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书记（一）
《甓庵诗录》四卷 （清）李稷勋撰 民国间硃印本 宣纸二册
大明嘉靖四十二年岁次癸亥大统历 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 黄绵纸一册
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 （元）胡三省撰 清嘉庆影刻本 旧绵纸一函二册
这些小文都是我趴在桌上用笔写出来的，因为上下床的不便，我在写这些文章时基本上没有去查资料，全凭记忆写出。写完之后，仅有为数很少的几篇做了进一步的核实。所写的故事全部是真人实事，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书名等细节。虽为实写，但其中的这些细节我却不能保证自己记得准确无误。文中提到的书友，假若看到我所谈的不准确之处，大可一笑置之。因为我写这些故事的目的，是想以书念友，记述一段书林掌故，以供今后有志于写当代藏书史者所采摭。虽有戏谑之词，也纯属调笑，以期博读者莞尔，绝无有意冒犯他人之心。
我渐渐觉得，自己把藏书之事看得太过郑重，将其视为名山伟业。诚然，研究书史应当严肃认真，但藏书之事，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些得书与失书的过程。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欢愉如此之少，若再让严肃认真侵占一大半，则人生之乐所余几何。所以，得书之乐与失书之痛，就像汪峰所唱的那样，“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这首歌名好像叫《北京北京》，我觉得可以把它改名为《古书古书》。
古书是靠人来流传，藏书史实际上也是藏书家的历史。那么，我的得书记也同样是跟书人交往的点滴记录。卞之琳在诗中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因此，一切全是互为因果。
这些得书记中，大部分我给提到的人去过电话，征求他们是否愿意让我这么胡写。得到的回答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数同意让我随意写即可，有一些则强调要写成正剧，还有些人同意我来写，但要求写成化名，另有几位坚决不同意我把故事写出来，那么那些有趣的往事，也只能继续停留在我的记忆中。
硃印本《甓庵诗录》
1996年，天津古籍书店，准备办迎春展销会。按往年惯例，每年的展销会都会拿出一些新货来。这是书友们的重大节日之一。这次我打听到，店方从某藏家手里，收购到一批晚清民国间的精刻本。
在几年前，此类书还少有人关注，价格要比清代刻本便宜许多，每册的均价在八十元到一百二十元之间，但这几年，北方出现几位藏家，突然间争抢这类书中的稀见品种。藏书圈如果能称为是一个行业的话，那就是典型的池浅王八多，一部书，只要有几个人看得上，价格立马扶摇直上。有人买有人卖，这就是市场；买的比卖的多，这就是牛市。而1996年这个阶段，正处在民国精刻本的涨价初期，从1994年到2004年之间，应该算是民国精刻本的黄金时代。我当然不能免俗，众人争抢的书，那必定是好书，于是，我也跟着起哄。这次展销会开展前的几天，我就跑到店里做义工，帮着店员们将书上架。当然我没有雷锋同志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实就是贼来踩点儿，我是想牢记清楚，哪部书放在了哪个位置，待开卖的时候，比较容易顺手牵羊。这么做，也是出于不得已，虽然我是店里的常客，能够捷足捡点小便宜，但这么做也同样树敌，因为大多数书友，都痛恨我的这种不公平。其实这种行为就像挤公交汽车，自己没上来时，除了拼命往上挤，同时心里默念千万别关门，而自己挤上车门的那一刹那，心里的默念立刻翻盘，赶快关门吧！展销会前书店经理告诉我，我不能提前选书，只能到开展的当天购买，并说是总店领导规定的。鉴于我以往的劣迹，我觉得这条规定就是冲我来的。
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条规定而束手，急中生智地想出了提前义务劳动的妙招。三天后开展时，门口果然等候着七八十位书友，不少是相熟者，还有一些是从北京专门赶来的。那时网络还处于初创期，这些人哪里得到的消息，真是匪夷所思。买书最怕这种狼多肉少的局面。我在人群中竟然看到了唐海先生，因为他目标太大，如果按照重量排座次，唐海在书友中定能拔得头筹，虽然我觉得自己也算准伟岸，但跟唐海比起来，恐怕至少要乘以三才行。这种场合，我很不希望见到他，因为黄荛圃佞宋而唐海佞民国精刻。但细想一下，心里还算踏实，毕竟自己埋好了地雷，嘿嘿，不见鬼子不拉弦儿。只是，这里的鬼子指的是自己。
胡思乱想间，猛听到一声大喊：冲啊！众人蜂拥随即挤入店内。冲进之后，书友们面对两大排满满的书架，左顾右盼，就像上唇顶着天，下唇顶着地，完全无从下口，只能站在书架前，盲目而随意地抱下一些书，急速地打开函套，翻到卷首看一眼，觉得不是想要者，就随手插回架上。这种挑书方式效率极低，因为挑不了多少部，其他的书已经到了别人手里。而我的心仪之书，因为位置记得很牢，走到架前有如探囊取物，可谓百发百中，虽然也有几部被他人夺去，但清点战利品所得超过八成。这个成绩，评个优-总说得过去。我知道自己这么说有些厚颜，但是对敌斗争总要讲方式方法，敌人潜伏我方，可称之为间谍，但革命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那就叫地下工作者，自然就成了英雄。
那场展销会，我买了三十多部书，泰半是民国精刻本。待书友们渐渐散去之后，我到前台结账，找来些旧纸箱装书，竟然装了满满六大箱。捆绑之后，请店员们帮我搬到一楼店门口，去电司机请他把车开过来。这时我才看到唐海也站在门口，像专门等我似的。他看我出来，晃动着巨大的身躯，径直走向我，然后低声跟我说，他想看看我买了些什么书。这个要求有点过分，通常而言，只有很闺密的朋友才好意思提出这种无理要求，而我跟唐海最多算个三分熟。我犹豫着还没想好如何婉拒他，他好像也不在乎我脸上的不悦，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还连说了三声，“我只是想看看。”细想之下，自己所买之书，也没有什么违碍品，于是我跟他说，把这些箱子都打开很麻烦，车马上就来了，给你拆一箱看看吧。唐海也不说话，站在箱子前直接拆开了一箱，自顾自地一本本翻看，那姿势，比在店里挑书还要随意。他翻到了这部硃印的《甓庵诗录》，把此书攥在手里，也不再看其他的书，只是把这部书翻来倒去地看了各个细节，像是要发现什么破绽似的。我耐着性子等他翻看。看了一会儿，他终于抬起头，真诚地望着我说：“这部书我想要。”太过分了！堪比虎口夺食，简直匪夷所思，我一口回绝。他不以为忤，双手抱紧此书，坚持要拿走。我问他为什么如此，他说函套内册贴着藏书票，而古书有西洋藏书票者不多见，边说边打开函套，指给我看。这张藏书票我倒没有注意到，但即使没注意到，书也不应当归你呀。他看我态度坚决，于是说，他要去找经理，为什么自己就没能挑到这种带藏书票的书。这句话在我听来，具有威胁意味，心里有些生气。但若他真的去找经理，有可能又给店里找来麻烦。我想了想，还是觉得应当稳住他。于是，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口气真诚地跟他说，自己也没注意到这藏书票的事情，很可能买下的这些书中还有，等我回去后仔细查看，如果能再找到一部的话，这一部肯定会转让给他。他不太相信地看着我，我冲他肯定地点了点头。于是，他把那部书还给了我。但动作和表情，蛮是依依不舍，就跟他赠送给我一部好书似的。
在书友中，唐海最要好的朋友就属王洪刚，无论是在各个书市、书店、还是古玩市场，只要你看见其中一位，那么另一位一定在不远之处，那种形影不离的形象，就差手拉着手了。但在拍卖场中，这两人却从不并排坐在一起，而是各分东西地坐在不同角落。底下是兄弟，上阵是对手，因为大家都有想得到的书，如果坐在一起，兄弟间白刃相向，总还是伤和气。好在两个人的藏书重点并不相同，虽然偶有交叉，但重叠的部分很小。唐海的重点，是买自己钟情的民国精刻本，而王洪刚则最看中活字本。有一次，拍卖场中出现了一件重要的漏儿，那就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叠积字本。叠积字本本来就很是稀少，而此次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中，那本书的外观很不起眼，卖家和拍卖行都没看上眼，所以起拍价标为一百元。我觉得捡漏儿的机会来了，没想到拍场中一直有一个号牌跟我争抢，直举到一万七千元，我才拿到手。回头看一眼这个可恨的人，竟然是王洪刚。他也铁青着脸看另一侧，故意不看我。像王洪刚这种眼力极佳的人，能把拍场上的一切漏儿都填平。不过，这些钱我花得也不冤。后来韩琦先生修订《中国印刷史》，书里用的叠积字本照片就是我的这部书。
唐海在现场举牌，一般很是隐蔽，他从不把牌高高举起，而是号码冲下地放在膝盖上，猛然向拍卖师出示一下，立即又压了下来，所以现场只能听到拍卖师的报号声，而他人回望时，却完全看不到举牌人是谁。但若拍到白热化的状态，唐海就会一反常态地疯狂起来，他会从座位上突然站起，直接走到拍场的后墙边，用左手扶着墙，右手高举号牌，一点都不再折臂，似乎是想让全场的人看见——就是他在举。那种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气概，绝对给竞争对手以极大的心理打击。有一段时间，孟宪君老师也喜欢民国精刻本，而孟老师的性格，也是那种好书到手不论钱的主儿。他俩有时会在拍场中火拼起来，每当大家看清形势是这两个人在争抢，拍场上其他欲得此书的人，都心甘情愿地罢了手，兴趣盎然地看着他俩论剑。
唐海对书很是痴迷。有那么几年，我自己也同样是疯狂地到处买书，除了北京之外，国内其他地方的古旧书店，也同样家家跑到。而那几年，我每到一处，不是遇到唐海，就是听说唐海刚刚来过。但从店主的语气中，时常能听到他们对唐海的微辞。主要是说，唐海来到店里，只是掐尖儿，必要看店里最好的书，把书拿在手里后，再坚持不懈地跟店家砍价，砍到半价他都不满意，一般都会以三四折的价钱拿走。他的砍价水平至少比我高好几个档次，店方给我打个八折，我就挺高兴，若能以七折拿到手，就高兴得不得了了，而唐海打到五折，他都从来没有满意过。遇到这样的高手，店主能高兴吗？他的密友王洪刚告诉我，他也很烦唐海的这种磨蹭劲儿，为了能够还下价来，唐海会在店里呆上大半天，王兄都忍不住出店去办自己别的事了，等办完事回来找唐海，他竟然还在那里折磨着店主的耐性。王洪刚说唐海原来的身份可能是律师，但后来跟他人合伙，开了电器店，这两项工作，似乎都跟他的软磨硬泡功夫没有太大关联。我觉得，这可能是天生的本领。但王洪刚也承认，唐海是真心爱书，他不像有的人，只是把书当成赚钱的商品。唐海为了一部必得之书，敢跟别人玩命。唐海对新书也很挑剔，有时他为了买一本只是平常读的书，无论此书架子上摆了多少本，他都不看，因为他认为这些书被别人摸过了，不能再要，他一定让店员从仓库里搬出整包的书，自己在那里一本一本地挑选，一定要挑到绝无瑕疵者。
就是这样一个爱书之人，从2001年左右，突然从书友的视野里消失了。他消失的原因和方向，竟然连他最亲密的战友，王洪刚同志都毫不知情。王兄告诉我，他虽然跟唐海交往多年，但只是常常在一起访书，唐海对于自己的身世等等，从来绝口不提。那些年，手机还不普及，唐海给他留了一个家里的电话，某天王兄有急事找唐海，接电话的人自称是唐海的表妹，说唐海并不在这里，有事情的话，由她代为转告。从此，王兄就再没给他打过电话。他消失后的几年，我遇到王洪刚时，总会向他打听唐海的情况，以至于王兄打趣我说，你不是最烦他追着你要书吗？这倒是真话。那次许愿之后，我一直躲着唐海，还真被他抓住了两次，问起那部书。我说了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搪塞过去，从此就尽量躲着他。但人这个东西，就是有病。对这种避之惟恐不及的人，他若真的不见了，我倒有种相遇怕相见，不见又思君的感情。后来再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书友间也就渐渐的没人再提起他。王洪刚跟我说，唐海买书很舍得花钱，但其他方面却很小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王兄跟唐海经常一同到琉璃厂等地去访书。那时的交通工具，都是公交车，一次的票价不过是两三毛钱。跟唐海一同乘车，唐每次都抢着要买票，但那几毛钱却始终掏不出来，结果，买票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兄。跟唐海吃饭，大多也是这样的情形。
2005年，翰海拍卖公司在京广中心搞预展。我嫌在现场站着看展太累，就让拍卖公司安排了个房间，把要看的拍品拿到自己坐的桌子前，慢慢地翻看。两位工作人员帮着我拿进拿出，在我看书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会坐在对面的桌子上等候。然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我的余光感觉到对面那个工作人员，一直在不错眼地盯着我，我觉得有些异样，抬眼看此人，虽不认识，但好像不是刚才的工作人员，于是问他有什么问题？此人迟疑了一下，小声地说，你不认识我了？我仔细端详了一下，肯定他不是工作人员。因为那些工作人员，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学生，而此人看上去应当在四十岁开外。他看我不说话，又小声地说：“我是唐海呀！”闻此言，让我一震。他的说话音量虽小，但字字清晰，我肯定没听错，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把“唐海”两个字跟眼前的这个人重合在一起。唐海是书友中，公认的第一胖，而眼前的这位，形体却长得很是苗条，尤其唐海那充满着目录版本学智慧的肥头，跟眼前的这位标准瓜子脸，反差太大了。我仔细端详着他，依稀从眉眼间辨出一些熟知的特征，如果他真是唐海，那也彻底脱了相。我猛然想起，前几年几位书友曾跟我提到，唐海是因为阿芙蓉之好而出了问题，难道这个脱了相的人，就是染上癖好之后的唐海？我觉得用这种传闻直接问他，太过不礼貌，至少有对友人污蔑之嫌。于是我用试探的口气问他，你真是书友唐海？他眼睛明亮地朝我点了点头。为了证明自言不虚，他告诉我，近两年一直看我在报纸上写的一些文章，还跟我说，某篇文章中的某一件事我说错了。
那天具体还跟唐海聊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自己还是没能忍住好奇心，问他为什么变得这么瘦。他的回答是：“是呀，我瘦下来了，好多人都认不出来了。”大概他跟我聊了二十多分钟，就礼貌地站起身，向我告辞，并且说耽误我看书的时间了，表示歉意。他的这种礼貌，跟以前的不可一世，反差也很大，我在他身上，没能再看到特有的执于一端的劲头。等他离开后，我好半天才缓过神来，忘记了问他，你怎么消失了，现在还玩不玩书了？但觉得这个问话不对，因为他刚才说过，他还在读跟书有关的文章，那也就说明，他的心，还没有离开书圈。突然间，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我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应该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在这里的呢？我又想起王洪刚的那句话，相识十几年，对唐海究竟是做什么的，完全不了解。这样想下去，竟然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背部有了丝丝凉意。
自那次见面，到今天又过了近十年。这十年中，再没有听到过唐海的任何音讯。不知道他过得怎样，也不知道他是否还喜欢书，我真盼望着他能重新回到书圈里来。如果他愿意回来，我真想把那部他钟情的硃印本《甓庵诗录》白送给他，只是不知道从怎样的渠道，能让唐海知道我的这个心愿。
大明嘉靖四十二年岁次癸亥大统历
约2009年，德宝在首都图书馆办古籍拍卖会。我在看预展时，德宝公司的古籍部经理王建亭跟我说：“陈总刚收到一部明嘉靖的大统历，我记得您对这类书感兴趣，您可找陈总谈谈，把它买下来。”我问他多少钱，王兄告诉我，收购价是八千元。这个价格低于当时的行市。那个时候，明代大统历的均价，在一万两千到一万五千元之间。我跟陈东认识这么多年，就凭这点交情，我感觉他能以行市价卖给我。
我跟王兄正在说话间，陈东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马上说，正想找你，刚听说您收了一本明嘉靖的大统历，把它让给我吧。陈东犹豫了一下说，确实刚收到了一本，但对方要价挺高，是两万块钱。陈东的这个说法，让站在旁边的王建亭脸上显现出尴尬之色。我当然不能点破此事，这就等于把王兄卖了，只好跟陈东说，那太贵了，我不要了。说完之后，我就接着去看其他的拍品。当时，还是略微有些不高兴，但事后冷静下来，也觉得没什么不可理解。从生意角度而言，报出一个高于行市的价格，意味着对方不想出手。陈东虽然做古籍生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也是一个骨子里爱书的人。他刚收到了一部稀见之书，在手里还没有捂热，就转归别人，从情感上的确难以接受。
当天晚上，我又接到了王建亭兄的电话。他说今天的事，很抱歉，是他事先没有跟陈总沟通好，就贸然把收购价告诉我，为这么件小事让我不高兴，他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我告诉他，的确无妨，陈东做得其实没什么不对。但王兄接着跟我说，陈总让他再问问我，还想不想要这本书，可以便宜两千块，以一万八转给我。这句话又让我来了气，我想占便宜没错，你陈东想挣钱也没错，但这种态度让我受不了。其实我生气的是，自己自作多情。于是，让王兄转告陈东，此书无论多少钱，我都不会要。
几个月后，陈东给我来电话，说德宝公司再过半年，就是成立五周年的日子，他想就此事，跟我商量一下细节。我这个人有时的确小肚鸡肠，大统历的事已经过了几个月，虽然情绪已经平复，但依然无法淡忘释怀。但我还没有小气到为了这么一本书，连交情都不讲了。于是，接到电话后，我按约来到了德宝公司。陈东跟我说，他想搞一个纪念专场，从征集的拍品中，精选出了十二种善本，然后分别请了十二位书友和专家，每人给一部书写一篇文章。他认为我喜好收藏批校本，就把潘伯鹰所批《桐城吴先生评选瀛奎律髓》让我来写。我说没问题，肯定按时交搞。接着，他又从书橱内拿出一个楠木匣，打开木匣，里面正是那本嘉靖大统历。他说上次的事很抱歉，是自己记错了收购价，本想原价转给我，没想到引起了误会，让我不开心。而这次写文章，稿酬不给了，就把这本大统历送给我，算是抵了。我立即把这书推了回去，说自己不干这种巧取豪夺的勾当，一篇千字文，抵不了两万块，以我的这个烂文章，能值两千就不错了。他还是推让。于是我跟他说，你要再这样，我就不写了。陈东看我态度坚决，于是把书又收了回去。一出门，我就后悔，特别痛恨自己的这种虚伪：其实自己特别想要，就为个面子，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事。
有那么两年，陈东因为在嘉德拍下了一部书，而惹出了一段烦心事。起因是2008年底，嘉德四季拍卖会上，拍了一部《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此书二册在图录中版本项标为“明刻本”，估价为两万五千到三万五千元。从纸张上看，确实是早期刻本，并且卷首钤有藏印多枚，而刊刻的字体，也是典型的赵体字。这让许多书友认定这是一部原刻本。但每个人都不愿说破这一层，盼望着别人没能发现这个大漏儿，而专等自己去捡。当时，我对此书也不能认定，究竟是什么版本，也觉得这可能是个便宜。拍卖会上的书，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把它带回家去，跟其他的版本进行比较；同时，又不便带上自己的书，去拍卖公司或者预展现场，进行核对，那样就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即使核对出来是个漏儿，那捡漏儿的可能性，也就变成了泡影。此书的行格，跟北大所藏的原刻本明弘治二年修补本，完全相同。所以我觉得，此书即使是明补版本，也是部元刻明修。那价格也不仅仅是这两三万块。因此，在拍卖会上，也想将其拿下。可能是捡漏儿心理的驱使，拍场的竞争程度远超我所料，最终以二十一万元被他人买去。
几个月后，嘉德的王雁南总经理叫我去谈事。我赶到会议室时，里面除了王总，还有拓晓堂先生及嘉德公司的法律顾问等几个。这等严肃阵势，搞得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天条。拓兄拿出了那部《通鉴释文辨误》，说，今天想把大家叫到一起，给这部书的版本下个定论。听到这句话，我才松了口气，原来跟我没什么关联。王总说，此书最终是陈东拍得。因为他跟古籍四季拍的经理李东溟很熟，所以，在办理号牌时就没有收他的保证金。拍完过了一段，陈东让人到公司来取书。当然没有付款，陈东解释说是帮别人代拍的。对方要看一下书，再付款。这种不付款而取走拍品的做法，对嘉德而言很少遇到。但陈东来电话说，他给此事做担保，两天内肯定付款。于是就取走了书。但过了两天后，陈东让德宝公司的出纳，把这部书又送了回来，说买家不要此书了，理由是这部书不是元刻本。李东溟多次催陈东付款，他都找各种理由拒付。因为这件事，李跟陈闹翻了。但嘉德公司的律师认为，拍卖图录上既然标明了是明刻本，并没有说这是元刻本，那拒付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因此，今天开会需要商议一下，究竟应当怎样处理这件事。因为嘉德公司准备走法律程序，请各位商议一下，从法律角度而言，嘉德公司的做法有什么瑕疵。
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陈东怎么也算是书友，而另一边，我又是嘉德公司的顾问。我希望自己能在朋友和职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于是，细细地翻看此书。其实这个翻书的过程，是希望自己能够想出什么妙招来。爱书之人，因为买书之事而成为被告，此前还真没听说过。但翻着翻着，我就看出了这部书的问题：此书肯定不是元刻本，连明刻本也不是，而是清嘉庆年间的影刻本！这个发现先让我自己一惊：幸亏没拍到手，否则传到坊间，亏钱事小，丢人事大。我渐渐地有了解开此结的办法。我把自己的这个发现，指给拓晓堂先生看。他看后，承认了我的判断。于是我说，如果陈东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以此来指出，图录中标注的错误。我也知道，从文物法的角度来说，拍卖会举办前，已经给了买家充分的查看拍品的时间，买家应当对自己的竞买行为负责。因为文物法没有规定，拍卖公司要负责拍品的真劣。但这只是法律条文的解释方法。关键问题是，陈东也是开拍卖公司的。他同样能够深知，这个条款里面的漏洞在哪里。更何况，即使起诉后能够胜了官司，为这么一笔小钱而搞得动静这么大，恐怕有损嘉德公司为国内第一大艺术品拍卖公司的声誉。拓晓堂兄也赞成我的建议，不愿意把事情搞得动静太大。但他同时说，恐怕李东溟咽不下这口气。我问东溟兄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参会，王兄说因为他是当事人，所以让他回避。听了我跟拓兄的建议，王总说既然确认了这是清代刻本，那么显然这个成交价有些贵了。但事已至此，请大家看看应当如何收场。于是，我再一步进言曰，自己将分头做李东溟和陈东的工作，不要再让双方如此的意气用事。拓兄称，回头他也去说服李东溟，让李找货主去解释清楚，让货主能够理解，版本差异之大。
当天下午，我给陈东打了个电话，把开会的情形给他做了一个基本的细述，同时也跟他说，再这样坚持下去，若真走了法律程序，这场官司他将必败。陈东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仍然强调这部书是帮别人所买，如果是自己买的，当然就认了。我说，你这样跟我解释当然没问题，但在法庭上，你的这个说法能够得到认可吗？闻我所言，陈东不再辩解。我没有跟陈东说自己看出来这部书其实是清刻本的问题，防备他听到这个说法后，心理反差太大，又气焰高涨起来。他希望我去劝劝李东溟，我说一定尽力。之后我又给李东溟打了个电话，李听到此事后，果真很生气。他说，这本来是陈东的错，但他不但不认错，还让公司的人到嘉德来大闹，使得自己很是狼狈，于是就跟他针尖对麦芒。我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地和稀泥。总之，经过一番说词，总算让李的气也渐渐消了下来。
我猜测，陈东那天要把那本大统历送给我，有可能跟以上的这件事有关系。后来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猜测。有一天，我在嘉德看书时，陈东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本书让我帮忙看看。我告诉他，自己在嘉德。陈说这事有点急，一会儿让公司的人给我送来看一眼。不到一小时，德宝的出纳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已经到了嘉德的楼下。我明白她的意思，因为上次的事，就是她跟嘉德的工作人员吵了起来，所以她不愿意再到嘉德公司去露面。我来到了大堂，那位出纳从书包里拿出了那个楠木匣，我一看又是那部大统历。她说陈总其实是想把这部书送给我，让她送过来一定要我留下。这次我的拒绝比上次坚决了许多。我的心理是，如果此时接受了这部赠物，就等于接受了我帮他平事儿的酬劳，这种感觉让我不爽。于是我跟出纳说，你必须拿回去，我会给陈总打电话解释清楚，不会让你为难。说完我转身上了楼。
一小时后，我在嘉德看完书，来到地下车库，驾车离去。开到地面出口时，猛然看到那位出纳，从路边一下冲到了我的车前。我一脚把车踩死，她的这个危险动作，吓出我一身冷汗。放下车窗玻璃，正想质问她，她转身来到车侧，把那个木匣往车窗里一扔，转身跑到马路对面去了。我马上去电陈东，拨通了几次他都不接听。由此看来，出纳的这种举措，也有可能是他的主意。因为陈东常到嘉德来，他清楚地库的出口在哪里。于是乎，我也只能笑纳了这部曲折得来之书。
此后不久，就到了德宝拍卖的日子。我在预展现场见到了德宝内务主管宫学军，她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是陈总让她给我的稿费。我说不是已经给过我一本书了吗？小宫说不知此事。于是我拒绝接受这个稿费。正跟小宫说话间，陈东从旁边走了过来。我看到他，冲着他嚷道：“陈东，别来这套行吗？”他不回答我，笑着拱拱手，走进了房间。当天晚上，有书友给我来电话说，陈东去世了，这个消息让我好半天缓不过神来。之后心里特别的难受。这个难受不仅仅是书圈中又少了一位重要人物，更难受的是，在其生前，我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如此的粗鲁。这几年来，我时不时会想起他，每想到他都又回忆起自己说的那句话，这让我有着揪心的难受。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天堂里，已经原谅了我的无礼。但我知道自己，每当看到这部书，都会忍不住想念他。■
录入编辑：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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