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间，张恺帆、黄育贤等同志从苏州监狱出来，先到张恺帆同志家，后到胡竺冰家暂住。这时，张君武同志收容了国民党的一部分溃兵，以合法名义，建立国民抗日自卫总队，组织上派张恺帆同志去领导。总队的人和枪主要是国民党溃兵留下的，经济生活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改造条件又不具备，所以纪律比较差。国民抗日自卫总队成立后只开展了3个月的活动。由于国民党无为县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严密监视国民自卫总队的活动，对张恺帆同志领导国民抗日自卫总队多少有些惊慌。土地革命战争时无为县国民政府曾悬赏通缉过张恺帆，因此，国民政府认为国民抗日自卫总队是共产党的复活，所以处处限制，不久即勒令取消。 与此同时，我和倪化黎在东乡白茆洲成立一个分队，有4支枪（1支驳壳枪、1支佛朗宁、1支汉阳造、1支炮筒枪），另外又在地方上搞了联保主任的3支枪，一共只有7支枪。我和倪化黎负责的这个分队，成份比较好，均是老的农民协会会员，并有中共领导。由于国民抗日自卫总队先受限制后被取消，我们分队也难以公开活动，由此相应地采取隐蔽斗争，保存了人和武器。 12月底，中共组织决定派胡师成、李正平和我到湖北黄安训练班学习。方毅同志是训练班的主任，何伟、彭康同志讲课。两个月后，训练班领导告知：国民党多方限制我们，情况较紧张，组织上分配我们仍回原地，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我们接受了任务，启程返回无为。途经六安，在六安动委会见到胡竺冰同志。他约我晚上谈话，他说全国正在动员搞抗敌协会，无为县也有县抗日动委会。我们回到无为后，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京沪线上的重镇后长驱直入，继续进攻。我到无为县城找到任昌举同志（即任惠群），研究当前形势。我说，我们准备搞武装斗争，但城市难以开展活动，经过考虑，我们选择无为东乡，因为东乡群众受过党的宣传教育，有党的领导，政治上有基础，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看，较之县城薄弱。我们在东乡开展了群众工作，先后组织了东乡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群众发动起来了，参加协会的群众踊跃。当时东乡有一个委托工作团，团长周正华、刘向樵，它是县动委会下面的组织。我们回到无为以后，他俩已走了。组织上决定我和胡师成到工作团去，由我负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搞武装，建立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这个队伍开始的名称叫新四军游击队。这时，无为已成立县委，由胡德荣同志负责。胡德荣同志兼新四军游击队指导员，我是游击队的队长。新四军游击队由小到大，发展较快，1个多月后即成立了3个分队：一分队队长吴大培；二分队队长倪化黎；三分队队长周福正。我们的武器不多，为了壮大革命的力量，我们到处搞枪，这时进行得比较顺利。除收缴地主的自卫枪支外，在无为南乡还缴了国民党的一个纵队武装（因为群众反映：说他们简直像土匪一样，根本不是抗日，因此我们把它消灭，只缴了十几支枪）。有一次，我们从西乡缴了2支枪回来，路过无为县城，无为县政府的武装警卫留难我们，不准我们走。我们游击队的战士拿出符号和图章来证明（图章是游击队的文书项惕余在余家坝请一位谱师刻的，不大合规格），国民党武装部队仍不放行。当时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很大，只能采取策略斗争。我们又说无为县城有士绅可以证明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并找来了王试之先生，他证明我们是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由于新四军在政治上的成熟与影响，国民党武装警卫也不敢留难了。后来王试之的3个女儿在党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革命，他的儿子大了也参加革命。 新四军游击队不断发展，队伍增加到100多人，长短枪有数十支，但给养比较困难，不懂得开辟财源，后来游击队就惩罚汉奸、打击民族败类，打掉了繁昌、运漕的维持会，以此搞些给养。尔后重点仍然是发展群众组织和人民的武装力量，搞枪支，也收一点过境税，打资敌，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吃饭，主要是靠做思想政治工作。游击队战士根本不计较生活，当时没有任何津贴，为了抗日，参加的人非常踊跃。但人多了要增加给养，我们对入伍的人员，接受过去国民抗日自卫总队的教训，选择较严。游击队战士中贫农、雇农成份和下中农居多，也吸收富农、地主出身的思想要求进步的青年。当时陈化群同志要求参加革命的心情非常迫切，我说：“你来参军是可以的，但是真干革命，就要不怕苦、不怕死。”他态度坚决，第二天到部队里来，就穿草鞋去侦察敌情。另一个是我的亲戚，姓陈（小名叫小和尚），要求参军，我开玩笑地说：“游击队生活艰苦，只有青菜萝卜吃饭，比你家里的生活要苦得多，有时无米要饿一顿，你参军要带粮食来”。第二天，他果然挑5斗米来参加游击队了。这说明群众要求抗日的心情迫切。他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那时我们只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缺乏远见卓识，不然的话部队会发展更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