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现象学研究

  

论文来源：《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6期

摘要：中医现象学就是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中医药的一门交叉新兴研究领域。现象学的崛起是为应对当时欧洲科学陷入的危机，这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情景与当代中医遭遇西方科学的强势入侵有着相似性，因此我们不妨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中医药中不被现代科学证实和质疑的概念或争议。这一研究将有助于透彻理解中西医之争的困惑在元哲学上的根源，从而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发展。

当代中医药面临众多理论、科研和临床等难题源自古典中医药与现代科学技术或现代医学共存发展的特殊科学文化状态。面对现代西方科学真理标准的强势评判，中医药研究主体如何回应现代科学对中医药争议的问题？如何合理解决中医药这种被西方科学标准不公正裁决的状况？如何重新阐释中医经典文本原创思想的当代价值？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对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中医药的海内外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不妨用科学产生原发地的哲学家们对现代科学合理性质疑的方法——现象学，来回应现代科学对中医药科学性或合理性的争议。

中医现象学何以可能？

早在古希腊时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到了17世纪欧洲的伽利略开始倡导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就是用数学符号替换现实生活的进行自然科学研究，这一替换大大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财富。胡塞尔首先承认欧洲在近代科学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人的生活世界被符号世界所替代，人被抽象符号的存在而确定其价值性，从而人存在的价值性和人存在的意义被消解了。这样的科学理性对人的异化或物化使人丧失人的本来面貌，科学也就彻底偏离其最初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胡塞尔认为:“欧洲的堕落，乃是由于西方文明过度重视科学的结果，让人性及人的价值已产生了危机”。他主张回到伽利略之前的社会，也就是回归“生活世界”，以解决欧洲科学所带来之问题。

就方法论而言，胡塞尔运用现象描述或本质还原法，透过直觉来理解本质，并采用悬搁原则，将客观解释都存而不论，“加上括号”排除在外；首先把传统接受为真正的重演，然后与传统联系向历史回溯，回溯到历史上所提出的问题之先，并重新以一种本源的方式去习得过去所提出的问题。就研究内容而言，现象学适合研究任何现象；尤其是那些存在争议的现象，比如中医中的经络、三焦、命门等不被现代科学认可的概念。但解释清楚经络、三焦、命门等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解释清楚类似概念的道路上充斥着被误导和歪曲的危险。近代中医学所遇到的困境与现象学兴起的背景类似，对两者的发展历史和主要观点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们世界观由冰冷的科学主义重新回到以人类为主体的生活世界。用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实验方法)研究中医虽有必要，但如果忘记了中医药来源的生活世界和中医经典文本的原创思维，研究结果就会离中医药本来的初衷越来越远，中医药的原创思想反被阉割。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世界”中，经由实践后累积经验所发展出具有独风格与丰富诊疗经验的医学体系，而它的方法论与认识论都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认识论的观点而言，中医基础理论与模型的“合理性”是建立在“自明性”，即“感官所获得的、直观就明白的，不须再做进一步分析解释的”哲学基础上，再发展后继的认识活动如对三焦、经络、证侯、情志等的认识，因此中医学具有现象学思维与方法。中医学理论奠定在生活世界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体验之上，理论概念、治疗原则、针灸技术和药性认识都具有本质直观的明见性，这与现象学的理论旨趣和方法论取向非常接近。在知识全球化的今天，邱鸿钟教授团队近年来运用西方现象学方法全面比较了中西医学不同的“真实世界”并阐释中医学中不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或理解的经络、证、情志等概念，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成熟。

现象学与中医现象学

1.欧洲科学的危机与中医学的困境 科学主义的肆虐造成对人性和中医学认识的冲击。所谓科学主义，它并非科学精神或方法，只是一种信仰。科学主义者坚信，科学思想为一切思考的中心，科学超过一切价值，也唯有符合科学的规范，オ是真理，否则就是伪科学＂。他们提倡使用观察、假设、实验与求证等科学方法，排除人的任何主观因素，并认为这是求取知识的唯一方法和唯一的途径。科学主义源自于笛卡尔的二元论，它认为精神和物质两者是完全独立的，因此割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原来的生活世界分裂成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纯粹客体，是人类要探索和征服的对象，无关于人性的世界。由于科学在世界上获得不断成功与突破，科学至上的概念深刻的影响了人性、世界观及其存在的价值。

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影响巨大。东西文化交流，带来了思想的碰撞，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崇西贬中的做法，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医药。中医受到信奉西方科学主义人士的攻击，他们将中医视为封建旧医，因此历史上曾发生数次要求政府废除中医的事件，中医学发展受到空前的危机。虽然废除中医并未成功，但中医存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直饱受争议，这严重影响了中医药事业正常发展。中医和西医哲学，两者思维和价值取向不同。中国古代哲学气化论认为万物皆由气而生，是气的不同表现方式，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因此没有西方精神与物质分裂的二元论，中国哲学没有对客体分析精确还原描述的偏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方向主要是系统性的透过体悟，一种身心灵皆参与且融入认识世界的方式，这显然和西方科学不同。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生活的实践中逐渐累积而形成独特风格的传统医疗体系，如果用西方科学的方式来评判中医则全面否定了中医文化及思维的特性。除了西方科学主义对中医学所造成的文化侵略，也对人性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逐渐似乎成为了由科学支配的“物”，也可以说人类由世界的主宰变成是科学的附庸，人性认识产生了危机。同样的，现象学创始者胡塞尔认为科学主义让欧洲科学产生了危机，失去了“人味”，因为欧洲科学的蓬勃发展，支配了人类的价值理念，使人沦为物质化、机械化，使人与人的关系日渐疏离。科学的发展本来应该有人文情怀与文化精神，但作为狭隘的科学主义，其信仰占据了科学本身，牢车的控制人类生活的所有面向，这样的方式，背离了科学最初追求理性的古希腊精神，以至于我们在科学主义的方法外，根本无法感受人的存在。20世纪初中医学及欧洲科学遭受以程序、方法、实验、数据等工具性指针为依归的科学主义思想的冲击，渐失去人的主体性地位。科学主义也扭曲人性，让世人用科学方法做为评量一切的标准，把原有人类的、文化的、感性的事物视为非理性、非科学的，因此要予以去除。此时科学成为世界的主体，人沦落被科学奴役而不自知。

2.欧洲科学的转机与中医药的复兴 随着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在“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世界医学发展的背景下，西方人对于中医学有了更多的接纳与理解。以往生物医学模式，把人看成一个单纯的生物体，忽略了精神心理在疾病发生及防治中的作用。1977年，美国思格尔（Engel.CL）教授，批评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回归以全“人”为主体的医疗方向，获得医学界认同。这样的认识转变，让中医学的整体治疗观的优势得以凸显。与此同时，中医界的有识之士们也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医研究的新范式——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刘保延团队多年来实践的在“真实世界”中进行中医临床研究的科学探索。

在西方，胡塞尔为化解科学主义对欧洲学术造成的危机，解决其忽略主体性的问题，他极力倡导以人的意识、意向性为起点，运用现象学方法如存而不论、本质直观等，以寻获现象背后的本质，重返“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理论强调以人为中心，针对未经抽象化的世界来进行研究，避免看不见事物的本质。“生活世界”是一种原始的、自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呈现出来的事物，就如同在知觉中直面的事物本身。在生活世界中，现象就是本质。另外，生活世界并非只是个人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别人共同生活的世界，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每个人由不同的侧面来经验事物，并透过互为主体性了解对方。

3.中西医的差异乃是“生活世界”不同  中医学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累积经验为基础所建构而成的医疗体系，并非如西方医学体系，源于实验室。中医学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研究，而西方医学却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医学模式和西方的不同，是另一种科学或文化范式。因文化旨趣的差异，中西医对于同一人体或疾病，有着不同的“观看视角”及治疗方向，利用现在科学的方法去检验中医重要概念，例如证、三焦、经络、脏象等，往往找不到生物学上的特异性指标。以上的问题如利用西方胡塞尔的现象学，却可以解释大部分的有争议的中医学理论，为中医的科学性提出有力的证据。胡塞尔倾向收集意识上的经验，而不是传统的科学数据。现象学强调技经验现象，把那些客观解释，存而不论，运用本质直观或自然观察或意象分析，来把握纯粹的意识结构。应用现象学方法于一些中医理论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中医学理论的现代化转型和国际化进程。

就古代中医而言，他们没有现代科学器械，只能透过医生自己的五官观察及手指触摸，在与病人“此在”的接触下发现了中医所意指的“某种具体结构”，如证、三焦、经络、脏象等。中医学采用的是一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现象学视野，在医师意识中“此时此刻”、“如其所示”所呈现与认识主体意象结构关联的东西，而这些并非西方医学，用仪器设备所“读出”的结果。由此可知，证、三焦、经络、脏象等中医概念都与认识主体的具体操作相关联，若离开医者“此在”的操作，这些概念就没有意义了。事实上，中医和西医的差别，是两者使用不同理解和解释所见到的现象，而并不意味中医找到了新的机体结构。邱鸿钟教授认为，中西医主要的差异是由于主体存在的方式及认知的意向性所造成，中医采用的是一种“以我知彼，以表知里”的中国特色现象学道路，在中医学理论中，少有离开认识主体，阐述纯粹客体的概念。中医学的原创理论正是中医师基于自己“此在”存在方式，用独特的方法对所意指对方的一种解释，因此用西方所谓的科学方法来检验中医，值得商榷。

中医学研究首先应回溯到经典文本的原创思想上来，回归到中医建立的生活世界的起点上来。西方科学不是衡量一切科学文化现象、人类如何解决问题的智慧水准的唯一标准，合理评价中医药需要更广义的人类学标准。从人类学意义上来说，中医本就是区别于西医的思想与技术体系，中医的学术与存在价值正是它区别于西医，愈是有别于西医，则愈有保存和研究的必要;反之，愈是求同或趋同于西医，中医则愈加容易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