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小名叫存义，排行第三，人们叫他三存义。姓董名墀。那个“墀”字很少见，查一查字典，说是“古代帝王宫殿台阶上的空地”。能够登上“丹墀”的人，必定是朝廷的高官无疑。但在我的记忆里，祖父却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

 

    一

 

我和祖父打交道是在九岁的时候。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平定城东关狮口摆地摊谋生，我跟着他在平定城居住。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国共开了战。父亲为了逃避阎锡山抓“常备兵”，远走河北石家庄，我和母亲便又回到了村子里。

村里有几亩地，我和祖父承担起了种地的任务。

土地的质量很差，是典型的“薄田”。十亩地分作两处：一在村之南，一在村之北。南面的三亩地，在一个座石崖之下，沙质土壤，土层很浅；镢头刨下去，嘣嘣作响。北面的七亩地亦分作两处：五亩在“庄庄”，二亩在“七亩坪”。庄庄的地土质较好，是上下紧邻的两块长方形的梯田。七亩坪的一块地，其“薄”不之状与村南石崖下的沙质地不相上下，地中央还有一块大青石，占去了三分之一的面积。青石上杂草丛生，有长蛇出没，冬春之交，石头上常常看见一层层蜕下来的蛇皮。

土地不好，离村子又很远：村南的地，上一道斜坡便是维社村；村北的“七亩坪”，与距我村八里之远的白羊墅的地界相接。上一趟地，别说是耕作的劳累，就是来回这十几里路，也走得你筋疲力尽。

在这样的田地里，当然不能种“细粮”，只能种一些玉茭·豆类·倭瓜之类的粗粮。

祖父已经年逾古稀，而我只有九岁。这一老一小和那十亩薄田打交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先得准备合适的农具。祖父为我置办了特别的小锄·小镢·小筐。小镢头比旧式妇女的三寸金莲大不了许多，小锄头也只有大人的巴掌那样大。至于小筐子，邻人门笑着说：“这孩子担着一对杏壳壳”。其小可想而知。

种地先要施肥，肥料的来源是我家的茅房。先把茅坑里的人粪尿掏出来，倒在预先准备好的炉灰面上加以搅拌，然后堆成一堆，闷它个十天半月就成。肥料制成后，接着便是运输。我家既无牲口又缺劳力，这一老一小便采取愚公移山的办法，天天运肥不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家一两天便把肥料运足，我两得跑七八天。人家的地里堆着小山似的肥堆，我家的地里只是几个零零星星的土“包”。子。爷爷用铁锨把它撒开，地里像铺了一层薄薄的尘土。

 二

 

播种时节，爷爷挖坑，我捏籽。

爷爷在前我在后。爷爷挖好坑，我把三四个玉米粒往坑里一撒；爷爷随即用镢头把坑外的土推回·填平，再用脚轻轻踏实。半天下来，种不了几分地。这样的速度只能对付村北的那几亩地，村南头的只好撂了荒。

早春时节，村里常常闹狼。近些时候已经有随同大人上地的小孩，被狼叼走的消息传来。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我和爷爷像往常一样在七亩坪的地里下种——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地中央有一块长满荆棘的大石头的那块地——爷爷倒着走，在前面挖坑，我紧随其后往里面撒籽。两人走走停停，不敢怠慢。

这时，只听得爷爷叫声：“有狼！”一把把我拉到他的身后。待我抬头看时，只见那块大青石上的荆棘丛一阵摇晃，窜出一条狗似的的灰色动物来。看来它是有备而来，不慌不忙的蹲在我两面前，挡住了前进的路。

那东西可能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浑身瘦骨嶙峋，皮毛快要脱尽，两只尖尖的耳朵像两把刀似的向上耸起，一对三角眼放着凶光；那张大口虽然闭着，但从两条伸向耳朵的嘴岔推想，一个小孩子的脑袋含在里面，绰绰有余。

狼站在哪里，虎视眈眈，一动不动。我躲在爷爷的背后吓得直打哆嗦，爷爷却显得异常冷静。他教我抓住他的后衣襟，不要乱动；自己双手横握着镢头，稳稳地站在那里，与狼对峙着。

狡猾的狼本想以静制动，用它充满杀机的冷静诱使对方贸然出击，然后趁机把我从爷爷身后叼走。奈何这位七旬老翁，像一座山似的站在它的面前巍然不动，何况手里还拿着一把足以使其致命的亮晶晶的镢头呢！狼有些胆怯，先输了第一个回合。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狼使出了它的第二招：绕着我俩转圈。它不时用后腿刨起土来，扬向我们，企图制造一个迷魂阵，趁祖孙两个眼迷心乱之际，发动突然袭击。

谁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的性命”。爷爷趁狼转身刨土时，顺手操起地上的一把镰刀，像投梭标似的扔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未等狼转过身来，镰刀的锋刃已经扎进狼的后臀。那畜生“嗷”的大叫一声，转身便逃。

爷爷随即拿起地上撒粪用的铁锨，用镢头一边敲击，一边高声喊叫：“撵狼啦，撵狼啦！”附近下地播种的人们一起呼应。那只受了伤的大灰狼，一阵风似的，从一层梯田窜向另一层梯田，一会便不见了踪影。

我回头看爷爷时，他已经瘫坐在地上。身旁的镢柄潮漉漉的，早已被双手的汗水浸湿·······

三

虽然遭了狼，地还得种下去，因为一家人的口粮全在那里。

春风一吹，种在地里的玉米粒开始萌芽。最先看到的是一个翠绿的小点，不几天绿点破土而出，分蘖成苗，转眼間就长到了几寸高。远远望去，那片地就像一块黄色的锦缎上绣满了碧绿的花朵。

間苗之后，不管有雨无雨，必须把地锄一遍，庄稼人叫“头锄”。

就像播种时节一样，我和爷爷挥动锄头奋力向前。头锄最怕伤苗，那新生的禾苗十分脆弱，锄头稍微一碰便断成两截。每当我失手时，爷爷便罚我站到地边，好长时间不让我动手。我望着他那渐行渐远的佝偻的身影，不忍心继续站下去，就悄悄走到他的身边，十分小心的锄了起来，一堰地锄完，不伤一根苗。爷爷看了我一眼，核桃似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待到玉米杆长到和我一般高时，要锄“二锄”。

时值盛夏，暑气蒸腾，地里十分闷热。爷爷穿一件粗布背心，我穿一件破短袄。头上骄阳似火，脚下黄土滚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我和爷爷挥汗向前。二锄的速度要比头锄慢：一来因为庄家已经长大，人在其間行动不便；二来秸秆下部这时生出许多根须来，得给它培土，以防倒伏。一块地锄下来，祖孙二人已经汗流满面。放下锄头，坐在田头的小树下面，一边抹汗，一边从葫芦里吸水解渴。

那时节，一般农民家里没有暖水瓶，上地的人们喝水解渴用的是一只葫芦。其制作方法十分简单：夏天，种在园子里的葫芦成熟之后，不要吃，任它风干；等到深秋时节，敲起来嘭嘭作响时把它摘下。然后从顶端把它锯开，倒出籽，刮尽里面的瓤，便是一个水葫芦。它是夏天上地的庄稼人必备之物。

喝罢水，歇一歇，继续在地里挥汗。此时的玉米叶子好像一把把绿色的刀，从它中间穿过必须十分小心，皮肤让它划一下便立刻是一条血痕。一趟地锄下来我的双臂和脸上横一道，竖一道，满是伤痕。爷爷看见后并没有像妈妈那样抹眼泪，只是叹一口气，说：“种庄家是件苦差事，要吃饭就得流血流汗。孩子，能吃得住吗？”我点点头表示“行”，爷爷也点一点头，表示满意。

二锄锄罢，玉米地可以暂时弃置不管，余下的时间便去侍弄瓜豆。

种倭瓜要事先选择一个土质厚实而向阳的地方。爷爷在庄庄的上下两块地里转了半天，才找到一块合适的角落。他先挥动镢头刨了一个长约四尺，宽约二尺的“庵”子，施好底肥，再把事先培育好的秧苗植入其中。夏天一到，长长的瓜蔓撑起一把把碧绿的园伞，窜出土庵向四处蔓延；不几天金黄色的花朵从宽大的叶子下面探出了头，在微风中摇曳。绿叶黄花，是齐白石的画中常见的田园风景。

花好叶圆，却不能任其枝蔓，必须及时“打顶”：切下那旁曳斜出的枝条，摘下那华而不实的“诓花”，只留一根粗壮的主蔓和几朵已经结成油亮的小瓜而尚未完全凋谢的残花，等着它们结成硕果。

眉豆（家乡话，即豆角，很有诗意）就种在玉米的旁边，它既不会争夺玉米的肥料，那根瘤还会自己制造肥料，把它分给玉米，因此两者都长的壮实。玉米颀长的植株还为眉豆的枝蔓提供了攀援的支架，使它生长的蓬蓬勃勃。夏天眉豆成熟时，正好垂挂在人们伸手可及的地方，任你去采摘。

小豆和绿豆种在田边和地头。这种灌木似的农作物，刮风时，是梯田的一道防风林；下暴雨时便是梯田的一道蓄水坝。

晚秋时节，倭瓜成熟。

成熟的倭瓜，沿着青石砌成的梯田壁垂挂下来，宛如过年过节时家家户户大门上悬挂的一盏盏红灯笼。

白露一过，就要收秋。

先收玉米。我和爷爷乒乒乓乓从秸秆上把玉米穗掰下来，扔在地里，堆成一堆，然后往回挑。

邻近的年轻人，把玉米穗竖插在筐里，形成两座山，然后唱着山歌挑回家去；我和爷爷把地里的玉米穗平放在我的“杏壳壳”和爷爷的“浅盘盘”里，一步一歇往回走。迈进大门，把玉米穗倒在院子里，由妈妈和弟妹们剥去皮，在院墙上码垛起来。人家的院墙上是一座座黄金塔，我家的院墙上是一个个小土堆。不过我和爷爷并不泄气，土窑顶上还嗮着几升黄豆·绿豆，窗台上还堆着十几个倭瓜；收获虽不丰满，却也没有白费力气，心里还乐滋滋的

四

 

 

北风凛冽，河流封冻，寒冷的冬天到了。

天寒日短，山村的夜晚来的特别早。为了节省灯油，祖孙两个天一黑便躺下。我睡在热炕上，听爷爷讲他过去的故事。

我的曾祖父死在光绪三年。那一年滴雨未下，庄家绝收，死亡笼罩着全村。几天粒米未进的老人，有一天看见房顶上有一个炊子（碗刷），饥不择食，拿下来，切一切，煮一煮，狼吞虎咽的吃下去。结果，一命呜呼。

少年失怙的祖父并没有像一般穷人家的孩子一样，留在村子里种地；他想闯荡闯荡，到外面去见见世面。经人介绍，在北京琉璃河住染坊（在洗染店打工）。这期间，他看见了一件新奇事——皇帝大出喪。

熟悉清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入关后的几代皇帝死后都葬在东陵。东陵在河北易县，作为京城东郊的琉璃河是通往易县的必经之路，光绪皇帝驾崩，他的灵柩要经过琉璃河到东陵去安葬。地方官员提前宣布了禁街：居民不准外出，行人不许通行，原来车来人往的大街突然变得冷冷清清。

由于染房在大街旁边，虽然门窗紧闭，爷爷还是透过窗孔看见了大出殡的盛况。

街上首先出现的是担任警卫的士兵。他们黑衣黑裤，上衣前后一个大白圈，白圈里写着一个大大的“兵”字；手執枪，腰带刀，一动不动的肃立在那里。

接着是仪仗大队。打头的是马队，一色白马，马上的骑士白盔白甲，马头一侓用白布叠成的花朵装饰起来。远远望去，白汪汪一条大河；走近一看白森森一个方阵。

马队后面是旗幡队。旗幡用白绸或白纸制作：有的像白伞，有的像白花，有的像一串白银锭，有的像许多玉葫芦······远远望去，像一片玉树琼花；走到近处，微风吹过，那些纸锭·纸花纷纷飘落，像秋天的落叶。

皇帝的棂车在这支队伍的中心。驾车的是几十匹高大的白马，金嚼玉笼，威武而雄壮。棂车长约十余丈，俨然一座行进的大厦。整个大厦用黄色绸缎缝制的车帷罩住，大厦的顶端有一个像小喇嘛塔似的镏金“罩顶”，在蓝天下金光闪闪。两侧的车帷上各绣一条金龙，灿然夺目。棂车的前上方伸出一个巨大的龙头，龙头上虽然装饰着黑白两色的布绣球，但却绘着五彩，色彩绚丽，光芒四射。在一片白色的海洋里，显得分外耀眼。棂车的后面，翘起一条龙尾，与前面的龙头形成呼应。

棂车后面是送葬的车马。太子·公主·嫔妃以及诸部大臣们，各自乘坐一辆装饰着黑白两色布绣球的的布篷骡车，走走停停，缓缓向前······

殡葬大队浩浩荡荡，延绵十几里，走了整整一天。

爷爷说：“听当地人说，前几年西太后驾崩，出殡的场面比光绪皇帝还要隆重。”

清朝末年，洋货涌入中国。传统的染坊染出来的清一色的靛蓝土布，敌不过五光十色的洋布，北京琉璃河的染坊最后关了门，爷爷又回到了乡下。

奶奶的兄长是个银匠，爷爷便跟着这位小舅子学起了手艺。由于他心灵手巧，聪明好学，不几年便出了师，成了一个能制作·修理金银首饰的匠人。

他先给别人大工干活，等有了些积蓄之后，自立门户开了个铺子。这个铺子集制作·修理·贩卖金银首饰与一身（以修理为主）。由于祖父手艺精湛，又善于经营，不久便发了一笔小财，步入了小康。

他把自己的财产一分为三：一部分用来扩大再生产，发展他的银匠铺；一部分用来购置土地；一部分存入了阎锡山开办的山西银行。

上世纪30年代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倒蒋”，结果兵败实利，退回山西。蒋介石趁虚而入，他的中央银行取代了阎锡山的山西银行，客户的存款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爷爷的三分之一的财产化为乌有，气得病了一场。银匠铺也因为银价暴跌，不能支撑，不久便关了门。不巧我五岁那年又生了一场大病，爷爷只好忍痛割爱，卖掉了五亩好地为我治病，剩下的就是村南村北的那几亩薄田

父亲是个不善于和土地打交道的人，挑起他的货郎担游走四方，这稼穑的劳苦便落在祖孙二人身上。

 

五

 

19471年平定解放，爷爷奶奶因为有七亩地“土改”时被定为中农；而已经从祖父身边分居出去的我们一家，因为没有土地，被定为下中农。我们一家成了革命的主力，爷爷奶奶当了我们的同盟军。

这一年的冬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已经七十有二的爷爷，把我拉到他居住的窑洞里对我说：“走，咱们到庄庄地里走一趟。”——上文提到过，庄庄的耕地是上下衔接的两块长方形的梯田——爷爷走到下面一块地的中间，指着石壁下面的一块大青石对我说：“孩子记着，这块石头下面埋着一罐银元，遇到困难时刨出来用。”并一再嘱咐我，这个秘密谁也不能告诉。

听到有埋在地里的这样一大笔财产托付给我，自己心里一下子没了主意；但转念一想，这恐怕是爷爷在他的黄昏日落之时对我的最后嘱托。于是便说：“行，我记着。”爷爷摸了摸我的头，，一路无话，拉着我回到家里。

第二年（1948），爷爷去世，享年七十有三。

爷爷临终时刻，我不在他的身边。听家人们说，他在弥留之际，虽然已经昏迷不醒，却仍然惦记着几个小孙子，嘴里不断的念叨着：“小白儿（三弟的小名），小白儿，回来吃饭······”

爷爷死后，我一直把他告我的那个秘密藏在心里。但毕竟是个小孩子，心里装不下事，有一天我终于把它告诉了父母。

过了不久的一个晚上，听父亲悄悄对母亲说：“地里的罐子挖出来了，里面装着200块现洋”。

后来听母亲说，200块银元，一部分分给了叔叔，剩下的父亲一直留在身边。那几年一家七口人的开销，全靠父亲一个人奔波，生活十分拮据。实在揭不开锅时，父亲便悄悄拿出一块银元到银行去兑换，以救燃眉之急。

上世纪80年代，五弟下了岗，生活困难。我们把父亲留下的50块大洋给了他。爷爷的这份“遗产”帮着他这个未曾见过面的小孙子度过了难关。

祖父去世的那一年，我刚11岁，如今已是年逾古稀老翁了。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回想起和祖父相处的那些日子，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

 

    槐荫居士董怀庆2013年夏于鸿龙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