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论书
钱锺书《管锥编》里有论王羲之《杂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书论》条，宗炳的《画山水序》条，卫恒《四体书势》条，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论书》条，谢赫《古画品》条，庾元威《论书》条等专论书画艺术的部分。对书法艺术，钱锺书在《石语》中就有年轻时对当时书法某家放言无忌的“终似放脚娘姨，不甚自在”的评论，到后来的《管锥编》中则将书法艺术研究和学术探讨融为一体，对书法史的源流，对书法家的品评，以及世风政俗的书法影响，文学和书法的一些细节考辨，都达到了熟练之极的程度。比如对王羲之的书体不“犯”就非常欣赏，并引述多家之言来作为佐证，对王羲之的书法和文章结合达到的极高水准总体上是赞赏的，但最后又讽刺了王羲之的“伪清静”。对书法家的品评，以论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人书法的排行榜变化这个例子为一大典范。钱锺书通过考辨把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人的书法排名在历史上的演变问题揭示出来，分析了封建帝王在书法史上凭借势力产生的影响和后世的不以为然，又表达出对人情物态的感慨。这是钱锺书经常借题发挥的一贯风格。
钱锺书对中国书法的韵与质也有论述，指出世人对谢赫《古画品》中“气韵”说的玩忽误会，指出北宋范温已经失传的《潜溪诗眼》是我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的著述，然后钱锺书博引中西典籍来阐述“韵”之大义，并发明黄庭坚用“韵”论书的例子，从而使人体会到要重视韵与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仅仅去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神韵”而忽视功力和质地。这段论述是钱锺书《管锥编》中较为少见的长篇幅的一节，再次显示了颇为惊人的中西文献功力。除此以外，钱锺书还论述到“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的书法理论问题，南朝亦有碑，而非世人通常所谓的只有北碑的这种看法。这种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全景式观照，使得他可以就书法的某一现象进行历史上源与流的考察和辨析，并从中得出既有趣又发人深思的结论。
古人在诗书画的创作和评论中都特别注重神、韵、气三方面，这三者也正是“书卷气”的集中体现。今人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说：“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响声之亮澈。然后神必托体方见，韵必随声得聆，非一亦非异，不即而不离。”钱锺书的这段话，对“气”、“神”和“韵”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书法创作对“书卷气”的追求，就是要在不断提高学识修养的前提下，在书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深入“心悟”，在笔下逐渐体现出冲淡、超逸、含蓄、蕴藉、清奇、自然的艺术风格，以“寻幽探胜”的心情，去摸索神似、气韵、风采的高境界。
说到苏东坡的字，钱先生并不喜欢，在他早年一篇《论俗气》的散文中，曾把“苏东坡体的墨猪似的书法”，和浓抹了胭脂的脸、福尔斯大夫（Falstaff）的大肚子、大块四喜肉等并视为“跟戴满钻戒的手一般的俗”。钱先生认为俗是包含了一种过分的行为。他评论说：“轻描淡写，注重风韵的画是不会俗的；金碧辉煌，注重色相的画就几近卖弄，相形之下，有些俗气了。”“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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