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过年大姐回来,家境也因爸爸出狱后加入矿场工作而得到改善。爸爸在日本留学就是学“矿冶”的,所以,很快就升为总工程师,妈妈也不用再去矿场工作,大妹也三岁了,这个年大家喜乐融融地庆祝,我依然是家人宠爱和头痛的对象,玩捡红点一定要玩到我赢才可以不玩!
“好!最后一局!已经12点了!”“不管!不管!还要再玩!要玩到我当尾家!”
妈妈已经催了好几次!平常在这深山里,10点之前,人们就安静无声地进入了梦乡!12点还未睡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大家都累了,为了我,大家只好陪着熬夜了。
每次都这样!以后不跟阿伟玩了,我赢的钱又输光光了!”
我洋洋得意地抱着钱筒,兴奋地跳来跳去,大姐则一副心有未甘的模样。
“我输最多!以后我不玩牌了!”二姐好像运气不好,玩牌几乎都是输!
“德文,你赢还是输?”大姐问不讲话的大哥。
“还用说,一定输的嘛!”
大姐很不服气地向妈妈抗议着:“大家输他一个不公平,我们还要再玩,阿伟最糟糕了!输了就哭!大家都要还钱给他,赢了都算他的!”
“好啦!好啦!阿妈在睡觉,别吵了,快去睡觉了!”妈妈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只好赶紧收一收,不一会儿,一家人就挤在一张通铺上睡了!
隔天早上**点,大家都陆续起床,只剩下我还在沉沉入睡。
“阿伟,起来!‘大富翁’再来玩牌了!”
二姐叫不醒我,就跑来摇我,但摇了一会儿,看我像醒又像没醒的样子,就是不起来,索性用她冰冷的手来搔我痒,当她的手一碰到我的身体,就发现我有些不对劲,于是大叫:“妈!快来呀!阿伟好像在发烧啊!”
“哪有可能!昨夜不是还生龙活虎,怎么会发烧?”
妈妈放下厨房工作走到我旁边,用额头碰碰我,发现我确实有点发烧,于是,她一边念着二姐:“都是你们!昨天晚上叫你们穿衣服都不穿,你们看阿伟感冒了!”一边把我硬生生地拉了起来,要我去吃点东西。
好不容易被叫醒的我,只觉得头好晕又好困,勉强爬起来,喝了点稀饭之后,又好想睡!
这似乎是我们家里发生任何事的结局,不是大哥挨骂,就是二姐挨骂,反正大家也习惯了。
“阿美,去拿药包来!”看着我吃完了稀饭,妈妈便叫二姐去拿药来给我吃。
“阿美”是我们家叫二姐的“名字”,其实,二姐的名字是“美英”,小时候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不叫她“美英”或“阿英”;不是叫她“阿美”,就是叫她“苏美”,因为她姓外祖母的姓“苏”。
喂我吃了药后没多久,我的烧就退了,又可以生龙活虎地四处玩了。不过,只撑到吃完晚饭,当大家又邀玩牌时,我就又觉得很困,想去睡觉了。妈妈觉得不对,就又来摸我的额头,果然又烧起来了!
“阿美,去拿药包仔!”
就这样,每天都是吃退烧药、睡觉,白天除了觉得有点累以外,好像也没怎样,但一到晚上就又会烧起来,一直到了年初三,爸、妈看我昏沉的时间愈来愈长,情况愈来愈不对劲,便决定送我到卫生所看医生。
卫生所在三民街上,从矿场到三民街上,要走一段很远的路,还要翻过一座山,才能到公路上的杂货店,那里才有公路局的班车。因为偏远,通常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车,我只记得当时是细雨绵绵的寒冷天气,爸爸披着雨布背着我,可能是因为发烧,虽然脸和背部冷得发抖,但胸口却被爸爸的汗水,热得湿透了。
因为在下雨,爸爸不能把我放下来休息,累了,只能用双手扶着膝盖弯着腰,让自己稍微喘息一下。可是,爸爸只要一弯腰,留在雨布上的雨水,就会渗到我的衣领里,我就会被冰冷的雨水冻醒,一醒过来,就会挣扎着想下来,因为这么趴着实在不舒服。爸爸只好稍微停一下,等到我再昏沉沉地睡去,才又再挺直身体喘着气继续向前走。爸爸身上有股很特别的味道,是香烟留在衣服纤维里,加上发油、汗水的味道,夹杂着一阵寒战、一阵湿热及爸爸喘息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刻,父子间自幼存在着的距离突然消失,父子从未有过的亲密,是冷与热,以及各种不同气味,在寒雨里与父亲的喘息声交织而形成的生命中难得的乐章!
三民村卫生所的医师是位原住民,大家都叫他“蕃仔医生”,爸爸因为留日的原因,对医护人员一直恭敬有加,像士兵面对将军一般,并脚、鞠躬、弯腰,谦恭地候立一旁等待医生的诊治及指示。因为我的病,我结识了这位亲切用心的“蕃仔医生”,结下了几十年的医病缘。我尚有印象,他先用酒精棉擦拭全身帮助我退烧,又吊点滴、打针,处理完后爸爸再背我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外祖母、妈妈、大姐、大哥、二姐,都焦急地等在家门口,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病情。妈妈伸手接过我,爸爸伸直了腰,活动一下手脚,缓缓地说:“医生说可能是感冒,明天烧若未退,就要再带去卫生所,应该没什么事!”
果然,到了晚上我的烧退了,食欲也变得特别好,一连吃了两碗稀饭,饭后还吵着要玩捡红点。爸、妈看我好多了,也稍稍放心了一点,就要大姐、大哥、二姐陪我玩一会儿,全家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除了四处看医生,草药、偏方、拜神、收惊、安公妈神位、改大门、移床位,所有能做的、能试的,爸、妈都做了、试了,但我的病,却并没因爸、妈的努力而有任何好转的迹象,爸、妈都慌了!
这段期间我几乎都披着外祖母最珍贵的呢子大衣,大衣口袋里塞满了各式护符,但我的发烧病情仍然时好时坏,有时还会像中邪般地惊恐吼叫。在我的印象里,我只要一睁开眼睛
,就会看见一位红着脸,长得很高壮的人,穿一身绿蟒袍,手持大刀,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门口,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会大声地哭叫:“红面仔!红面仔又来了!”
山间一个神坛师父,告诉爸、妈,要带我到三峡恩主公庙,求
能拜的神都拜了,能求的符都求了,各种草药、偏方也都吃了,面对我毫无起色的病情,爸、妈真的慌了手脚,最后决定带我去大医院试试。我们从小村到镇,最后换了几趟车,到了中坜、桃园,当时桃园地区最大的一间医院是“圣保禄医院”,挂了急诊,等了许久才轮到。急诊室里都是焦急的父母带着发烧的孩子在求诊,医生也都忙翻了,好不容易轮到我看诊,医生见我四肢抽搐、眼睛翻白,便告诉爸、妈,我很可能得的是当时正在流行的“日本脑膜炎”!要爸、妈立刻带我转诊台大医院。
根据爸爸事后的描述,到了台大医院以后,医生先为我退烧并做了一些初步的诊断与处理,足足等了三天,才被送进病房。正如圣保禄医生的诊断,我得的是脑膜炎,台大的医生说,因为我的病情被延误得太久,即使有幸救活了,也很可能会成为植物人或是重度智障,要爸、妈的心理有所准备。
当时对国语不熟的妈妈,根本弄不清楚什么是“植物人”,就用台语大声地对医生说:“是人,不管什么人都不要紧,不要是鬼就好了!”
由于家里还有老人和小孩要照顾,爸爸便要妈妈先回家,自己则找来矿场的至交好友水源叔一起轮流看护我。每天,除了吃药就是打针,折腾了一星期以后,我终于醒来,不过,醒来的我不但不会讲话,连爸爸都不认识,而且醒来不久,眼睛就翻白着又沉沉地昏睡过去。爸爸看到这种状况,更是焦急,不过医生一再地告诉爸爸,我的情况已比预期乐观,神经知觉尚都完好,只是意识不清而已,爸爸才放下心来。
当时没有电话,当然也不可能寄信,因此我清醒了的消息是水源叔坐了三四个小时的车,回家告诉外祖母和妈妈的。水源叔后来告诉我,妈妈一听说我醒了,热泪盈眶地跪地拜神。后来我常想,我的命或许是我妈求神求来的吧!
在台大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不知做了多少检查,抽过多少次脊髓液化验,才得以出院。在我出院时,医生告诉爸爸:“这个孩子能活就好,不要期待他学什么,而且最多也只能活三年!”因为医师认为延误了救治的关键时间,脑部分因发炎化脓坏死,也许会一辈子不会讲话,或不会自理生活,甚至于大小便都要人照顾,读书、上学就不用急,看情况再说!
但我看起来很好,眼睛看得见、嘴巴会吃、手脚会灵活地动;大小便原会失禁,后来也会控制,回到家,家人也慢慢都认出来了,又过了没多久,也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爸、妈根本不认为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开始他们都能包容我喊错人或讲不出物品名称,像二姐,她根本不管我认不得她,只要我发出声音,不管是“煮”或“节”,她都认为我在喊她;外祖母也一样,不分我喊的“妈”是在叫她还是在叫妈妈,我只要说:“妈!”她就感动地抱着我哭,她哭,我也跟着嚎啕大哭,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哭。
关于我生病前后的记忆,都是爸、妈、二姐转述的,那段时间的我没有记忆,也无法思考,更别说有什么情绪了,整个人就像是中空了一样,每天只会哭。我一哭,爸、妈、外祖母,甚至全家人就会紧张起来,不是哄我吃就是哄我睡,再不然就是带我去散步!
那时,我只要在睡觉,妈妈除了会帮我拉拉被子,还会用手指,放在我的鼻孔前,看看我是不是还在呼吸,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还都改不过来,我的孩子因为不了解阿妈在干什么,有时也会有样学样,一看到我在睡觉,就会用手指来摸摸我的鼻子,有几次不小心把我吵醒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学阿妈的动作而已!”
其实,在我生病以前,我就已经备受宠爱了,我生病之后,大人们更是对我呵护备至。那段时间,只要我和兄弟姐妹吵架,妈妈都会把他们拉到一旁,说上好一阵子。记得有一次,妈妈又把大妹拉到一旁,不知妈说了什么,只听到大妹大声说:“妈,免惊啦!哥会死老早就死了,不会活到现在!”
后来才知道妈妈是对妹妹说:“不要和你哥吵架,你哥随时都会死!”
原来爸、妈把医生说我最多只能活三年的嘱咐一直放在心上,因此,当我出院满三年的那一天,我妈对我说:“从这天起算,你活的都是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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