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眼鸟是一个种群庞大、数量惊人的观赏性鸟类，在世界除南、北极外的各大洲，均能看到它那秀丽而曼妙的身影。从北欧到北美，从南非到澳大利亚，这个素有精灵之美的观赏鸟，深受爱鸟人的喜爱。然而，在世界性的爱鸟群体中，似乎唯独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对它情有独钟，而驯育绣眼鸟的鸟友，无论是数量、范围、玩赏的质量与品位，都堪称“执世界潮流之牛耳”，特别是就这一观赏鸟所派生出的鸟文化；以及早巳溶入我国民俗文化体系之中的“世俗民粹”，更使这种带有群体性民间自娱活动的鸟文化样式，更加丰富多采而变得有声有色。
我们知道，国外的一些赏鸟活动，大都是以家庭个体为中心的自娱自乐式、点缀性的、半封闭式、甚至是排它性的。即使有一些赛鸟的活动，也仅仅是赛宝猎奇式的炫耀，很少贯注一种文化理念的思维，去追求一种精神层面的“境界”。
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玩鸟与赏鸟，那是一种精神的追求，理念的提升，境界的超越，心灵的超脱。这也就说，中国人不分身份高低贵贱、心情和境迂的不同，均会在鸟友相聚之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抛却三千烦脑丝，与一群鸟友议论着各自鸟儿的喜、怒、哀、乐，与鸟儿一起同甘苦、共进退，试想，这种天一合一、人鸟共生的自然和谐世界，不正是鸟文化所追求的理念和价值观吗？
中国的鸟文化，是有着中国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这使得我国的对于观赏鸟问题的研究，超出了一般性的生物学概念，而进入到社会性的人文主义的范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这就是真实而极为厚重的“文化底蕴”，这也是中国以外的地区很难企及的地方。
中国观赏鸟的“玩赏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在有名的商王之妻、妇好墓中出土的“鸟尊”，就可以证明我国古代先民对鸟的喜爱和崇拜，我国远古时代的东方，就有一个被称为“鸟夷”的有着“鸟崇拜”传统的伟大的原始部落族群，他的首领就是居往在今胶东半岛一带的、叫帝皓的部落酋长。而且这个部落的“行政机关”都是“以鸟纪名”，诚然是一个古代以鸟命名的王国。从出土的“余尊铭”的铭文中，就有“鸟王来祝人方”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说，帝皓就是中国第一位鸟王。
当社会进入到“农耕时代”以后，当人们从早期的“鸟崇拜”模式，并将鸟神化的形态转向更加人性化的形态后，这时有了代表著皇权的母系一方的“凤凰”具像出现了。鸟儿走下神坛，成为母仪天下的最高代表，也推动著美丽可爱的鸟儿走向民间，走向世俗社会。
我们知道，观赏鸟进入笼养阶段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年代，那时较早为皇家士族驯养的鸟，以鹦鹉、仙鹤居多。而小型的鸣唱型的观赏鸟要略晚一些，比如说像画眉、绣眼一类的观赏鸟，在进行普遍的大范围玩赏的年代应该在北宋王朝以后。
历史上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有明确的阐述，我们只能从古人遗留下来的诗词、文学作品中进行推论。比如说，南朝诗人江总，他写的一首《夏日还山庭》，就有“停尊无赏慰，狎鸟自经过”的句子，这就很容易使人联像出，江南名士在夏日树荫下，诗酒文会又手把着绣眼鸟徜徉其间的幽闲状态。笔者试从诗中的一个“狎”字，进行推理式的“破译”。“狎”者，为近距离的调戏、抚爱也，在江南地区能被近距离、甚至捧在手上把玩赏悦的鸟，最可能的鸟就是盛产于江南地区又常被鸟友捧在手掌上“狎”玩的绣眼鸟。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我国玩赏绣眼鸟的历史，当在公元五世纪左右。
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都会有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但绣眼鸟玩赏的大盛时期，应该是宋朝无疑的。这里可以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宋徽宗的《梅花绣眼图》，和南宋画家林逋画的《批杷山鸟图》，形象而生动的证明，绣眼鸟己不仅仅是宫庭里的皇帝新宠，甚至在民间也被普通人广为喜爱了。
时至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宁、沪、杭长江三角洲地区，且又以被圈在其中的苏州、无夕、常州、扬州充其内核的历史文化名城，组成了新的辉煌。我们看到这一带地区的养绣群体那如醉如痴的疯狂，也惦量出这一份江南爱鸟人的一份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不管是春冬秋夏，也不看是雨睛雪露，那执着的绣迷们，在人鸟和谐共生的社会大家庭中，无论是精神与身体均得到了可贵的升华。凡看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电影《马路天使》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那样一种情感，遭受生活磨难的小红（周旋饰），与赵丹饰演的男友，隔街于窗前唱着凄苦哀怨的《四季歌》之时，她小红手中摆弄的宠物，却是那小鸟依人的绣眼鸟。没想到这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鸟，能跟我国电影史上最星光熠熠的大名星周旋“同台献艺”，真可谓珠联璧合的一段影屏历史上，人鸟交融的美丽佳话。
当周旋的“四际歌”回旋在我们耳边的时候，但不知手捧着绣眼鸟儿的爱鸟人们，能否感受到一份特别的惬意与详和？难道不是那只“身有玄黄不自贵”的小小的绣眼鸟给我们带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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