所涉及的关于东方思想的观点我却不予认同。东方思想，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例，我认为是一种“生命与道德合一”的思想——生命在道德中体现价值、道德在生命中赋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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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哲学”的提法是从西方哲学开始的。柏格森作为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生物的进化唯有直觉才能体验，因为传统科学使用的那些理性概念和方法，只能表达凝固、静止的东西，又怎能把握已被进化论所证实的处于不断变化的活生生的生命呢？只有“直觉能把我们引到生命的内部，即本能是无偏向的，能自我意识，能思考其对象和无限地扩展其对象。”也就是说为了把握生命，必须深入生命本身去，而这除了依靠非理性的直觉和体验外，别无他途，这就是柏格森的基本思想。而后沿着其核心概念：绵延、直觉、同情、自由意志、博爱等完成了他的生命哲学体系的构建。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其从根源上就是生命的哲学。方东美先生在这方面研究我认为是极其漂亮的。《周易》作为中国思想关于生命观最系统的著作建构了一种生命的本体论结构。《周易》所展示的是永恒的自然界充满生香活意，大化流行，处处都在宣扬一种活跃创造的盎然生意”生命包容万类，并与大道交感相通，原始乃知生之不尽动力，要终方知其止于至善。“从‘体’来看，生命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大化本体，弥漫于宇宙空间，其创造力刚劲无比，足以突破任何空间限制；若从‘用’来看，则其大用在时间之流中，更是驰骤拓展，运转无穷，它在奔进中是动态的、刚性的，在本体则是静态的、柔性的。”生命的这种普遍性具有育种成性、开物成务、创进不息、变化通几、绵延不朽的功德。生命在严格的六十四卦中展现的生命丰富的多样性，其有着严密的逻辑构成。《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承顺天”，“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命包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敦仁存爱，继善成性。无方无体，亦刚亦柔。趣时显用，亦动亦静。”天地资生万物，生生不息乃易之盛德。生命作为本体，化育即是其形相，有“大海水与众沤”之相，生命本身为一而后化育为万物，变化为乾坤随后承生命之德成万物之各个样态。在宇宙生命化育之过程中，无一刻不是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动贯通，而绵延不穷。在原始儒家看来，宇宙之客观秩序乃是始于乾元之创造精神，呈现于坤元之化育无穷。人类个人所面对的正是一个创造不已的宇宙，故个人也要同样富于创造精神，才能德配天地，妙赞化育。
这是一种生命的贯通过程，而非卡普拉先生认为的简单的“整体观念”。
同时卡普拉先生把道家等同于道教。老子之学，起于观变思常。万物流变，唯道常驻。道在老子那里有两种含义，一为形上实体，是实有义，二为泛指的规律，万物皆循此规律，而且这两种含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道为实有，以心观道，心遂离物，心依于道，乃能成德，所以“德”为自觉的境界，有实践的意义。于是主客对分，超验与经验世界区分开来，这是老子论“道德”的主旨。而万物各有自性，以其自性为“德”，与所共之“道”相对，这是“道德”的另一义。道为规律，在万物之中支配流行，这种规律老子以“反”解之，反具有“相反相成”和“正反互转”两种意思。合而言之，万象依于一道；分而言之，道的表现随事物的特殊性而异。所以万物各有其自性，按其自性便是老子所谓“自然”，自性也是“德”。万物如此，我的形驱也不例外，也是万物之一。于是心离开形驱而观道，就是所谓“无身”。心既然可以观道，便可以破除对经验界的迷执，遂驻于无为的境界。无为是心灵的自性，是内心之德的自觉，对外扩展便使万象个依其自性，于是，一方面自我居于超脱的纯化境界，一方面万象包括形驱得到安顿，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观念应用于自身修养和政治治理便成守柔不争与小国寡民之说，并导出了对现世文化的否定。庄子继承老子之说，更加突出了对主体自由的追求，他通过“破生死”，“通人我”，“泯是非”，“薄辩议”，“齐万物”，进一步否定形驱，否定认知，否定德性，否定现世的一切文化活动，惟突出一自由的主体，对世事采取一自在观赏态度，作“逍遥游”。而道教则是汉代人对于道家理论误解误读的产物。经秦火之祸，道家的典籍佚失殆尽，加之道家理论本身深邃难解，于是，不惟道家的真精神，在汉代急剧变质，甚至道家的生活面目也随之改变。汉代人经常对道家思想常只截取其一部份，而另配以粗陋的常识观念。老庄皆言“养生”及“全生”，此所谓“生”，自然不是指形驱而言。而超越形驱的纯“生”观念，本为常识中人所难了解，所以此种思想逐渐被人误会，而引出专求形驱不死的学说。道家著作中，特别是《庄子》中常有对于自我超越境界的描述，如“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不死不生”，“陆行不避兕虎，入军不披甲兵”等等，其本意是说真正的自我不受经验界的一切影响。但是，就表面观之，很容易引申出神秘的意味。加之汉代印度佛教开始入侵，其间不乏“神通”之说。两者结合，于是便有了假托道家的神仙法书之说。“不死”与“神通”合而为道教的基本观念。张道陵以后，老子及庄周被托为神仙之祖。道家的超越自我，成为了“长生不老”及“呼风唤雨”的神仙。所以，道教实际是对道家“超越我”观念的形驱化产物，歪曲了道家思想。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看出卡普拉先生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科学思维模式，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现代物理学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开端的现代科学,历经混沌运动和生物学革命,逐步凸现出向后现代科学观的两个转变,即从机械论转向有机论,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以此为契机,后现代科学具有了从观念转变为现实的可能性。并且，卡普拉先生将东方式的思维和西方科学性的思维看作人类思维的两个方面，还是有见地的。徐复观先生曾明确的说过“对于知识的寻求和心灵的探索式‘心’的不同面向，而不是不同层次”。
不得不说，在我看来，卡普拉先生是具有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思想家”，他有着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奋斗的侠士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物理学本身具有什么精神品质，因为东方思想的实质是实践的、有待不断完成的，并且只要人活着就没有终点，即它永远是寻求自我内在精神意识与当下现实和谐统一以达到人在现实中实现人的完满性的境界状态，是把人自身完全融入现实的实践统一，而物理学则是研究者至于自身之外形成对外界的对待性研究，而研究者永远是“操纵者”、“观察者”，他永远发现的都是外部世界，而不是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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