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怀庆
前 言
二零一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正在桃河公园晨练，适逢阳泉市原市志办主任陈霈先生也来漫步。两人寒暄之后，便闲谈起来。谈话中陈先生透露，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拟将出几本小册子，介绍当地的文化名人，张穆便是其中之一。惜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执笔人选。
我向他推荐王俭先生可以承担此项工作。陈主任告诉我：已联系过，王先生因近来身体不适，坚辞不就，意欲让我代庖。
张穆是我最敬仰的同乡先贤。作为三晋文化研究会成员的我，理应把这位目前还不为大众所知的伟人的生平行事，品德学问，介绍给大家，于是便答应下来。
我和王俭因为有敬仰张穆的同好，时有过往。王先生每一研究张穆的大作面世，必以相赠。退休之后闲来无事，翻检阅读，收获良多。对张穆其人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王俭先生的著作，是供学者研究的学术专著，普通读者难以通晓。于是，我便萌生了把这本小册子写成雅俗共赏的通俗读物的想法，便在王先生提供的材料基础上，以人物的生平行事为线索，兼顾介绍其品德学问，学术研究成果，然后便动笔写了起来。
在属草成稿的过程中，这就免不了对资料中难以读懂的文言文进行翻译，对人物的生平业绩加以评论，有些材料要串连成一个富有情节的事件，有些还要根据章节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加以取舍。对张穆这个人物，除了介绍他的生平事迹之外，还想一窥他的精神世界及性格内涵，这也会有笔者的推测和设想。就这样，拉拉杂杂写了出来。
成稿之后，反复读阅，连自己也觉得不甚满意。料其错误，缺点，当必多多，还祈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一一年七月董怀庆于槐荫书屋
目 录
一、 书香门第……………………………………………………….5
二、 应试受阻……………………………………………………….9
三、 心仪顾公……………………………………………………….14
四、 关心国事……………………………………………………….19
五、 良朋诤友……………………………………………………….23
六、 两游江南……………………………………………………….25
七、 校刊订正……………………………………………………….27
八、 輿地建树……………………………………………………….32
九、 能诗善书……………………………………………………….39
十、 英年早逝……………………………………………………….42
一、书香门第
清嘉庆十年（一八零五年），农历十月初九，一个男婴在山西省平定州大阳泉村（今属阳泉市）的一户张姓人家呱呱坠地了。因为他的前面已有了三位兄长----开暹、进暹、丽暹，家人便给他起名为嬴暹。他排行第四，乳名便叫四楷，这就是后来的张穆。古人有名有字，有号。张穆字石舟，号靖阳亭长。
有清一代，平定州被誉为“文献名邦”。而张家又是这名邦中这是一户典型的书香人家。
张穆的祖父张佩芳是乾隆二十二年的进士，历任县官、州官；所到之处，政声清明，深得当地人民的拥戴。
张佩芳不仅是个清官，还是位学者。从政之余，喜好著书立说，其主要著作有《陆宣公翰苑集注》、《公余杂谈》、《黄山志》、《平定州志考误》、《希音堂文集》等。
张佩芳钟情“扑学”, 擅长考据，通晓天文地理，熟悉历代沿革，他的著述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张穆的父亲叫张敦颐，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三年），生于合肥县署，因为当时他的父亲张佩芳正在那里做官。幼时，“颖悟绝人”，十四岁时，应童子试（县一级的考试），能熟练地背诵《十三经》。嘉庆五年，学使莫进来山西选拔“茂才异等”，让敦颐入晋阳书院读书，半年的几次考试中，七次考试，回回第一。莫老先生深为叹服，认为：“三晋多才，对此皆当俯首”。
同年秋，敦颐乡试（省一级考试，考中者为举人）报捷。莫先生携之入都，等待参加会试（国家一级的考试，考中者为贡士）。一八零二年，敦颐会试落榜。九年之后，终于会试及第，并以贡士的身份参加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中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编修和福建正考官等职。这些职务，大多和文化教育有关。
敦颐生性和善，乐善好施。遇有贫困危难之人，必倾囊相助。一次，在从京城返乡的路上，见清水河畔，有一具暴露在野外无人掩埋的尸体，他便当掉自己的衣物，买来棺木，将死者掩埋。
张敦颐曾应平阳府太平县令顾玉书的聘请，主讲于太平书院。他循循善诱，要求严格。及至科考，一个小小的县级书院，获俊者竟有六人之多。他对张穆的教育更是周到，既有父亲的慈爱又有师长的严格，可谓“父而兼师”。
张穆从小受到了父亲严格的教育，也受到了周围兄长们的熏陶习染。他常常和二兄晋暹，三兄丽暹挑灯临书，学习诸书法大家之长，融会贯通，终于成为一代书法名家。
一八一四年的秋天，年仅九岁的张穆，随同父亲来到北京。
北京，不仅仅是清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名流学者云集于此。
张穆经常随同他的父亲拜谒这些学界的长者，瞻仰了这些鸿儒大师们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教诲，见识了世面，增进了学识。
到京后第二年，张穆的母亲王氏病逝。当时的他，年仅十岁。幼年丧母，对张穆来说，无疑是个巨大不幸。
但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一八一八年，张穆的父亲，张敦颐在浙江建德县突然病故。一时间，张穆成了失去双亲的孤儿。
值得庆幸的是，张穆遇到了一位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般对待的既慈爱而严格的继母。
继母姓李，她就是那位前面提到的，因为张穆的父亲张敦颐在晋阳书院读书时的成绩优异，从而对他刮目相看的皇家学使莫进的表妹，由莫学使主媒，嫁给了刚刚丧妻的张穆的父亲。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张敦颐突然撒手人寰。这位新婚一年的新娘顿时成了寡妇，而张穆也失去了父亲。
听到丈夫去世的噩耗，这位性格刚烈的继母本欲以死相殉，但看到身边的年幼的张穆，却又改变了主意，她含着眼泪，扶摸着张穆说：“你的父亲不幸离去，把你托付给我，如果我随着他命归九泉，谁能把你抚养大呢？我就等着你长大成人吧！”
张穆和他的继母当时寄居在京城莫进的家里。张穆在外就傅读书，他的母亲便等候在家里.每天晚上学毕归来之时，这位继母必定坐在榻上检查张穆的功课，听他朗诵当日所学的诗文，直至夜深人静。
听到张穆学业有长进，她便喜于形色；否则便惆怅累日，一边哭泣，一边对年幼的张穆说：“你的父亲生前希望你长大成材，如果荒废了学业，耽误了前程，我死后还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和你的父亲相见！”
此情此景让张穆后来回忆起来“至今每念之，尤觉此言之痛也！”
那莫老先生也没有把张穆看成外人。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让张穆觉得，莫老对他的关心甚至超过他同姓的子弟。
谁料这位不似亲母胜似亲母的继母李氏，终因教育子女心劳力瘁，年仅二十四岁发病辞世。而这一年，张穆刚刚十九岁。
家庭连遭不幸，对寻常人来讲，恐怕早已在噩运面前却步不前，但张穆却象一株疾风中的劲草，越发刻苦勤奋了。
在回乡守丧期间，他就地问道，常常拿着自己的文章请同村的举人李日茂“开判疑滞，刮磨润色。”从中获取教益。
他又在家里重新点定由唐代名臣陆贄所撰，其祖父点评过的《翰苑集》。当时，著名学者刘大魁曾赞叹张佩芳的点评“穷极幽远”，认为阅读他的点注“恍然如置身于有唐之世，亲见陆公与之上下议论”。能够对这样一本文集重新点定，可见当时张穆的学识功力已非同一般。
张穆还曾和他的兄长及学友读书于蒲苔山，天门山及柏木山庄。
蒲苔山在狮脑山南麓，其上有巨石如帽，石帽凹处积水，有菖蒲生其上，以故得名。大石之旁有参天古松数株。这一胜景，笔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亲自观览过。
山中有寺，因其距大阳泉村不远，往来方便，张穆和他的二兄晋暹在一八二五至一八二六年间，曾在此读书。张穆曾在一首《题烟雨归耕图》的诗中回忆当时的苦读情形：“曾共阿兄栖翠微，古松帽石相依依，书声夜起斋鱼静，山寺春深野雉稀。”
一八二六年，张穆守丧期满，到县城的“郡庠”（即县学）读书。
古代的科举考试分为童子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级别。童子试是县一级的考试，考中者俗称秀才。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国家级的考试，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参加殿试的是贡士，考中者统称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在每届乡试之前，各省学政要巡视各州府，考试欲参加乡试的生员，称之为科试，意在选拔优秀人才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
据《补庵公行述》中记载：“戌子科试，嬴暹忝列第一”，那个“忝”字是个谦词，有备员充数之意。去掉那个字，可见张穆这次科考中确实名列第一。
但这个第一并非乡试的“第一”，乡试第一名当为解元。有些人认为张穆曾经获得过举人考试的第一名，还是因为不了解“科试”与“乡试”的区别而产生的误解。
二、应试受阻
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的秋天，张穆从家乡来到省城太原参加到京城国子监（国立最高学府）读书的选拔考试。参加这种考试的考生是由州府教官上报，再经学政与总督与巡抚商定认可，又经学政主持考定，然后选择“文行俱优者”保送入京就读，叫做优贡生。
经过考试，张穆取得了优贡生的资格。按照当时的规定：优贡生进入国子监学习，朝考期满之后，可以做官，不过起点很低，一般只能从教官做起，如果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殿试；由举人而贡士，由贡士而进士，可以取得更为广阔的进升之路。
现在，摆在张穆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以他的学识才华，乡试中榜，考取个举人，进而入京参加会试、殿试，考取个进士什么的并非难事。但张穆选择了“以优贡生入京”的起点很低的做官之路。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内心深处，到京城见见世面，在国子监接受几年熏陶，广交天下文友，博览文化典籍，从而成就一番事业的意识，胜过了做官为宦，光耀门庭的愿望。
在这一年，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早春二月，他曾前往寿阳平舒村拜访祁寯藻。
此公何许人也？
祁寯藻，字叔颖，号淳甫。乾隆年间史地学家祁韵士的第五子。嘉庆十九年进士，官任侍郎、尚书，后为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执掌国家重权。《清史稿》称其为“三朝耆老，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焉”。
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主张查禁烟贩。曾为抗英名将郑延廷雪诬。
他又是个饱学之士，著有《马首农书》《man jiu亭集》。
因为母亲在籍卧病，祁公回家省亲。此时正家居在乡。这给张穆与他的会见提供了契机。
祁寯藻和张穆还有姻亲关系。他的小妹就是张穆的三兄丽暹的妻子，因此，张穆呼祁寯藻为五兄。
因此，张穆的这次造访，既是亲戚往来，又是切磋学问。可以说与祁寯藻的交往，对张穆的人生走向及其学术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张穆在一八三二年农历的正月入京，国子监朝考期满。按当时的规定，朝考一等者任知县，二等任教职，三等任训导。张穆考试成绩居中，选任正白旗官学教学，当了一名教员。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六月，张穆在北京，准备参加顺天府乡试。
乡试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是道难关，因为中式名额十分有限。嘉庆年间的山西。每届乡试仅可取士八十人左右。张穆曾由京返乡，参加过两届乡试，均未考中。只好留在北京教书。不过因是优贡生的身份，便多了一重选择，可以到顺天府应试。一者顺天府中式名额之多为全国各省之首，二者张穆也希望转换考试场地能给他带来好运。
考试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时称“北闱”与南京的“南闱”并称当时中国的两大考场。
其大门正中有贡院匾，内建仪门，龙门，再进去有望楼，人称明远楼，专供巡检人员眺望之用。考生的试房，按《千字文》的顺序排列，约共九千余间。人居一间，大约一米见方。考生入号后即将栅门关闭，等交卷时方可离开。上厕所要领号牌，有专人跟随，出去者曰“出恭”，回来者曰“入敬”。直到现在，我们阳泉乡下的一些老人们还把上厕所称作“出恭”。
考场的场规非常严格，衣食文具皆有特殊的规定。比如参考人员考蓝中所携带的食物，糕饼馒头都需要切开检验。“片纸只字不准携带入场”。
八月八日是这次乡试的头场。重八是个好日子，但给张穆带来的却是一场厄运。
原来，张穆在入场之时，考蓝中带着一瓶酒。提检小吏发现后呵斥；“去掉酒瓶！”张穆听后却拿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才扔掉酒瓶。这个举动惹恼了那个平常惯于作威作福的小吏。于是小吏和他的同伙开始翻检张穆的考蓝，在翻检过程中毁掉了他的笔、墨、砚台，撕破了他的衣服。这下可激怒了张穆，他拍打着自己的肚子说；“这里是我藏经的书箱，五经四书都在里面，你们能搜检出来吗？”
搜检人员更为恼火，继续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查，果然从他的笔袋中发现一张有字的纸条，不过与考试无关，是他平时写作时残留的废纸。谁知那搜检人员竟然以此为证，一口咬定张穆有意“挟带”，当即送交刑部处理。
刑部判定：革去优贡生资格，永远不准参加考试。
张穆的入仕之路彻底断绝。
对于这次导致张穆人生转折的巨大事件，众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张穆因小失大，过于鲁莽；有的人认为他使性仕气，有失检点；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在作怪。
对于这些见解，笔者皆不敢苟同。
让我们看一看张穆在这件事发生前后的一些表现。
前文讲过，张穆放着由乡试而会试而殿试，由举人而进士而状元的坦途不走，而选择了以优贡生的身份去北京当一名“教事”的仄经，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有着长见识，做学问胜过光耀门庭的意识。此其一。
到北京后，他所从事的重考据，重实践，以经国济世为目的的“朴学”研究，也与那考场专用的华而不实，僵化死板的“八股”时文毫不相干。此其二。
事发前，张穆对这次考试作了“精心”准备。考前心态平静，“胸有成竹”，备考之余，照样和友人们品诗论画，饮茗喝茶。此其三。
事发后，“气甚平”“语甚逊”“虑甚周”不像是做了什么“鲁莽事”之后的后悔莫及的心态，而且，其后并没有象他的好友沈垚那样，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此其四。
他平生最为仰慕的人物是顾炎武。人们知道，亭林先生是明朝遗民。清廷有摄于他的品德学问，使用了种种手段，想为我所用，皇帝屡屡下诏，召“博学宏辞”。但他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固辞不就”。张穆也是个“不合作者”。此其五。
由此我们想到了不卖唐明皇的帐，在大庭广众面前敢于戏弄权贵的李太白。
由此我们想到了敢于和封建礼教孤军奋战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
······
看来，张穆的这次偶然事件，只是偶然中的必然罢了。
至于张穆的幸与不幸，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如果张穆考试得中，中国历史上只不过多了一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小吏，那里还有哪些炳彪史册的煌煌巨著！
有清一代，即以平定而论，进士及第者数以十计，然能够在其学术领域占一席之地者，仅石舟先生一人而已！
这一年的张穆三十五岁。
从此以后，他长期寓居于北京宣武门外的上斜街闭门著书。书斋定名为“yi斋”，名字也由张嬴暹更名为张穆。
在这里，我们不妨咬文嚼字的来一点考证，斋名“yi”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 yi ，归也，从反身”。徐锴注曰：“古人之所谓反身修道。”
如果说，在顺天应试之前，张穆还没有认清这个没落王朝的黑暗而“锐身进取”；那么，在经历了这场看似意外其实也在意料之中的事件之后，张穆采取了决绝的态度，迷途知返，去“反身求道”。至于张穆的那个“道”，到底是什么？从他后来的言行中不难看出。
那个穆字，有肃穆、静穆之义，兹不赘说。
从此之后，他便在自己的yi斋里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
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时任编修官，詹事府赞善，进士出身的赵振作，毅然将自己的胞妹嫁给了这个终生已定的连个举人名份也捞不到的白丁张穆。
可见，慧眼识珠之人还是有的。
三、心仪顾公
在张穆所景仰的先贤之中，顾炎武当冠其首。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少时入复社与晚明阉党斗争。清兵入关后，在崑山兴义师抗清。事败后游历北国，考察地理形势，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为反清复明做准备。康熙皇帝曾屡诏入博学宏辞科荐修明史，皆坚辞不就。他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晚年移居北方，年七十而卒于山西曲沃。
在学术方面，《清史稿》称其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研究学问，他主张“敛华就实”；于百科，“穷究原委”“考证得实”，讲求实事求是。除以上提到的著作之外，还有《日知录》三十卷，历时三十年而成，是他平生心血的结晶。另有《肇域志》一编及其它史地著作多种。
此外，他又是文字学专家，著有音韵学著作多种。
张穆对顾炎武的关注，可以追溯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的春天。顾炎武的老友颜光敏在北京家中收藏着许多顾炎武的诗文手稿，这些手稿后来归陶梁所有。张穆在南游之前，特意到陶梁家抄录。后来在南游期间，每到一地，总要留心有关顾炎武的材料。这是张穆为顾炎武编写年谱的最初准备阶段。
道光二十二年，徐松赴任出京时，曾将自己早年所写的《顾炎武诗文系年》的草稿交给张穆。又过了一年，何绍基为父守丧期满回京，他搜集到了顾炎武嗣子顾衍生等人编写的《年谱》并把它交给张穆。张穆将这两部草稿进行综合，加以厘定，于道光二十三年（一八三三年）春写成《顾亭林先生年谱》。
张穆在《顾亭林先生年谱》的题辞中，是这样评价年谱主人公的：“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启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他认为：“有清一代，学术研究风气之盛，实在是由顾炎武开启的。而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能够洞察古今的变化，阐明治理天下的要领，其学问和见识的深刻一贯，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够赶得上他”。足见张穆对这位先贤敬佩的程度。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表》那种以系年的方式概述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的简明扼要的叙史手法。而被称为“一人之史”的年谱在宋朝才开始出现，后继踵于明，至清而极盛。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认为，张穆所撰写的《顾亭林先生年谱》“于谱主所旅之地位，所接之人等，考核精密，细大不遗”是清代年谱中的精品。
在撰写《顾亭林先生年谱》的同时，张穆还与友人集资兴建了顾亭林祠，此祠又称顾炎武祠或顾祠。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院。每年春秋两季及顾炎武的生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而张穆则是逢祭必到。
道光二十四年，顾祠落成，首次公祭。
地处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院一隅的顾炎武的祠堂挤满了前来祭奠的人。仅当时在场的硕儒名流就有十四人之多。当然其中不少是张穆志同道合的好友，如何绍基，苗夔等人；但也有几位当朝的重臣前来应景。
比如那位文韬武略，声名显赫的曾文正公——曾国藩也在其列。
祭文由张穆亲自撰写，亲自宣读。文章很短，不足千字。不过其中有些话语颇值得玩味。
开头一句统领全篇，道是：“先生生当季叔，业贯汉唐，学堪为王者师，志非以名山老。”
季叔二字是古代兄弟排行的最末。二字略指顾炎武生在明朝末年。照理说，张穆是清朝的臣民，此处宜用“亡明”或“伪朝”二字，张穆在此处隐而不用而以季叔代之，其中大有深义在焉。
第二句中的那个“业”字，是仅指顾炎武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指他的生平业绩？如果仅指前者则祭文有失偏颇，如果是指她的生平业绩，那么顾炎武毕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就是他的学术研究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说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到病书》吧，那是顾炎武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考察天下郡国的利弊，一旦天下有变，就可以立刻用于军事目的的。
第三句“学堪为王者师”说的更直露。
那“王者”可不是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作者是在说，凭顾炎武的学识才华，足可以给那些自命不凡的天子们当老师。
第四句“志非以名山老”是顾炎武一生的概括。清军入主后，那些曾经高举义旗起兵抗清的人们，有的隐退了，栖居名山，以隐士自居；有的消沉了，回归田园，以耕读自乐。唯独这个顾炎武，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不怕杀头坐牢的威胁，不改初衷，天下奔走。就是他的晚年，也不去山明水秀的故乡——江南去终老，而是埋骨于风沙黄土中的山西曲沃。其用意到底是什么？
原来，历来争夺天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国地理形势西高东低，一旦神州风云突变，麾师东下，如高层建瓴，水银泄地，其势不可阻挡。
顾老先生至死也没有忘记他的复国大志。
张穆到底要在这篇祭文中传达什么信息？笔者不好妄加猜测。在此，只是提供一些资料，结合顾炎武的生平行事作一点分析，在文字上作一些诠注，以待高明。
时过不久，这一年三月，张穆的好友许翰来京。因为错过了顾炎武的春祭，张穆和在京的友人为他特设一祭。
在顾公祠中，有四人配祠：俞正夑，沈圭，张潮，张继亮。前三人生前都是张穆的好友，而且也都是西北興地的精英，张穆以他们配祭顾炎武也在情理之中。
唯独那个张继亮，生前与张穆并没有密切往来；在学术方面，也没有什么鸿篇巨著。何以能在顾炎武的祠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原来，张继亮生前与龚自珍，魏源这些在清末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过从甚密。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上奏朝廷的禁烟折子，“张继亮有功与焉”。后来主战派姚莹因奋力抗英获罪，张继亮又在京中到处奔走，为他申雪，但不幸病死于松筠庵。
一时间，张继亮成为敢于对抗黑暗，伸张正义，以身殉志的典范。
张穆的用心一目了然。
除《顾亭林先生年谱》之外，张穆还撰写了《潜丘年谱》。
那潜丘先生姓闫，名若璩，字百诗，潜丘是他的号，山西太原人，世业盐筴，侨居江苏淮安。在明末清初的学者当中，人们把他和顾炎武并举，赞誉“亭林之大，潜丘之精”。认为“顾炎武学识博大，闫若璩见解精深”，可以说都讲到了两人的要害之处。
闫若璩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尚书》的辩伪。那《尚书》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人们尊之为《书经》。是一部上古时期文献资料的汇集。几千年来，他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圣神不可侵犯的地位。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上至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科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
闫若璩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认定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是部伪书。于是著成《古文尚书疏证》以白天下。
梁启超认为：经闫若璩疏证，让人们明白了这本几千年来被人们所崇奉的圣神不可侵犯的经典，原来全部是假造。“思想界该受到如何震动呢？”梁启超又说：“凡是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准研究的，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他又认为“新学问发生的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上至‘造物主到底有没有’？乃至‘耶稣是不是人？’都可以研究“。
梁启超的最后结论是“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是近三百年来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张穆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位山西同乡，不只是重视他的研究成果，而更敬尊他那敢于否定公认的权威的大胆探索精神。
四、关心国事
蛰居在北京上斜街的张穆，并不是个一头钻进故纸堆里的书虫，他是一位身在陋室而心怀天下的人物。
在一八四〇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投降派的代表。他奉命到达前线后，与敌人不战而和。并私自和敌酋义律谈判，以香港私许英人。他的举动引起了国人的愤慨，于是“海内莫不以罢战言和归咎于琦善为始作俑者矣”。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道光皇帝只好下旨将琦善锁拿送京审判。但这只不过是做了个样子，琦善重罪轻罚，不久又重新启用。此消息一传开，朝野舆论哗然。
就在这时，在朝身为御史的陈庆镛，委托他的好友张穆代写奏疏，弹劾琦善。于是一篇名震天下的《劾琦善·奕经·文蔚疏》便从yi斋破门而出。
《疏》是古代臣子向皇帝提出意见或建议的一种文体，它的特点是分条陈述。汉代贾谊的《论积贮疏》，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都是《疏》中名篇。
这份疏的起首，开宗明义，把矛头直指当朝皇帝，“臣某奏，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指责道光刑赏失措，不能使天下的百姓信服。
接着揭露琦善等人的罪状，认为琦善恶行累累，“罪不胜诛”。然后又指出朝廷对待琦善等人的包庇纵容“收禁未及三日，辄已弃瑕录用”。之后又陈述琦善等人重新启用之后天下人的反应“谁不切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说明此疏是为民请命，代天下人立言，非自己的一人之见。《疏》中还公然反问皇帝：“未闻皇上所谓何者何人？所谓即墨者何人？”此疏的最后结论是：“如果这样下去，天下将会是非颠倒，赏罚混乱”。希望皇上收回成命，重处琦善等人。
此《疏》一出，朝野相应，天下沸腾。道光皇帝只好收回成命，革去琦善官职，让他在家中闭门思过。
笔者曾经阅读过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其中虽说不泛大胆的议论，激烈的言辞，但大都停留在“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的水平上。象张穆这样全然不把这个真命天子放在眼里，批评议论，抨击斥问的《疏》《表》还不曾见到过。
张穆代陈庆镛写《疏》，说明他身在书斋，关心国事。而《疏》中所折射出的时代曙光，人性的觉醒，及作者的强烈的民主意识，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八四一年的十二月张穆写信给祁寯藻，建议他选贤任能，重视人才。
原来，在这一年“诣阙献书”者甚多。但“皆置不报”。其中有一个从福建远道而来北京向皇帝上书献策的人竟然被关押起来。张穆在他的《与祁叔颖枢密书》中说“我并不认为闽生之策必有可采，只是希望凡是这类人物都要详细考察他的建议正确与否，研究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准确了解他的建议的内容，然后分别作出处置。这样，才能使真正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他们出世后，也有为世所用的希望。”张穆在信中还指出：“有人人皆知其庸碌无能，不足供驱策者，而朝廷皆如所请与之”。原来朝廷亲自登门邀请的参与军国大事之人，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这样一来，哪里还有张穆之流的天下英雄的用武之地？更何况是一文不明的区区闽生？
显然，这些选贤任能的建议只是张穆的一厢情愿，不过我们也能看出他，身在书斋而心忧天下的博大襟怀。
一八四八年的十二月，张穆受友人的托付，写成了《高要苏君家传》，并撰写了《公祭苏封翁文》。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世俗之所望于子者，率不过甘旨而丰腆与褒赠之宠荣。一旦剽朱夺紫，奋迹朝廷，谁复责以关心国是，系念民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俗人们对孩子们的希望，大都是企盼他们将来做官为宦，锦衣玉食，吃的胖胖的，穿的厚厚的，受到朝庭的褒奖和赠予，并以此为荣。一旦他们穿起了大红大紫的朝服，在朝中手握重权，谁还去关心国家大事和顾念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在这里，张穆不仅批评了人们的世俗观念，更为重要的是画出了一幅封建末世的官场现形图。
你们看：那些挺着大肚，穿着大红大紫的朝服的达官显贵们，他们当官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受到皇帝的恩宠和朝庭的褒赠。一旦目的达到，既不关心国是，也不心忧黎民。
尤其是文章中的“剽”“夺”两字，活画出了这些酒囊饭桶欺世盗名的丑态，真可谓是入木三分。
当然，《祭文》中又称赞了苏老先生心怀天下，教子有方。原来，他的儿子赓堂在朝做官，苏先生教育他说：“你在朝中做官，要关心国家的安危，明察社会的弊端，举荐褒扬那些贤人，抨击弹劾那些奸佞，务必上无负于国，下有益于民。”
这篇祭文中所倡导的那些为官处世的原则，其实也是张穆的心声。
你看，石舟先生既看出了那些“剽朱夺紫”的当朝显贵们祸国殃民不可救药的丑态，又要通过苏老先生的口劝告官员要做一个忧国忧民的清官，这是何等的矛盾啊!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列宁对托尔斯太的评论。这两位大作家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腐朽与没落；一方面又希望人们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去改变现状。
处在同一时代的中外伟人们，何其相似啊！
在张穆逝世的那一年，他还写下一篇《重守令论》。
“论”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它是把自己的见解或建议，用议论的形式写出，供皇上治国理政之用，故其涉及内容多为国家大事。贾谊的《过秦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都是“论”中的名篇。
从题目上看，张穆的这篇论谈的是有关海疆善后如何选择地方官员的事情。那个善当不妨改作“战”字，因为不久之前才发生过鸦片战争。
《论》中先谈守令的重要，认为“守令者，国家之根本，而培养元气者也。”接着，以鸦片战争为例，论述“一方守令贤则一方安”的道理。并指出，在鸦片战争期间，“师屡挫辱”的原因，在于“守令不贤”。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篇“论”中张穆还歌颂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抗英运动，指出“东粤屡遭逆夷之毒而忠爱不衰。义檄，义旗相继而起”，在人民群众的英勇抗击下，“逆夷畏民驱逐遁不敢居”。
他建议，选择海疆守令应当着眼于“实行为国为民者”。也应当着眼于就地取材，从当地选择。并且给他们一定的自处权力“受之以便宜”，不要处处“掣肘”。
文章的最后结论是：“由海疆守令而推之天下，国家何忧无才？天下何忧无将?”。
当然，张穆也看出，这个腐朽的王朝，已离大限不远。“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官窍不灵，运动皆滞”。
石舟先生似乎没有意识到，你的议论纵然能够振聋发聩，但对于一个“官窍不灵，运动皆滞”的行将就木的垂死之人而言，恐怕只能是对牛弹琴。
不过，我们从中仍然可以体会得到，身处人生困厄之中将要走完人生道路的张穆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五、良朋诤友
张穆一生交友甚多，他既不是握有生杀大权的朝廷重臣，也不是拥有万贯家产的巨商大贾，只是一介书生。对朋友们的成就，他不遗余力的鼓吹、宣传。
就拿他与王筠的友谊来说吧。王筠以治《说文》闻名于世，而张穆也是个小学大家，他向这位老友建议，应当把清代前期治《说文》的名家，段、桂两家的学说折衷处理，“以贻治许学者。”王筠接受了他的建议，“日课一纸”，开始了《说文句读》的写作。张穆时刻关心着此书写作的进展情况。以辛未年间，张穆写给友人许翰的信为例，五月一信云“《句读》已完，真神勇也。”十月间又一信说“菉友时相见，精神甚好，意气甚平，现著《句读》已两卷 。
积三十年的功力，王筠写成了《说文句读》，他请张穆为之序，张穆慨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序》的开头是这样评价王筠的：“贯山之于《说文》，如亭林之于《音韵》。后有作者，补笡匡正焉可矣，必无能过之。”
他认为：王筠对于《说文》的研究，正如同顾炎武对于《音韵》的研究一样，后来的学者可以补充匡正，但绝对不会超过他们的水平。
张穆就是这样为他朋友的成就呐喊助威的。
但是，对于朋友们的一些缺点，他也毫不掩饰，诤言规劝。
前文提到的那位请张穆代草弹劾琦善的疏奏，以直言敢谏而名闻天下的当朝御史陈庆镛，也是一位跟张穆过从甚密的朋友。但由于身在官场，应酬甚多，无暇顾及学问之事。张穆见此，援笔成书，写成《致陈颂南书》，犯颜规劝这位挚友：“窃见先生年来以招呼名士为事，从无闭门自精，读书味道之事。”
在张穆看来，这位陈御史近年来每天只是沉迷在招呼名士的活动之中，而自己从来没有关起门来，读书研究，修身养志的时间。又指责他每天和人“所谈者皆泛泛不关痛痒之言”“经学既已荒废，治术又不练习。”如此下去“亦不过如俗吏之为而已。”
那陈庆镛年长而位高，张穆后生而位卑。
此信一出，连张穆的好友李慈铭也认为：其言为平交所不堪。
但张穆和陈庆镛的友谊不是平交而是“心交”。陈御史看完张穆的信后，并不认为这是对他的大不敬，而是接受了这位诤友的“抗直”之言，和他相得如初。演绎了一段诤友敢于直言相劝，而长者又能虚心纳谏的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多见的历史佳话。
因为“疏劾”得罪了当朝的利益集团，后来陈庆镛由监察御史转任工部给事中，名义上由从五品官升为正五品。实际上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许多权力。而被他弹劾的那个卖国贼琦善不仅官复原职，而且道光皇帝还赐给他头品顶戴。
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官运亨通，节节上升；维护国家利益的正直之士滞留原位，甚至不升反降，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道光二十六年，年仅五十二岁的陈庆镛去职还乡。张穆闻讯后，摒退送友，独邀相送，并赋诗五首相赠。其中有句云“归田更何歉，儒业期永保”。安慰他这个“心交”，辞官归田并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只是希望他不要放弃学问上的进取，作个饱学之士。
当年在陈庆镛位高权重，众人攀附之日，唯独这个张穆，敢于犯言直谏，指责他的过失；现在陈御史去职还乡，门庭冷落之时，还是这个张穆，摒退众友，温言相慰。
张穆之于朋友，可谓至矣尽矣！
六、两游江南
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四月。张穆谐友人游历长江以南一带，除江浙外，足迹还遍至湘、桂、闽、粤。
当时，北京通往南方的铁路尚未修建，张穆此次南行，该是乘舟沿京杭大运河循水而下。是年五月下旬，抵达江阴，驻足于江阴学使署。这从张穆的五言古诗的标题《五月下旬初抵江阴。春圃侍郎邀谐同幕诸君，游君山，晚宴存雪亭，即送许莲西大令归里》中可以看出。
除此之外，这首诗的标题还向我们透露出了两点消息。一是，此时的祁寯藻正在南方做官，二是张曾经谐友人游览了洞庭湖畔的君山。
六七月间，游历湘、漓、闽、粤。有一首诗记录了他这次远游的行踪：“我时亦衔星诏出，高建英簜渡湘漓”“东闽西粤隔重嶂，引领还得遥相望”。
这次江南之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对他后来的写作和研究都大有裨益。
不幸的是这一年冬天的十月二十五日，其妻刘氏病故。但远在江南的张穆在腊月初八日才得知她的死讯。十三日作《悼妇篇》，悼念他的妻子。前有小序曰：“十二月十一日，君亡四十有九日矣。黑云如磐，灯寒雨晦，拉杂写此，写毕不能复视也”。伤痛之情，溢于言表。诗中“蚌珠随地碎”句下自注：“曾有二子，皆夭折”更令人不忍卒读。
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的秋天，张穆再游江南，足迹遍至长江淮河流域，从行程上看，主要是会友和访贤。
在这次南游中，张穆与何秋涛订交。
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人。进士出身，官授刑部主事。秋涛钻研汉学，尤精輿地之学。因俄罗斯地在北界，与我国边卡切近，而未有专著加以考证借鉴，于是编著《北徼汇编七卷》，继而详加修订。咸丰七年，皇帝赐名《朔方备陈》。
张穆和何秋涛都关注我国北方輿地，志趣相投，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后来，秋涛和张穆在北京比邻而居，来往密切，如同一家。张穆死后何秋涛为他撰写墓志铭，竭力称颂他的生平业绩，并整理，校订他的遗作《蒙古游牧记》最后付梓刊行，是个有始有终的人物。
张穆在南游期间，还在扬州拜见了曾任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的大学者阮元，并将自己的几本著作赠送给他。阮元翻阅《俄罗斯补辑》时，赞叹道：“可谓天下奇才，二百年无此作也！”张穆请阮太傅赐撰《延昌地形志序》，阮元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书赠一联以资鼓励，联语是：“讲学是非求实事，读书愚知在虚心。”
此联语言浅近，但文笔曲折，不加疏通会产生误解。“讲学是非”一句，是说研究学问判定是非要讲求实事求是。下句中那个“知”通“智”。这句的意思是，读书的愚蠢和智慧是体现在能否虚心汲纳，融会贯通书本的内容。
这既是对张穆的肯定称赞，也是对他的鼓励和期盼。张穆把这两句话，“书于座右而自箴。”
张穆感到十分的欣慰。在他的《复阮芸台相国书》中，把这次会见比作东汉末年的大学者蔡邕接见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张穆在信中对阮元尊敬有加，但也没有小瞧了自己。那王粲虽然其貌不扬，为刘表所不容，但后来曹操却慧眼识才，委以重任。相传：“王粲马上作檄，援笔立就。”从中可以想见这位考场失意而以学向自许布衣之士——张石舟的雄心壮志。
七、校刊订正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张穆曾校定祁韵士的著作。不久，《西域释地》《西陲要略》《万里行记》相继刊行。当时，祁寯藻手里还有一部祁韵士在乾隆年间编纂的《外藩回部王公表传》时编辑而成的资料长篇。这十几册资料，因为“末经更事厘定”，祁寯藻便把它称之为“底册”。
张穆在校定《西域释地》和《西部要略》时，曾见过祁家藏的这一底册。“底册”记载着清代前期蒙古各部以及西北回部的有关事宜。记述着西北地区复杂的山川形势，以及满、回、托忒等族的语言文字。
当时的张穆初出茅庐，要将这内容庞杂的“底册”编辑成书，并非易事。
道光十七年，祁寯藻出任江苏学政，到任后拜访了江南名士李兆洛。二人时相过从。道光十八年夏，张穆南游，经常和祁寯藻相聚。于是，张、祁、李三人的谋面成为现实，在交往中，他们谈起了祁韵士的著作。
道光十八年九月，是李洛非的七十大寿，祁寯藻以学使的身份到场做寿，张穆随同前往，李兆洛拜见祁公时，又谈起了“鹤皋诸书”，即祁韵士的著作。后来，祁寯藻拿出了先公祁鹤皋所著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其谪戌塞外时写成的《西陲总统事略》《西域释地》《西陲要略》。祁寯藻认为，《西域释地》等三书已有刊本，而《外藩传》，先人精力所萃外间少有知者。他认为，那《外藩传》是他的先父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但是世人很少有人知道它，想综合各传为编年体，成一家私书，就像司马迁的《史记》一样，藏之名山，传之四海。因此，把这个重任托付给这位江南名儒李兆洛。
李兆洛读过这些著作后，表示愿为效力。于是邀其至友毛岳生编次，门生宗景昌校写，并补《藩部世系表》。（此表后由徐松重新校订），后来形成李兆洛称之为《外藩提要》的编校本。
但大业未竟，李兆洛不幸于三年之后逝世。
于是祁寯藻便托张穆来完成这一书稿——即所谓编校本的最后修订工作。
祁寯藻把这项他认为只有象江南大儒李兆洛才能胜任的工作交给张穆来完成，并没有看错了人。如果说，当年校订“底册”时因初出茅庐，尚未成熟而中途搁置；那么，此时的张穆已经磨炼成了“学界大儒”“舆地高手”。而他那工作时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恐怕有些“大儒”和“高手”都难以企及。
张穆在校稿时，常用红黑两色毛笔来处理不同的修改之处和增补内容，或在空白处写上眉批或旁批。有时，还在某段文字的下面勾划符号，作出标志，以示强调；有些地方，还将增补的内容写在贴单上，再将贴单贴于原稿。
《校订稿》全书十八卷。张穆在复审过程中改动之处达到千余条，增补约六百余处，删削六十余处。增删的文字少则一字或数字，多则数十字或数百字，最多处达一千余字。
这部手稿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读其手稿，想见其为人，看着这样的书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张穆在校订过程中，对一些书写格式作了调整，并更改了书名，将李兆洛原文中的《外藩蒙古要略》《各藩要略》《外藩提要》等统一改作《藩部要略》，使之与《西陲要略》的体例相一致。读来，一目了然。
一般人以为，校订书稿也不过就是修改订正文字，疏通一下句子。但对张穆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再创作”。经过他的一番精心的修订，早期粗糙的半成品，已经变成史地之学的精品了。
此书在道光十一年正式刊行。因为祁韵士号筠渌，便以“筠渌山房”的刻本问世。
张穆还校订过元好向的诗文集。
元遗山名好问，是有金一代唯一的大诗人。他的诗作上承唐宋，下启明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桥梁。其诗风追随老杜“沉郁顿挫”自成一家。他的创作旨趣也和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中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十分契合。
元好问祖籍平定，于北宋靖康之末迁居句容（今山西忻州市），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常常称平定为故乡。生平踪迹往来，与平定至熟。
张穆的故居阳泉山庄，遗山先生曾到此访友，并写成《宿阳泉栖云道院》以记其胜。其中有句云“一笛悠然此地闻，住山还忆写大君。已看引水浇灵药，更约筑亭宿野云”。悠扬的笛声，潺潺的流水，盛开的芍药，飘动的野云……在如此美好的地方住宿下来，该是何等的惬意！
遗山先生歌咏阳泉的诗作甚多，兹不一一列举。
但最能反映元好问创作成就的，还是那些揭露时弊，关心民生的作品。在他的《雁门道中书所见》一诗中，这样写道：“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三年夏秋旱，禾苗穗未吐，一夕营幕来，天明但平土。”
诗中把金城歌舞饮宴的场面和民间惨不忍睹的贫苦生活形成对比，让人想起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夏秋干旱，禾苗枯死，农民颗粒无收。蒙古大军的铁蹄一到，田园倾刻之间被夷为平地。诗人最后又叹息道：“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似阻，半岭逢牛车，人牛一何苦”；在险峻的雁门道上，半山腰际诗人碰到了一个车夫赶着牛车行进，下面积雪的山涧深不可测，前面的山路盘旋曲折。诗人叹息道：人象牛一样的辛苦，这是何等的生活！
元好问的诗歌以七律，七古成就为最高。七古兼容李白、韩愈，苏轼的诗风，七律则主要受杜甫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以丧乱为题材的诗歌，关注现实，感慨深沉。清代著名学者赵翼评其诗“深沉悲凉，自成声调”，认为“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除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把元好问与杜甫相提并论。这并非对他的过誉，当代评论家都认为：元好问不仅是金国诗人之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面对这样的一位同乡先贤，张穆自然是仰慕有加，心响而往之。他在《元遗山先生集》序中说：“遗山尤夙所仰慕”。原来，张穆的心里早就特别敬仰这位大诗人，决心校订整理他的著作，“以助桑梓雅淡”。于是便开始了他的工作。
张穆在校定《遗山全集》的过程中，搜集考证了各种有关书籍：如《元史》《金史》《元文类》《金石例》《金文雅》《山西通志》等。他参考各种资料，“缺者补之”“误者订之”。如果有些东西无可考较，“概从阙疑。”并没有因为元好问是他敬仰的同乡先贤，而在文集中氽入那些夸大不实之词，体现了一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元遗山先生集》共四十卷，明储巏所辑。有清康熙四十六年无锡华西闵《剑光阁刻本》。至嘉道年间，方翁纲和叶至冼先后批注题记。最终由张穆校订题跋第六至第四十卷，于道光二十九年重刻并撰序。
张穆谦虚的说，他校订刊行元好问文集的目的只不过是“助桑梓之雅淡”，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家乡的人们茶余饭后高雅的谈论增添一些内容。其实何尝只是如此？如果没有张穆对遗山文集的整理校订，恐怕后人至今也难以 见到这位堪与诗圣杜甫比肩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庐山真面目。
八、舆地建树
一八四零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终以中国割地赔款而告终。一些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再为传统观念所约束，开始关注起边疆问题来。
在中国，只要是读过初中的人，无人不知徐霞客的大名，他以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地貌闻名，其《徐霞客游记》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但是，自古以来，长城以北及新疆一带，很少有人问津。
清康熙时期用兵西北，有此地方，历经三朝才完全纳入清廷版图。于是西北舆地研究之学悄然兴起。余正夑的《癸己类稿》，张松的《新疆志略》都是这方面的著作。张穆与此二人的交往中，已经粗略地了解了一些西北舆地的情形。但使他真正进入这个领域的，还是道光十六年夏（1836）应祁寯藻之托，编定他已故的父亲祁韵士生前所著的《西域释地》两卷和校订其《西陲要略》这件事。
祁韵士，字鹤皋，取《易经》“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之义。山西寿阳人。他是有清一代西北史地研究的开创者。乾隆十九年进士，官编修，擢中允，后改户部主事。嘉庆十九年，因事获罪，戌边伊犁时，伊犁将军松筠命其撰写新疆志书。他在原知县任延楷未定稿的基础之上重新编纂，撰成《西陲要略》、《西域释地序》。张穆对这两本书评价很高，认为：“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条分件析，考古证今，简而赅矣”。并称赞这本书体现了一个舆地学者“目验得之”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这对他后来撰写《蒙古游牧记》不无启发。
可以说，在校订前人的著作中，他走进了西北地理和历史的研究领域。
在校订完毕祁韵士的两部著作之后，张穆拟将视野从新疆扩而大之，即凡蒙古诸部落所居之地，如外蒙古及西套，青海等诸部落的历史沿革，及其所在山川古迹，一一考证，汇为游牧之书，以补地志之阙。
于是，一部工程浩大，致力于十年的旷世之作《蒙古游牧记》开始构建。
在为《蒙古游牧记》的写作作准备的同时，石舟先生笔耕不辍。一八四一年，张穆著成《水经注表》。《水经》为汉代桑欣所作，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河流系统。后由北魏郦道元为之作注，名曰《水经注》。张穆认为后来流传的有的《水经注》本子未依《永乐大典》为据，因而对《水经注》又作了重新研究，在校订《水经注》的过程中整理写成《水经注表》。
有趣的是百年之后的另一位国学大师，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对《水经注》的这段公案发生了兴趣。他运用从美国老师杜威那里学来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治学方法，用了七个月的功夫，写出了一篇长四万字的《全校<水经注>辩伪》。虽然，他所持的观点与张穆不同，但石舟先生的《水经注表》仍然是他的重要参考之一。
而对《水经注》的研究，又引出了张穆的另一部著作《魏延昌地形志》。
《地形志》是一部笺释历史文献的著作，属于对旧史的注释及辩证。它以延长为标志，意在补正《魏书·地理志》的不足。北魏魏收所撰写的《魏书·地理志》有上中下三篇。但只是记载了东魏而非北魏的地理沿革。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张穆化了十年功夫加以辩证考实，“凡古书及金石遗文，有涉及魏事者，必祥采之”从而写成了《魏延昌地形志》十三卷。
《地形志》虽然是一部笺释历史文献的著作，但和那些“闭门著书，不问世事”的学者不同，其中贯穿着作者的用世之意。张穆在自序中写道：“此书虽以魏事为本，鄙意则并欲为读郦者通其径术”“西北陂塘堰泽，尤为经世者讨论所必先。”说明作者写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那些阅读郦道元《水经注》的人们指点迷津，更为那些有经国济世大志的人提供讨论研究的资料。
其用意与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作者写作《蒙古游牧记》的目的暗相吻合。
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张穆完成了他的旷世之作《蒙古游牧记》。
上文提到过，在我国，尽人皆知那本以记述我国西南地貌而闻名的《徐霞客洲记》，而西北舆地却缺乏一部内容翔实，体制完备的著作。张穆此书，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个空白。从此，南徐北张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
《游牧记》创作动机，发端于张穆为祁寯藻校订他先人祁韵土的著作《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两书均为韵土谪戌新彊时所作。体例皆为纪传体。此体为汉太史公司马迁所创，后为历代作史者沿袭。当时的张穆考虑到：自来郡国之志与编年、纪事之体互为表里，司马迁《史记》作《纪》《传》，而班固的《汉书》创修《地理志》以补《史记》之不足，从而两书相得益彰。
何不效法孟坚之于子长，以自己的舆地专长弥补祁公之书的不足。让两书互为表里，错综而发明之？
想法确定之后，还要看自己的功底。而此时的张穆已非彼时的张穆也。终过几十年的钻研磨砺，已成学界宿濡，舆地大家。从事这项繁难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这么一项浩大的学术二程，首先是材料的收集。
张穆著书所涉及的资料，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流传不广。但张穆还是利用一切机会阅读、抄录、考订他所接触到的这些资料，甚至是被视为“府中鸿秘”“内府地图”等一些皇家秘籍，也让他钻隙觅缝搜求得到。
张穆所寓居的上斜街，距离以交易古董、古籍而闻名的琉璃厂不远。张穆经常和友人徜徉其间，购得一些涉及西北地域的行记诗文，这也成为张穆撰写《游牧记》的主要参考资料。
此外，友人的慷慨相赠也是张穆资料来源的一条渠道。比如那个徐冰，就多次以家藏的资料相赠，有些甚至是他未曾使用过的查实而备用的史料。而那个徐伯星所收藏的《内府十三排图》也让张穆亲手摹绘。在撰写过程中张穆也曾与大学者魏源有过商讨切磋。魏源著作《圣武记》也就成为《游牧记》中引用资料最多的著作之一。
动机明确，资料齐备，体例择定之后，张穆开始了艰苦的撰写过程。
上文讲到《蒙古游牧记》是想用“志”的形式以补祁韵史“纪传”的不足。因此，它采用的是清代学者常用的正文与注释相辅相行的写法。其中引用资料都要注明出处。作者的辨证考订，则以“穆案”为标识。广采博取，深思熟虑，一字落笔，辄费踌蹰。
《游牧记》的内容，以《二十四史》相关的《志》、《传》以及历代重要的舆地著作为基本史料，又辅以当代的官修书籍与考据学者的研究成果，汇成了这部划时代的西北舆地文献。可谓是博大精深，无与伦比。
张穆将侧重点放在对历史和地理的考证上。
如对蒙古名称的考证。《卷之七，喀尔喀》：旧说契丹建国国号曰“辽”译言“镔铁”，盖即《尔雅》“白金之美者为镣”。故女真抗辽则名其国曰金。达达抗金，则名其国曰蒙古，蒙古，银也。博民《西斋偶得》曰：“辽为契丹，金为女真。契丹本名为契塔特；女贞由朱里贞迭改，其本音乃米里扯特。（见《元秘史》蒙古文。）今蒙古人犹以是呼之。
再如《卷三十·记中右翼左旗札萨克》，引证材料遍及古今，既有今人许松的《西域水记》，又有《唐书·突厥传》，还有《地理志》及《西域记》诸书。
《游牧记》在叙述土谢图汗部，车臣汉部、土尔扈特汉部以及乌望海诸部时，有较多的篇幅涉及俄罗斯。因此，此书一出便引起俄国学界的注意，很快被译为俄文。
在阅读这本卷帙浩繁的舆地著作时，你并不感到枯燥。因为它在对历史和地理的考证中，不时引用相关的诗文，使这部舆地著作兼有文学色彩。
比如，熬汉北境有玉瀑一条。乾隆有诗记之曰：“大者明珠小者玑，如倾栲栳投深渊，虎狼骇走不敢饮，下疑千载苍龙眠。”如喀拉湖产白莲。《松漠草诗注》记之曰：“杂茎亭亭，无异中土，唯瓣厚无香，似歧似苋。”这些张穆都予以引证。读来兴味盎然。
这部宏篇巨制以地志为经脉，对蒙古、青海、新彊等地的蒙古各部落至清代时期的游牧所在，舆地形势，及道里四至都予的记载。同时，它又对蒙古各部落的历史没革，尤其是元亡以来各部落的变迁以及满蒙关系作了更为详尽的记载。
在行文叙述上，以盟、旗为单位，将内蒙古二十四卷合为六卷；将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列为四卷；额鲁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各分为三卷。各部类均有总述，又自为注，使这部煌煌之巨著，线条清晰，繁而不乱。其注释文字多于正文，这又有别于他著。
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张穆在撰写《蒙古游牧记》时“致力十年，草稿屡易”。
这两位文化巨人，虽然涉足于不同的领域，但他们写作态度的严谨，付出的辛勤，又何以相似！
司马迁在评价屈原时，曾经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可谓兼之矣。”
祁寯藻在评价张穆时也是这样讲的：“陈古义之书，贵于实事求是，论今事则贵于经世致用。而石舟《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
在张穆所处的那个时代，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兼而有之的学者能有几人？就是现在的所谓饱学之士，他们所玩的那几招花拳绣腿，写的那几篇应景时文，在这位先辈面前也只能羞愧的汗流夹背，无地自容。
《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中国蒙古蒙旗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它既是一部蒙古史学著作，也是一部西北部边疆的舆地学著作。
蒙古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但直到清朝前期，也无专人从事蒙古历史研究。自祁韵士在乾隆年间于史 馆撰写《蒙古王公表传》，中国学者才开始了对蒙古史地的系统研究。应当看到，《王公表传》是纪传体，而其后的续作《藩部要略》则是编年体。两者都设有摆脱由《左传》和《史记》开创的传统修史的模式，对蒙古地区舆地方面的记述都极为筒略，“详于史而略于方域”。至于出川形势则多未备载。
读史而不明舆地，必有难通之处，这就给后来的治史者带来诸多不便。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打破了蒙古史的研究有史而无志的局面，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这无疑是他的一大贡献。
我国的古代的地理著作，北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南有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但长期以来，长城以北及新缰一带鲜有人问津。直至清中叶，才始渐有记录。其后祁韵士，徐松等人相继被谪发新缰，他们谪居之时，作了一些实地考察，相继撰写了《西部纪略》《西域释地》《西域水道记》《新疆志略》等重要著作，西北舆地才渐渐有人关注起来。
但因官修史书藏之于内府，一般学者无法检阅，而个人著作又偏于一隅，其著作内容也大多局了限于清代。学者无法窥其全貌。
《蒙古游牧记》的成书，使西北舆地研究的空白或半空白得以填补，也为后来从事边疆輿地的写作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梁启超把张穆与魏源相提并论，并非过誉。
俄罗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我国北方的邻邦。但长期以来我国和双方的边界许多地段未正式划定，时有争议，有时不免兵戎相见。一九六六年的珍宝岛事件便是一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执行和平睦邻的外交政荣，与俄国和蒙古重新划定有争议的地段。据说，在划界的过程中，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我国的重要参考依据。恐怕连石舟先生也不曾料想到，他的这部学术著作会成为新中国定界的国典。
《蒙古游牧记》不仅为中国史地学者所津津了乐道，而且是一部享誉世界的学术著作。
该书付梓刊行之后，俄国人首先注意到它的价值，率先译成俄文，不久又被译成日文。英国的蒙古史学者巴德利和法国的汉学家希泊，在他们的著作中，都高度评价了《蒙古游牧记》。至今，它仍然是域外学者研究中国西北史地的重要资料。
笔者有一位同乡在某大学教书，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内蒙古大学去参加一个学术研究会议，恰逢几位俄罗斯学者也在座。一听说了他是张穆的同乡，他们立刻变矜持为尊敬，并向他索取有关张穆的资料。交谈中，他们提到，在俄罗斯历史地理学界，张穆是个倍受尊敬的人物。大学教授们讲课时，如果提到他的名字，前面必须冠以“尊敬的中国学者”几个字；否则，便会认为是没有教养的表现。许多大学的历史，地理系，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必读的参考书。
但这位与会的张穆的同乡，手头既没有任何有关他的资料，对他的力作《蒙古游牧记》也知之甚少。在这几位谈起张穆及其著作来如数家珍的外国学者面前显得十分尴尬。
十、能诗善书
石舟先生是个学著，无意作诗人，但偶一为之，皆成佳作。张穆的诗歌，收集在《yi斋诗集》中。近年来，王俭先生集成《张穆诗词笺释》一册，并加以注释。
对于他的诗歌创作，让我们管中窥豹，略加探索。
张穆诗歌中成就最高的当属五、七言古体和五、七言律诗。
其古体似有李白和韩愈遗韵，气势宏大，感情充饰；其律诗典雅古朴，韵律协调，深得杜子美的真传。
让我们来欣赏其中的几首。
《京口行》
一声横龠黄昙子，芙蓉花老椋风起。
樯烟笠雨人空濛，沃焦一点澜回紫。
江涛浩渺截秋波，句曲诸山倒影多。
来去莫惊天堑险，云葆气已慑蛟鳌，倚舻祖雅正高歌。
此诗写于作者游历江南之时，地点是在京口。京口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市，形势险要，乃兵家必争之地。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的那个“北固亭”就在镇江。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题中那个“行”字不是行走的意思。它是歌行体的名称，就如白居易的长诗《瑟琶行》中的行字。
此诗前六句写景：在笛声中，江边的芙蓉花被大风吹动；江面之上，船舸渔人皆笼罩在空濛的烟雨之中；映照在江中的大山的倒影，风吹影动；远望江涛浩渺，秋波起伏。
后三句抒情，面对烟波浩渺，波翻浪湧的长江天堑，那些深藏的蛟龙和大龟都惊恐万状，但作者却气色镇定，正倚船高歌。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概。
诗中南国的长江景色与抒情主人公昂扬的情怀互为表里。就韵律来说，两次变韵，韵随气转，迭宕起伏。不禁使人想起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
以上是一首七言歌行，属于古体诗范畴，再看一首近体诗五言律诗。
《通卅道中喜逢俞理初孝廉》
余理初，就是张穆的好友余正燮。这是他在远游江南启程之时，在通州遇到俞理初时写给他的一首赠别诗：
老作诸候客，著书难疗贫。
感君垂素发，使成倦黄尘。
身世扁舟隘，江皋夜雨新。
喜逢兼惜别，蛟鳄尚横津。
首联两句写老友的身世，身已垂垂老矣，但功名未就，壮志来酬，只能在达官贵人门下作一个门客。虽然满腹经纶，著书立说，但却生活在贫困之中，那出则汗牛，入则充栋的满架著书却难以政变这眼前的生活处境。
颔联两句承上联，写自己的感受，面对老友满头苍苍白发，令人无限感概。不禁联想到自己，在这喧嚣的红尘中到处奔走，已经使作者感到厌倦。颔联陡转，描写眼前的景色，但却把二人的遭遇和眼前的舟船融为一体，以船喻人，含而不露。原来这位俞老先生也是仕路坎坷屡试不第，只好寄人篱下，作一名幕僚。想想余正燮的遭遇，看看自己的处境，不禁同病相怜，悲从中来：这若大的神州大地，竞然如同的河中狭隘的小船一样，两个才华横溢的学者难以容身。“江皋夜雨新”是个写景的句子，那个“新”字，说明是一场“春夜喜雨”，早晨起来“岸边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一派生机勃勃的早春景象。正好与“身世扁舟隘”一句形成强烈的对比，更衬托出张、俞二人的处境艰难。尾联关合全诗，前一句，一个“喜”字写与友人的相逢，“惜别”二字写与老友离别时刻的情怀，也有统领全诗的作用。最后一句既是对友人的鼓励，也是自勉：那蛟龙和鳄鱼尚能横渡江口，到达彼岸，不信你我成就干不成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在近体诗中，律诗的写作最能体现出作者的学识和功力。
这首诗从章法上讲，起承转合，环环相扣，语言朴实无华但却字字力透纸背。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感概身世，情发乎中，你仿佛能触摸到诗人感情的脉膊，读来感人至深。的确能使人联想起杜甫那些“沉郁顿挫”感怀身世的名篇。
一首古体，一首近体，虽为一斑，可窥全豹，有人评论张穆的诗歌是“张穆古体无掩抑不吐之态，近体有雍容清雅之致”，可谓深得其中三味。
张穆不仅能诗，而且善书。他的书法作品历来为收藏家所珍爱。有“冠绝一时，得之宝贵之的”美誉。
民国时期，榆次书法家常赞春在《字学潭》中评论张穆的书法说：“其书法园腴处取颜，超逸处取褚，又参用北魏之横平竖直，结以成体。”讲得可谓切中肯朞。
《山西书法通鉴》是这样评价张穆的书法的，“平定张穆书法，熔颜铸褚，奇崛峻拔，气派伟壮，有威严难犯之概。”
语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读张穆之诗，味张穆之情；观张穆之书，体张穆之行。不论是他的诗歌，还是他的书法，都是石舟先生人格的写照。
十一、英年早逝
张穆在他的学术成就日臻完美之时，家庭却屡遭变故。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张穆的长兄开暹去世。翌年，他的三兄病故。兄弟四人已去其三，只有张穆还在人间。
但更大的灾难早已等待着他，就在这一年的二月，张穆一家，遭到了灭门之灾。
据何绍基的《种竹日记》记载：“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石舟著人来，俱往观之，其夫人以两日病遽逝也。一女病疹，乃郎亦病在床。”
从那“一女病疹”的“疹”字来难测，他的女儿患的是“麻疹”即天花。这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当时又没有任何预防和治疗手段，一旦染病，十死八九。
据说此时的道光皇帝吓的赶快躲到热河的行宫。周围侍奉的宫人和晋见的大臣，必须是出过疹的人，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免疫能力。
但普通百姓，只好在里等死。张穆在《祭三兄》的祭文中说：“穆九日之间妻亡。子女也相继亡，俾十年构营之巢，一旦迅扫而空之。”不足十天，妻、子、女三人相继殄灭！
前文说过，人生的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张穆已历其二。岂料，刚过不感之年，晚年丧子失妻的噩运又不邀自来。而且是一子一女双双夭折。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命运之神又一次扼住了张穆的喉咙！
但这个百折不挠的钢铁汉子却又一次挣脱了命运的绞杀，带着累累伤痕，又向着他既定的目标前进了。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是张穆人生旅程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刚满四十五岁。
也许是因为命运多舛，人生坎坷；也许是因为门衰祚薄，亲眷凋零。石舟先生竟然萌生了归耕田园的思想。希望自己也能够象陶渊明那样。“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而终老南亩。
这一年的春天，他仿绘《烟雨归耕图》，自撰《百字令》，喟叹“客游倦也”！词中写道：“靖阳亭古，耕读吾家事。绿蓑青笠，渊明应说今是。”并作七律四首，名为《复题烟雨归耕图》。其中有句云“记得当年耕且读，围洼深处荷锄归。”并自注：围洼，阳泉北岭名。
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他就打算在北京雷光桥置买地皮一段，先葬亡妻然后筑舍隐居。
但打算总归是打算，而张穆也并非陶渊明。
试想，一个毕生把顾炎武当作师法的榜样，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已任的靖阳亭长，能够象靖节先生那样安心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生活吗？
这位浑身创伤而奋斗不息的斗士，在他的“栖云亭”作心灵上的小憩之后，又匆匆上路了。
《上大夫星阶公书》，《落帆楼文稿序》，《癸已存稿序》，《跋明李思训碑》，《唐拓武梁祠画像歌》，《有感于太常仙蝶》……一篇篇文采飞扬的诗文，从他的笔下写出。
但这只是张穆的业余活动。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一头钻进yi斋之中去完成他的未竟大业，继续撰写《蒙古游牧记》。
上文提到过，张穆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完成了他的《蒙古游牧记》的写作。那时写成的是该书的前十二卷。经过再三审核，业已定稿。后来又写成四卷初稿，经过反复斟酌，觉得它只是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纲，其中古迹和山川仍需详细考订。于是，夜以继日，在 “纵横万里小yi斋”中继续他对广袤的西北疆域的考证。
常来yi斋关心《游牧记》撰写的还有他的挚友何秋涛。两人讨论的重点仍然是该书的十三至十六卷的山川古迹部分。
一八四九年阴历十一月初九，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张穆突然病逝。
据人们后来回忆，张穆是在他的yi斋书桌前的椅子上去世的。当人们进去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静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不过，手中仍然握着那枝朝夕不离的毛笔，眼前仍然放着他未校订完毕的书稿……
他的旷世之作《蒙古游牧记》，在他死后不久，由他的友人何秋涛整理刊行。
何秋涛在为张穆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先生既殁，秋涛偕何编修次其稿曰《yi斋文集》《靖阳亭杂记》各若干卷。编修为缮治成帙。”
“《延昌地形志》《蒙古游牧记》杂涂已，未脱稿，秋涛为理而成之。其已行世者唯顾亭林，闫潜秋两谱云。”
从中可以看出张穆著作的大概。
至于张穆后人的下落，何秋涛在墓志名中称：张穆死时“先生之妾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可见，其妾有张穆的遗腹子女在身。
后来，祁寯藻的《息园日记》中记载说：“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八日。平定张氏老妹今年六十五岁,尚强健，所抚招姑，即石舟遗女也，今年十二岁。”
这时，张穆离开人世已经十二年了。
张穆逝世后，何秋涛撰写的祭文中称赞他“性孝友，重然诺，闭户人海中几十载，左右图书，日以讨论为事。盖其志专欲以文学名世也。”
祁寯藻在当年撰写的墓文中称赞他：“学博、气大、志高。孝于亲，友于兄弟。著书满家，发言惊座。”
《清史稿》是这样评价张穆的：“通训诂、天算、舆地之学。”“程恩泽见之，惊说 ‘东京崔蔡之匹也’。”
那程恩泽把他比作东汉时期的大学者蔡伯谐。
此外，在当代出版的《辞源》《辞海》中皆有专条介绍张穆。
《山西通志·文学录》是这样介绍他的：“生具异禀，于书无所不读。才名籍甚，称为鸿儒。”说他天生的才能禀赋都有异于常人。而且对于书籍，没有他读不到的。他的才气和名声誉满天下，人们称他为鸿儒。
咸丰初年，张穆陪祀于京都顾祠，使其有幸终于和他景仰的前辈同祀一堂。
光绪年间又祀于晋阳书院之三立阁。
后又供入太原的“四徽君祠”，与山西著名的学者闫若璩，傅山，范镐鼎，吴昊，一起享受后人的祭祀。
其后又供入平定州城之崇贤堂。
关于这座崇贤堂，笔者在此略作介绍。
崇贤堂始建于宋，初名思武楼。坐落在平定州署东北角的高阜，宋大观四年（一一一〇年）即更名为湧云楼。元朝至和二年，知州刘天禄建为堂。奉祀在金朝时期曾经担任过平定州官后升为礼部尚书的赵秉文，从平定老家走出的一代大诗人元好问，金礼部尚书赵云翼，翰林学士李治，名为四贤堂。后又增祀元中书左丞吕思诚，与国子监司业王构，遂改名为六贤堂。明成化年间又增祀刑部尚书耿九畴，又更名为崇贤堂。
至清同治七年，知州庆亮又进优贡生张穆。有清一代，平定被誉之为“文献名邦”。在这个贤者辈出，人才济济的地方，仅有石舟先生入祀崇贤堂，说他是“名邦硕儒”，不为过矣！
这崇贤堂老百姓叫阳春楼，下临青石砌成的大坡一条，俗称“喊坡”。据说古代诉讼之人一走上喊坡，便手举状纸，高声喊冤，以便惊动衙门里的差役和官员，以此而得名。下喊坡，过嘉河桥，便到了十字街，即州城之通衢也。
笔者还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座崇贤堂还在，只是贤人们已不知去向，日本人用它来敲钟报时，早午晚三次，当当当的钟声响彻全城。
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毁于战火。
据说现在在原址上又重建一阁，仍以阳春楼名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崇贤堂所祭祀的贤人，都是既有科考功名又有高官显职的达官贵人，而张穆只是凭一介”贡生“的资格跻身其间。在那个崇尚功名利禄的时代，张穆能够破例地受到人们的尊敬。也足以看出他在家乡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本世纪初，阳泉市有关部门曾举办过张穆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并把他的故居定为市一级的重点保护文物。
对张穆的研究，我市近年来也渐渐有人问津，其中，以王俭先生的成绩最著。但由于张穆所涉及的学术领域较为生僻，而其行文风格又古奥艰深；想让这位伟人的生平业绩广为人知，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努力。
二〇〇一年夏作者于槐荫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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