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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看到父母同房被震惊,长大成了连环杀人凶手专杀正经女性

文:蒋明倬

李玫瑾分析过很多人,即使没见到罪犯本人。比如邱兴华案、杨佳案、还有美国的赵承熙案。她觉得那些人的心理根本不复杂,看一些资料,她就明白了。但也有很多案子她看不明白,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就想见见犯罪人。

这也是后来她去见杨树明的原因。

山西阳泉的案子真是麻烦。12年连续有11个女子被人用刀从背后捅死、捅伤。犯罪现场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作案工具、指纹、脚印……什么都没留下,也无从获得罪犯的样貌特征。受害者多数已经死了,虽然有几个幸存者,因为都是天黑作案,而且都是从后面下手的,她们也根本没看清他的样貌。最蹊跷的是,这个人既不为财、也不为色,虽然只针对女性,但是只扎、只杀,不抢、不奸。

在案发的那个区域,还曾经发生过两起针对女性的杀害并带有虐尸、性变态特点的案件,同样蹊跷的是,那两个案件也很难找到犯罪的物证。当地警方无法确定杀人碎尸——虐尸案和扎刀案是不是能串并,到底是不是一人所为。

十几年过去,当地的公安局长都换了四任,案子依然没有破。李玫瑾参与那个案子的时候,大家觉得破案的唯一的希望是:所有的案件都不超出0.8公里的区域内,也意味着,犯罪分子就一直生活在侦查人员范围内。当地警察做了8个月的地毯式盘查,挨家挨户的分析,每个人可能的作案条件和特点,然后再圈定一些嫌疑人,但最后,还是有点吃不准,希望李玫瑾能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再对罪犯做一个形象的勾勒。

李玫瑾当时的判断是,这个人应该是男性,30—55岁之间,没固定工作,平时个性拘谨,看起来比较老实,没有朋友,不善与人交谈。

根据她提供的这些特征,又进行筛选,嫌疑人剩下了7个。然后进行测谎。测谎之前,专家组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把杨树明作为第一嫌疑人。

在之前的若干次盘问中,杨树明都不曾承认杀人,测谎显示异常,他自己终于承认,警方也在他家中找到了他当时作案的工具。

杨树明身上的绝大部分特征与李玫瑾判断相符。但有一点让李玫瑾困惑。他犯罪对象一直都是女性,体现出来的是仇视女性,所以她判断,很可能这个人受过女性的伤害。

最初盘查时,她告诉办案人员,那些早年丧母的、有继母的、母亲有精神病的、母亲离家出走的、母亲有外遇的、嫖娼染上性病的、失恋的、离异的,要注意一下。

但后来发现,杨树明根本不在这个范畴内。母亲老实本分。有兄弟姐妹,他们的关系也一直融洽。他个子1米78,长的浓眉大眼,恋爱没有受挫,有妻子,感情很好。还有个女儿,是他亲手带大的,整个成长背景都很健康。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残害女性呢?这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李玫瑾,在第一天谈话之后,留给他的问题就是:“你身边不乏女性,怎么对女性下得去手呢?生活中没有女性对不起你,为什么要捅人?如果心烦就去桶人,为什么不选男人?”

给杨树明留问题的第三天,李玫瑾又去见了他。

杨树明很主动,说李教授,我把你的问题考虑了。“第一次捅人,是因为心烦,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也没有女人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第一次杀人虐尸,是因为当时喝了酒。”在家里杀人碎尸的案子,是因为“那个女人总是穿戴整齐,还打一把小洋伞从他家门口过……”。“好几次在路上遇过男的,当时也有念头想扎,但是后来还是没扎,可能是我自己害怕吧。”

他态度确实是真诚的,但给出的这些理由,都没逻辑。继续追问,他就会说:“这个社会不好……”,“我是学生,警察是老师。我就给老师出道题”,“我得不到的,我就把她毁掉……”。

警察们很困惑:他已经交待了罪行,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作案的心理?重的问题都交待了,为何轻的问题反而不愿说呢?李玫瑾也觉得,这个人是她碰到的“疑难杂症”。人格表现极矛盾,作案动机极隐晦。

他看起来很老实,甚至给人敦厚的印象。但心思又极细,一点事情都琢磨很久。公安人员给他做的谈话笔录,他一定要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说“错别字太多”,再把那些错字改了,才肯签字。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杨树明有着很强的道德感。李玫瑾问他,平时是不是跟人吵架。他说,我从来不跟别人吵架,都不会大声说话,因为那是不礼貌的。他在谈到人生中如何对待不轨性行为时,回答居然是:“既讲道德,又讲原则,还有宽容……”他有时在家会看黄片做消遣,甚至会偷性用品商店的性用品在家试用,但他从无婚外性行为。即使对女性实施系列侵害案,也没有伴有性满足的行为。进了看守所,让他洗澡,他死活不肯脱裤衩,穿着裤衩洗了个澡。

这人简直太奇怪了。

李玫瑾针对女性,连续问了他很多问题。问他对于女性哪种事最不能容忍,他说,我没有讨厌哪种人。问他对妓女怎么看,他说,她们不容易,没本事,就只能靠自己吃饭。问他嫖过妓没有,他说,那是不道德的。

李玫瑾又问,如果结婚后,老婆对他不错,但是有了一次外遇,他会怎么办。

“这些事是不能做的。第一步不能原谅,第二步要分析原因,是她的错还是我的错,是要继续过还是要离婚,如果继续过就分析原因。”

“那你会不会也去找一个?”

“不会,我不会以暴制暴。我做人有原则。”

“那你心里会不会不痛快?”

“那当然,假如男的有外遇,女的也会不快乐。谁也不会说遇到这种事情,会欢天喜地的。”

“你现实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有,2000年以后了。”

“会不会对你以后作案有影响?”

“没有影响。有影响是思想变化,坏事不能做了……”

“你知道这件事后对她(指他妻子)还好吗?

“好,她对我也好。感觉有点陌生,沟通以后就没事了。我觉得就是个人生的插曲,坏事也会变成好事,我们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

那这个老实、固守婚姻、重视家庭、不做不道德事情的男人,为什么会十几年里杀了那么多女人呢?

在第一次见杨树明后,李玫瑾在心里就已经有了模糊的判断。当杨树明不能直接回答她的问题,或者他自己根本也说不清楚的时候,李玫瑾就只能用调查问卷和或明或暗的问题,自己重新梳理出答案。

李玫瑾觉得,杨树明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冲突。无能与自尊的冲突,欲望和观念的冲突,闲极无聊和生活压力的矛盾,加上他的偏执型人格,最终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杀人。

杨树明给李玫瑾讲了他第一次作案的经历。那时候他还在谈恋爱,当时他还跟父母住在一起,那天晚上女朋友去了他家,两个人相处很愉快,直到很晚,他才把她送回家。但是回到家里却很烦,睡不着,于是就想出去走走,一个女孩子迎面走来,他当时想都没想,就给了她一刀。

就一刀,他从家猪变成了野猪。他不知道从哪里看到一句话,“从家猪变野猪容易,从野猪变家猪难”。他说,从那天起他就再也变不回家猪了。

杨树明从中学起,学习就不好,一个班40人,他只能考30多名。毕业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毕业后干过几份临时工,后来又到当地一家钢琴厂做油漆工。他很喜欢那份工作,但没多久钢琴厂也倒闭了。他又去了一家铸造厂,干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在那段时间他开始出现各种不满,对社会不满,对管事的工头不满。同时他开始恋爱,面临结婚的压力。虽然女孩对他很好,但女方家人因为他没有稳定的工作而看不起他,这是他出现心理压力与冲突的早期阶段。

杨树明的社会能力也较弱,不善与人打交道。他给人装防盗门窗,有次把承做的一批活做坏了,不得不赔偿大约三千多块钱。他急得在路边等妻子下班,见到妻子时竟然跪下直哭。

但杨树明又自尊心极强。他和妻子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去女方亲戚家,因为他家里较困难,没带什么像样东西。亲戚没计较,还给他们夫妻很多钱和物。他回到家非常不高兴,说以后不去了,免得丢脸。

李玫瑾曾经问过杨树明,从小父母教育他时,讲得最多的话是什么。他回答,他父亲总说“人活脸,树活皮”,母亲经常说“不管干什么,别干丢人败兴的事”。他说,他父母都循规蹈矩,自尊心很强,对他的影响很深。

李玫瑾后来分析:“人在生活中的自尊是需要能力与实力支撑的。对杨树明来说,过分的自尊与现实的无能就形成他内心无法解开的一个冲突情结。”

没了工作,只能闲在家里,这又导致了杨树明性格中的第二重矛盾,闲极无聊和生存压力并存。

无聊的杨树明没有一个朋友。所以,他没有机会向人倾诉、宣泄自己的内心压力。他也没有什么爱好。下棋他不喜欢,他不爱动脑筋。打牌他不喜欢,他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体育他不喜欢,于是多余的体力无处宣泄……

无聊的他干些什么呢?早期看黄片,后来黄片也不想看了。看中央12套,警察破案,电视天天放在那个频道上,女儿有意见了,电视也不能看了,于是做刀具、磨刀。

他唯一在家里实施的杀人碎尸案件,也有着闲极无聊的背景。杨树明对李玫瑾讲,那天睡到9点多起床,起来后没事可做,于是开始喝酒。喝到中午他要负责给家里接水,他先去了一趟。但水还没有来,他靠在门口张望着等水。那时,那个女人从他眼前走过,那把小洋伞、那气质……他一把扯她进了自己的房间内……

闲极无聊,却有做些事的冲动。这么一个人,复杂的事情做不了,简单的事情又很少。一次“家猪变野猪的行为”就让他欲罢不能了。

无能、不善与人交往、自尊、空闲,没什么爱好,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找到这样的人,这就会促使一个人去杀人么?

杨树明身上还有一个特点——偏执。他思考问题总拘泥于具体的、有形的状态,缺乏抽象概括的能力。李玫瑾分析,具有这种思维特点的人必然不具有较宽的心胸,容易偏执或固执的心理表现与行为表现,做事都会有“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只顾眼前,不顾以后”的特点。而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通常都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心理的调控,尤其是情绪方面的调控,很容易在某种一时的情绪之中做出不管不顾的行为。

杨树明在作案10多年,中间也曾有过向好的方面转变的迹象。他跟李玫瑾讲,他在抱着自己的女儿时曾想,养大一个孩子不容易,我在几分钟就让人家没了……以至于,他后来经常抱着女儿哭,说爸爸要走了。

尽管他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我意识与反省,但仍然没有停止作案。一个不被人重视、几乎没有成功体验的人,当如此长的时间内作案却从未被警察抓住过,从未遇到被害人成功抵抗的时候,作案的成功感在某种程度上使其体会到一种他个人极少体验的满足,成为他唯一的成就感。

杨树明自己有一句话:“我是小学生,警察是老师,我给老师出道题,你们破了题我才承认你们是老师……”。这句话流露出他一时得意感。

但其实他这道题,对李玫瑾来说并不难。没见到他的时候,她就已经描画出他的样子,见了他,更可以把他的言行都重新破译出来。对她稍有难度的只有一个部分,为什么他只针对女人?李玫瑾现在觉得,可能问题的关节点,在于杨树明的母亲。

在十几个被害人中,小的16岁,大的40多岁。在这些人里,只有一个人是他主动选择的,就是在他面前“挥之不去”,然后在家中杀了并碎尸的女人。

“如果在众多人中看上一个人,这个人必定和他心中某种东西吻合”,这是李玫瑾分析犯罪人侵害目标时最看重的,如果他选定了这个目标,就要分析一下到底他心理哪个部分和这个人吻合。

他觉得那个女的挺好,“那小腰,那气质”,但既然喜欢,为什么要毁了她呢?他自己的回答是,“这女的长这么漂亮,但是不能成为我老婆,所以就要毁了”。

李玫瑾却觉得,其实他心理还有一句潜台词——别看你一本正经,其实你不是个东西!

李玫瑾问过他对妓女的态度,他能理解她们,也从来不杀妓女,但是会对正经女人下手,这曾经让李玫瑾很意外,但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问题。

那个女人40岁的时候被杀,李玫瑾判断,她母亲在他心目中形象的破坏可能也就是在40岁。她猜测,他那时候应该10岁左右,他们在矿区,早期宿舍条件差,很可能就是他意外看到父母同房。母亲在一个10岁以下的孩子当中非常美好,他一旦发现母亲做那样的事情,会特别震惊,他会觉得女人都不要脸,那么好的妈妈实际上也是不要脸的。

李玫瑾想印证自己的猜测。但拿这个问题如果直接问杨树明,他一定不会回答,于是设计了一些问题。

李玫瑾问他,小时候他们家的住房是怎么样的,他说是妈妈带女孩睡一个屋,爸爸带男孩睡一个屋。李玫瑾知道他们家确实是两间房间,所以他这个答法无法否定。第二天,李玫瑾又去见了他老婆,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老婆说,早年是一间房,后来才换成了两间。

李玫瑾还问过他,“你小时候睡觉,夜间会不会被惊醒”。他没反应过来她在问什么。李玫瑾又问,“你睡觉会不会被爸妈什么动静弄醒了,有没有看到过什么?”

李玫瑾一直都和他面对面坐着说话,那一刻,他忽然就把脸扭向一边了。然后说:“我从小睡觉就很死,睡着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在回避,她知道,他的确看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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