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剧情，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反复出现：某妓女想来个了断逃出生天，打算一次性接若干个（比如说，一百个）客人来赎身。在她和嫖客的繁复劳动下，床单汗湿。新进来的一个男子（他一定不是个路人），和那个妓女合力拧床单。在他的短篇《纯真的埃伦蒂拉和她的祖母》和《疯狂时期的大海》里，你都可以看到这一幕。
实际上，这不是他唯一钟爱的套路。《疯狂时期的大海》里的另一个剧情——某小镇出现神异现象，四面八方的杂耍者、富人、小贩蜂拥而来，使小镇像一锅香辣喧腾的汤料——在《百年孤独》、《巨翅老人》里也同样一再重现。
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和《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都有一个“性格爽直的美女，并非完全心甘情愿的，嫁给了家世显赫、清俊聪慧贵公子”的故事。
某些故事太有趣了，所以他得翻过来倒过去地写。
纳博科夫在欧洲期间，写了大量俄语短篇。在《初恋》里，他描述了少年时期去到普罗旺斯海滩边，与一个十岁女孩的故事。在另几个小说里，他不无揶揄地写了以下段子：某俄罗斯侨民尴尬笨拙地遭遇妻子的背叛。这两个剧情，多年之后，在美国那些雨夜假期，他用英文重新写了一遍，都凝缩在《洛丽塔》里了。
王小波就“红拂夜奔”这个题材，至少写了风格各异的两篇小说。“老女人独自孤苦死在家里，连同她的神秘情人”这个段子，福克纳也写过不止一次。当然，你可以说，中国传统小说里也充满了类似重复剧情，比如少年才子上京赶考，恰好与相国小姐后花园相聚；比如少年英雄去考武状元，一定要被奸臣刁难；比如奸臣多是太师，还有个美貌女儿是奸妃；比如大战前一定有将领苦谏、元帅不从，终于大败亏输——但后面这些，更像是现成端上的规矩套子，是千锤百炼的过场桥段，而不像一个“结”，一个小说家欲写之而后快的“结”。
罗曼·罗兰少年时，就下决心一辈子以文学为业。中学时他读了瓦格纳、托尔斯泰和莎士比亚——众所周知，这三人都以雄浑壮阔著称——多年之后，他总是到处宣扬，说自己受此三人影响极深，已入骨髓。他一路读书，都在走戏剧这行，但临了开始写小说，先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活脱一本音乐家传记，然后《巨人三传》，包括托尔斯泰、贝多芬（瓦格纳钟爱的雷神）和米开朗琪罗（与前两位一样，雄浑酷烈的巨人）。他一直试图寻找的风雷动变换瞬息间的主题，最后终于还是在他自己的笔下践行了。
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他不得不写的东西。哪怕不重复，也会换一种形式和倾向，一而再再而三地变幻姿影。川端康成以各种形式写过无数敏感老人对年轻女子的奇妙感情，海明威的所有主角最后总会面临“哪怕努力克服命运达成胜利终于也毫无用处”的勇决与惨淡。而这种对主题的敏感和倾向，我们可以称之为风格。风格的凝缩，就是那个“不得不去写”的东西。
马尔克斯说，他思考《百年孤独》思考了三十年。那部浩繁长卷里，融汇进了他之前在哥伦比亚、在巴黎、在墨西哥所有岁月里写过的细碎剧情。纳博科夫是最不愿意流露痕迹、落人话柄、重视技巧的小说家，但在普罗旺斯海岸初恋这个话题上，终于还是露了些怯。那是一种多么强烈的热望，能吸引他们一次次去书写？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描写以高更为原型的思特里克兰时，大概如此描述：他身体里就是有那些东西，他必须倾吐出来，然后才能达到灵魂的安宁。这么说有些夸张，但不无道理。
对他们这些作家来说，如何编造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早已不是问题。一个能让他们有叙述冲动的故事（比如，福克纳很爱描述“一个女孩到树上去寻找死亡”，这个故事对他有种匪夷所思的吸引力），是他们灵魂的火焰。就像音乐的一个动机（比如贝多芬《命运》开头著名的“邦邦邦邦”）之于音乐家一样，他们总会忍不住重新讲自己最钟爱的那个故事，试着看这个故事经过时间洗礼之后，能不能讲得更美妙一些。那是那些聪慧灵魂的“核”。只是因为蕴积的心血如此不同，所以在不同的季节吐出来，会生根发芽，长成完全不同的故事。
最后一个细节：村上春树早年写过一个短篇小说《萤》，叙述他如何在大学住宿舍，如何有一个迂腐的书呆子室友，而他又如何与女主角直子相恋。这个故事在多年后扩展成了《挪威的森林》。同样，1995年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的第一章，也是由他早年的短篇小说《拧发条鸟与星期二的女郎》修改而成。
再然后，村上春树小说里，两个永恒的招牌符号。
《挪威的森林》：优雅娴静的直子。活泼烂漫的绿子。
《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优雅娴静但是能吃的图书馆女郎。思维跳跃还会开枪的胖姑娘。
《舞舞舞》：优雅娴静的由美吉。嘴里不饶人的雪。
《奇鸟行状录》：沉静自持的妻子。无厘头的笠原may。
他小说里，几乎永远有这么一对女性，翻来覆去地出现。一个导向安静和黑暗的世界，一个趋向蹦跃与活泼的世界。村上春树通常会与前一个沉静型的睡觉（直子、由美吉、妻子、图书馆女郎），和后一个活泼系的调情。他总是会找不到那个沉静自持的女子，然后陪伴着那个活泼烂漫的姑娘，唠叨着，慢慢逼近彼侧的黑暗。
录入编辑：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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