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记者眼中的台湾（23）

——李姐，顶起儿子半个天

 

来台湾的第14天，终天见到了李姐。

说起来真有意思。

那天，台湾的“警察叔叔”又给我打电话来，郁闷地说：

“我找到肖李枝叶的电话了。可我打过去两通电话，她都把我当诈骗集团的了，第一次才说一句话她就挂了。第二次打过去，我刚‘喂’了一句，她就挂了。没办法，只好把她的电话给你，你自己打吧。”

我差点没笑出声儿。

好一个已经学会保护自己的台湾家庭妇女肖李枝叶！

也是，谁叫台湾的诈骗集团，在大陆也那么“有名”呢。

得到电话号码，我赶快拨号。

“喂——”

“你找谁？”

显然就是李姐，声音一点儿没有变。

“干你娘——”

不知如何面对悲伤的李姐，我故作轻松地用了一句他们夫妻俩当年教我的“笑”话。

“啊？玉冰？”

电话那端，李姐熟悉的声音传来，我一张嘴，她一下子听出来，激动地大叫起来：

“玉冰！玉冰，真的是你啊？！”

“干你娘，你总算接听电话了。”

这是我说给她的第二句话。

“哈哈哈哈，干你娘，玉冰！真是你！”

这是她回敬我的话。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俩的嘴里，“干你娘”并不是一句骂人的话，而更像是我和李姐一家人接头的默契暗号。

当年，我与肖先生一家熟络起来以后，一次我让肖先生李姐教我一句地道的台湾话，要正宗的，便于以后与台湾人交流。肖先生乐了，惯于开玩笑的他哈哈一笑，冒出一句“干你娘”。

李姐一听，笑倒在沙发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捂着嘴说：

“不行，玉冰，别听他的，别学。”

“‘干你娘’”是什么意思？”

当时，我还并不知道‘干你娘’这三个字是这样写的，只是顺着音儿回问。

于是，在他们的解释和笑闹声中，我才明白，台湾的‘干你娘’，如同四川人爱说“龟儿子”、福建人开口即带“干你姥”似的，虽是骂人的脏话，但在地方语言中，早已蜕变成当地人一句没有任何意义的口头禅。

“干你娘！”我搞明白后，马上嘻哈着回敬了肖大哥一句。

“哈哈哈哈……”

从此，“干你娘”成了这段好笑回忆的典故，也成了我们交流时的标签语言。

李姐在“干你娘”声中，夹进一阵哭音儿：

“老公死了。现在儿子又……”

“儿子怎么啦？”

肖先生过世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李姐的儿子，高高大大，正直本份，是个不可多得的诚实孩子，现在想来也30多岁了。

“儿子……病了……在医院……”

说着，李姐又要哭。我忙劝住李姐，说我很想见她。李姐也急急地说，她也想死我了。

于是，自认为识道的李姐，要我在房间等她。

将近一个半小时过去，前台小姐打来电话，说有一位姓肖的女士想见我。

“李姐！快请她上来。”

我冲起身打开房门。

电梯里走出细长的身影。

十六、七年不见，李姐身材依然如故。

只是，多了几分沧桑和头顶的白发。

“李姐！”

“玉冰！”

紧紧地拥抱，泪水飞溅对方衣衫。

李姐穿短袖的双臂冰凉，令我感慨和怜惜。

半拥着让进门来，李姐放下东西转过身，我俩又忍不住拥抱在一起。

李姐伤心的啜泣，令我有些心碎。

 

 

一个失去心爱丈夫的寡妇，现在又面临着儿子的生死关头……

从李姐一边掉泪一边哽咽的叙述中，我大概知道了她目前的情形。

六年前，肖先生中风并发心衰竭去世。不久，儿子突然在出差大陆的一天病倒在北京。

回得台湾长庚医院治疗，李姐儿子双腿出现巨肿，导致下肢血管堵塞。为了保命，不得不齐根儿锯掉左腿。术后，孩子又莫明其妙地患上了肝炎。

李姐说，在丈夫死后，为了生活能有个定所，她决定贷款买房。没想到，房款还没还完，去年自己肺部又动了一个大手术。术后劲儿还没有缓过来，没有医疗保险的儿子，又病倒在了床上。

本不幸的生活，一下子全被打乱了。

为了支付病中儿子的医疗费，也为了还房贷，快六十岁的李姐，又辛苦地打上了一份晚上的工作。

白天照料儿子，晚上上班干活儿。“六十岁的李老太太”也骑上了摩托车。

“哇，你？会骑摩托车？”我心疼和吃惊地看着李姐。

“对啊，对啊，我骑了十年了。我还可以载你哩。”

坚强的李姐，瘦削的脸上布满自豪的微笑。

十年前老公倒下，生活重担一下子压在过惯了吃喝不愁、穿金戴银的李姐身上。

肖先生热心大陆希望工程，不给自己买房，不给儿女留财产，赚了钱就到大陆去捐赠。可肖先生自己也没有料到，一向身体好如牛的他，会提前倒下。

他在病中一次次对儿女说，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习惯了听夫令的贤惠老婆李姐。

丈夫留下的汽车等一切值钱的东西，现在都变卖换成了医药费。没有医保的儿子，更是花尽了家中的一切。

好在李姐的两个女儿，各自嫁了一个好丈夫。这多少还能从精神上，支撑着李姐，一路往前走。

“现在，大女儿肚子已经这么大了，下月就要生小宝宝了”。李姐比划着，满面愁容稍稍化开。

“没事儿，许多事情往往是一咬牙就挺过去了。不是还有我嘛。”

我为李姐打气鼓劲儿。

真的，失去丈夫的女人，特别是中老年女人，非常非常地可怜。找工作，工作难找，出门谁看见，也不待见。

眼前的李姐，失去丈夫，就像被抽空了心，人变得恍惚伤感和憔悴。

中午，我请李姐在西门町一家日本料理店吃了点儿东西。

 

 

看着泪眼婆娑的李姐，我强作欢颜地拍拍她的手：

“我知道你苦闷，你就把我当垃圾筒，有苦恼就向我倒吧。”

心灵的孤独，有时候得靠好朋友、好姐妹来排解。

“就是，我心中有好多苦啊，不好意思跟别人讲，也无法跟儿女讲。我不明白，命运为什么这样对我……”

 

 

李姐跟我，边吃、边哭、边笑地，聊了一个多小时。

吃过饭，一看离我晚上采访，还有两三个小时。李姐拉着我的手说：

“走，我们去西门町里面逛逛。”

“好啊，来这么久了，我还从来都没有进去过。”

 

 

于是，两个“中老年妇女”，手挽着手，走在五光十色、满眼朝气、短款打扮的时髦年轻人中间。

 

 

“哈哈哈哈”自称好久没有这样开心的李姐感叹道：

“好久没有来台北了。要是回去告诉女儿，我去逛西门町了，估计她们要笑死的。”

 

 

看着信心重回脸上的李姐，我沉重的心，稍稍放下一点。

 

 

坚强的李姐，晚上还要骑摩托车上班。

我劝她早点回家休息，改天我空了，再去看她和儿子。

李姐答应了。

送李姐进站，站在捷运站台上，李姐手拿交通悠悠卡，心却恋恋不舍。

“去吧，李姐，我还要呆两个多月呢。改天我来家看你。”

在我保证不会突然离去的誓言下，李姐依依不舍地挥手，进了检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