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张荪圃先生事略》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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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节期间，太湖石村李玉成先生枉驾相过，赠我家藏清代木刻板本《山西献征》数册，其中一篇《刺史张荪圃先生事略》，述我市著名学者张穆祖父张佩芳事甚详，有些逸事趣闻，多为正史所不载，今把它翻译出来并略加评析，以飨读者。

文字翻译：

张佩芳字荪圃，号卜山，山西平定州人。他幼年时期就十分聪明，家境贫寒，是个致力于耕作的农户。佩芳先生的祖父叫张昭，下地耕田的时候，挑着两个筐子：一只筐子里挑着午饭，另一只筐子里挑着他的孙子。到了地头，便把担子放下来，自己去耕地，让孙子在田边读书。

张佩芳长大后，从师学习。到了晚上，没有灯光照明，他就点着秫秸读书，十五岁时就能背诵五经四书。后来他被选拔到省城学习，在太原晋阳书院完成了学业。书院里的藏书被他看了个光，同窗们都佩服他的学识渊博。

张佩芳在晋阳书院读书时，一个姓牛名运震字贞谷的先生担任主讲，他十分器重这个学生。乾隆巳亥年，在蒲州任地方长官的乔光烈，有感于当地士人，不务经研，学识浅薄的现状，特地聘请牛贞谷先生到蒲州任教；并致函张佩芳，请他前来蒲州，作为楷模，让当地的士人们学习。后来牛先生因年事已高，辞职返乡，而张佩芳作为蒲州人的学习榜样继续留任。

牛先生去职后，当地行政长官改聘胡稚维先生担任书院主讲。胡先生心高气傲，并不把当时一些知识界的名人放在眼里，唯独称呼这个后生晚辈张佩芳是他的“小友”。

乾隆丙子年，张佩芳经过省城乡试，高中举人；辛丑年，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进士及第，被受以知县官职。而张佩芳却辞官不就，回乡担任教职。在此期间，他钻研史籍，撰写文章，钦慕唐代名相陆贽的著述，文风典雅，内容厚实，教学授课之余，对陆文进行了考证和注解，写成了《翰苑集注》廿四卷。

乾隆丙戊年，朝廷经过选拔，任命张佩芳为安徽歙县知县。

歙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斗山，是明代学者湛甘泉讲学的地方，张佩芳到任后就利用这块旧地，给当地的读书人讲解经史。歙县一向没有一个固定的书院供当地的士人们读书学习，地址经常迁移，斗山书院开讲后不久又迁移到紫阳山上。此时恰好有当地人程光国等捐出问政山下的一片土地，于是张佩芳特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书院，聘请名闻华夏的儒学大师，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刘大魁担任书院主讲，为当地的读书人讲学。

歙县的迷信之风炽盛。密山土地庙外有一块巨石，成为当地人民祭祀的对象。每逢祭祀之日，人们总要搭台演戏，杀鸡沥血，如醉似狂。张佩芳叫人打碎这块石头，废掉土地庙，并宣布禁止一切不正当的祭祀活动。

百姓犯了法，在受拷打时，有呼叫父母的，就免其杖责之数；，遇到该判死刑的犯人，总是千方百计求其存活。

他又把集中在县城的粮仓分散到乡下，免除了那些贫穷的老百姓到县城领取粮食的奔波之劳；并设立了惠济堂，赡养那些鳏寡孤独和贫穷无着的人们。他又发动县民清理废弃的耕地，使之恢复丰腴的旧貌。并且确立制度，建立簿册，理清租税项目，杜绝苛捐杂税。冬天开设粥厂，免费供应老弱无助之人。有钱人打官司不交诉讼费的，罚他们缝制棉衣给孤寡老人和穷人去穿。

歙县的豪强不法之徒，张佩芳暗暗记下他们的姓名和住址，一遇事发，便及时处置他们，使得那些横行乡里得人物销声匿迹。

张佩芳在公余闲暇，考证歙县的历史，记录当地的民情风俗，写成《歙县志》。

乾隆庚寅年，张佩芳担任江南同考官，结识了在朝任侍郎的曹诚等人，壬辰年他调任合肥知县，甲午年升任寿州知州，并再一次担任江南乡试同考官。

寿州民风刁悍。为了教化百姓，他到任后重新修建了当地的循理书院并聘请名儒梁闻山先生担任主讲，并亲自督促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他还修葺和扩建了储粮的仓库，采买米谷，以备不时之需。

巳亥年张佩芳调任泗州知州。泗州地方的百姓习惯单一种植水稻，不种旱地作物，一遇旱涝，便成灾年。张佩芳到任后，经过实地考察，根据当地的地里形势，土壤条件，鼓励百姓广泛种植各种农作物——既种水稻也种旱地庄家。并招募家乡山西平定有经验的老农到四洲作现场指导，教当地人如何种植旱地作物。一年之后，大获丰收。

当地百姓十分赞赏他的这种做法，还请求上级官员，把泗州水旱兼作的种植方法，推广到江淮流域各州县。后来张佩芳又请求上级变通地方税制，减轻人民负担；还在河道上设置闸门，以通水利。

乾隆壬寅年，张佩芳以双亲年逾古稀请求放归。因为他政绩卓著，上级推荐他继续留任；但他思归心切，再三推辞，朝廷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

回归故乡之后，张佩芳居住在阳泉山庄。他一边课读儿子们学习，一边协助平定州官金源明编修《平定州志》。后来父母先后以高寿终老，张佩芳也在乾隆癸午年去世，享年62岁。

张佩芳相貌温厚，眉须疏朗，性格豁达，知识渊博。终生钻研学问，多所涉猎，但并不喜欢宋明以来的王船山的理学。他曾经写过一篇叫《循离书院记》的文章，文中讲到：“我所倡导的循理并非脱离实际，苦思冥想得出来的道理；而是提倡多读书。如果想学到圣贤之理，就一定要从《六经》《诸子》以及史传中，去探求其中的精华与奥秘，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才是根本。根本有了着落，内心充实，那些外在的东西自然会有余而无穷。自从明代以来，王船山的理学兴起，读书人都想走捷径，趁简便，不肯下功夫去钻研儒家经典。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精通“经学”，更不会古为今用，以经学中的道理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张佩芳认为，读书循理关系到人心世道的变化，应当辨别清楚。

张佩芳性格仁和，待人宽厚，对待晚辈和下人也从不疾言厉色。家中藏书数万卷，尤其喜欢读史书。他曾经对儿子们说：“你们如果能读书，即使贫穷我也乐意。“

张佩芳有子五人，其四子张敦宜（张穆之父）嘉庆辛酉年得中举人，辛未年在朝中任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戊寅年外放福建正考官，在赴任途中病逝。

张佩芳的遗著有《希音堂集》六卷，《陆宣公翰苑集》廿四卷，以上两种书都已付梓刊行。此外还有《公余杂录》三十卷，《社仓考》一卷，《平定州志考误》一卷，以及《春秋世系》《三场百问》（此二书尚未分卷）。在江南任职期间，撰写有《歙县志》二十卷，《黄山志》一卷。

人物评价：

《事略》一篇，文笔平实，叙事简约，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古代良吏兼学者的形象。张佩芳少年聪颍，深受名师宿儒的赏识；成年后，考场连捷，出任多处地方官。在任期间，发展生产，重视教育，抑制豪强，扶助贫弱，泽被一方，惠及百姓，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尤其在教育方面，业绩更为突出：他下车伊始，即兴办学校，延请名师，课读士人，转播文化，致力于社会环境的改造。同时又重视发展地方经济，仅从引导泗州人民改变耕作方式大获丰收一事来看，就远非一般书生出身的官员所能为。张佩芳又是位学者，公余闲暇，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其学术观点也十分先进。他告诫读书人做学问要出坟入典，深入思考，不能浅尝辄止，想入非非；而且要理论联系实际，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与明清以来读书人所崇尚的王阳明的“心学”大相径庭。张佩芳不仅政绩卓著而且教子有方，在他的熏陶下，不论是官至翰林院编修的其子张敦宜，还是“以文章名世”的其孙张穆，都是品行足以为人楷模，学问足以为人师表的人物。那些虽能剽朱夺紫，舞文弄墨，却品行低下，学识浅薄之辈不可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