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瑶华，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刘兵清华大学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文化史”专栏编辑：覃延佳，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因篇幅所限，注释从略，如需援引，请参见原文）
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之风兴起，隶属于西医外科学的牙科学和公共卫生理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本文结合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和身体隐喻，采用分类话语和规训机制来分析牙科知识在中国的传入过程；认为国家通过卫生政策的推行，将权力渗透在对民众口腔训练的各种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与建构中，并在公共卫生的名义下对身体进行监控，这展现出国家权力、现代性、国人身体间纠葛复杂的多元化关系。
关键词：牙科；公共卫生；
身体规训；民国
在西方，“口腔”自19世纪中叶开始被确定为一个知识客体，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的新的信念系统和相关实践。传统的功能主义历史叙述认为，由于人们长期经受牙痛折磨，对牙科疾病治疗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牙科医疗专业的兴起。随后，更多的学者注意到牙科医疗观念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将牙科观念与治疗经验放诸不同的社会脉络之中。其中，权力论社会学的分析者更将牙科医疗领域的行动者及相关的社会条件纳入分析的范畴。
在莎拉·内特尔顿（Sarah Nettleton）看来，无论是功能主义分析还是权力论社会学的研究，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他们只将焦点放在由谁来控制牙科知识的应用上，而牙科知识自身却被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给予特殊的关注。而她认为，这一基本假设是有问题的。
首先，口腔知识只有在口腔被人们认识后才能形成，牙科组织的出现使得口腔从身体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被创建和认知。为此，首先需要检视口腔和牙齿作为单独的实体被抽离出来的过程，然后才去考察关于牙科的知识。其次，不仅口腔如此，疾病经验和由此而来的治疗需求也是如此。牙科照护的需求来源于牙科照护的供给，它包含创造整个牙科疾病新领域的技术知识，这一过程可以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标准化”（Normalisation）进程理论来解释。最后，传统的牙科认知没有囊括预防（prevention）概念，但预防恰恰是牙科医疗的核心。预防和促进牙齿健康被功能主义者解释为保护国民健康的手段，但预防的概念实质上对牙科知识来说才是更根本的。因为口腔和牙科的预防实践，通过监控（surveillance）技术，产生了口腔知识。预防技术，例如洗牙和牙齿检查，不只单单带来了健康的国民口腔的可能性，也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牙科和整个牙科知识领域。可见，内特尔顿提出的质疑，要求对“口腔”作为独立知识实体出现的社会情境进行探索，实际上为我们研究医疗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身体史的角度出发，探讨身体的一部分——口腔和牙齿，作为一个独特的身体知识被分离出来的历史过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内特尔顿认为，在福柯提出的权力—知识的概念下，一个新的权力技术逐渐渗透18世纪以后的西方社会，即群体权力。权力不源于君主，而是来自下层，来自一切身体。这种新的权力形式就是福柯所提的“规训技术”（Techniques of Discipline），他声称“权力的运用终将创造知识，相应的，知识也会不断地对权力产生影响”。权力运用于身体，从而作用于客体和知识效应。福柯强调的是权力的微观机制（Micro-mechanisms of Power）及其在人们生活管理中的重要位置，它通过对身体的直接作用和由此派生出的知识来实现。换言之，身体成为可知的客体，它被人们所理解和训练，并透过一整套的监视系统来实现对“群体”（population）的控制，由此确保了所有身体的标准化。
口腔和牙齿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同样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认知、使用和转变。为此，本文在探讨口腔和牙齿被建立为独立客体的理论基础上，运用福柯的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概念，首先描述民国时期国家对民众，特别是对少儿口腔和牙齿的“规训”，分析口腔卫生与牙齿健康镶嵌于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过程；并结合近代中国特殊的身体隐喻背景，进一步描述权力机制对个人身体、群体身体的“规训”作用，以及伴随着的“专业”（Expert）知识的形成过程。
口腔和牙齿一旦被建构为社会化的重要对象，我们就需要找到关于它的“真相”，去描述、分析并理解它。福柯认为，一方面，权力创造了个人身体，并对个人身体进行隔离、探究、打破和重组。因此，权力机制是制造身体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身体规训的过程中，身体逐渐被理解为一系列的可使用的物质部分，它们能够被操控、训练、调整和控制，其结果使得身体的各个部分成为不断累积的细节性的观察物，并产生了关于个人身体的知识。为此可以说，国家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不会单单只体现在国家层面或战争中，它同样也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这里的权力并非指宏观的国家权力，而是福柯所谓的“细致入微”的微观权力，它如同毛细血管一样散布在社会中，并通过知识、话语发生作用，形成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络。而中国近代的身体也同样经历了被规训的过程，这里以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口腔和牙齿为例，并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加以阐释。
具体而言，福柯认为，规训机制需要发展三个可供实施的情境。第一，细胞（单元）（cellular），即分配的艺术。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它依据的是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人。这种空间分配理论同样适用于当时中国的学校和幼稚园的口腔卫生训练实践。例如，1936年出版的《幼稚园卫生教育》中这样描述对儿童漱口的训练：“（漱口）教练实施时，师生应全体或分班参加，各备温开水或漱口剂，儿童排列一如体操课，彼此具有同样的间隔”，空间地点分配“应有相当设备的漱口处所，或在操场或在天井”，而且“牙刷应各人自己备置，它的大小须适合儿童口腔”。这样，“刷牙训练”就成为学校或幼稚园的一项在特定空间内可供监督和实施的训练计划。
▲《幼稚园的卫生教育》
第二个规训的情境是关于对活动的控制，以时间表为例。它的严格模式最早是由修道院提供的，它的三个主要方法——规定节奏、安排活动、调节重复周期——不久后就出现在学校、工厂和医院中。在这当中，行为被分配成具有严格的时间计划，例如1934年某小学校采用的《复兴卫生教科书》中对刷牙时间的安排：早上刷牙，饭后刷牙，晚上刷牙，一天刷三次，每次要细细地刷瑏瑠。而且，这些计划对孩子的各个年龄阶段的行为都要有详细准确的时间规划，他们在这个阶段应当吃什么，哪些食物适合此阶段。上文提到的《幼稚园卫生教育》中，即对幼稚园时期的儿童预防龋齿的饮食方面规定了如下注意事项：（甲）多吃含钙质、燐质丰富的事物，若牛乳蛋、牛乳棚各种产物，（乙）含甲种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如鱼肝油、牛油、牛乳、菠菜等，（丙）含丙种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如橘子、柠檬、番茄、葡萄等，（丁）含丁种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如蛋黄、鱼肝油等，（戊）粗糙食。
第三个规训的维度是对创生的筹划，这种新技术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它主要通过四个方面来实现：第一，把时间分解成连续的或平行的片段，每个片段应该在规定的时间结束；第二，根据一个分解计划来组织这些细微过程，由简到繁把它们组合起来；第三，确定这些时间片段，决定每一片段的持续时间，用考核作为结束；第四，制定更为细致的系列，根据每个人的水平、资历、级别，为他规定适合于他的操练。
在近代中国，齿牙和口腔的卫生被引入小学校和中学的教育活动，具体的训练时期被划分出来，设置不同的阶段，并制定各个阶段由易到难的教学大纲；然后根据每个人在这些系列中的表现来评定他们。在沈百英的《复兴卫生教科书》教学内容中，第四册中简单教导孩子们要保持天天刷三次牙的好习惯；第五册开始讲述口腔卫生的重要性：我们要怎样注意口腔的卫生？口腔不清洁有什么害处？第六册则具体讲述牙齿是消化器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的构造、排列、功能是怎样的，食物需要细嚼的原理又是什么等问题。这些教学内容以课本为载体，被具体的划分到小学五年或六年的不同学习阶段中，每一阶段用考核作为结束。如当时的小学生卫生考试测试题中便有牙齿卫生的问题：你的牙齿好不好？你每天洗牙齿否？你用什么洗牙？依据福柯的理论，这样的规训时期是用一种复杂而循序渐进的方式取代了传统训练的入门时期，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分解教育。它是细致入微的，即把教学进程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把每个发展阶段分解成小的步骤。
对刷牙的调整可以被描述为规训的一个最佳细节，以下选取的是对刷牙方法的某一描述：“我们可以以团体来训练，先学习执牙刷的各种姿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直刷，再用旋转式刷横直内外，齿面牙根，乃至牙肉都要刷到，然后齿缝间的食物碎片无藏嵌的余地，大概二分钟时间已够训练。如有儿童牙床出血，这是初次洗刷常有现象，要好好劝慰儿童才放心得下。”对儿童的漱口训练亦对时间、地点、准备工作、速度、次数等做了规定，例如准备工作中介绍道：“未使用漱口材料前，应有准备训练作颊部肌肉运动法，将嘴闭合，左右两面颊肉彼此呈自然的凹凸用力反复运动。”漱口速度要求“教练速度，普通左右运动时间约十五秒，须作十次至二十次运动，但这种速度与儿童年龄有关，得随时增减。”漱口次数要求“一次漱口，约二十秒，每次增加；训练次数，自二十秒至一分钟，令儿童继续不断习，一分钟后休息，以后逐渐增加至三次至五次。”
如此，孩子们的口腔受到了训练和监控，进行他们所谓的“刷牙训练”和“漱口训练”，克莱尔·特纳（Clair Turner）认为，用这种刻板的方式计算刷牙和漱口训练的时间和次数，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清洁牙齿和口腔，而仅仅只是教孩子们刷牙形式。这便是福柯规训机制中提到的，“组建力量是为了得到高效的机器”。在这种情境下，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散的肉体，从肉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即是说，个人身体成为一个元素，它可以被放置、移动，或者与其他肉体结合。每个身体都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是一个整体中的身体片段，正是这些身体片段构成了多环节机制的一部分。此时，学校和幼稚园就变成了一个学习机器，不同水准的学生的所有时间被恰当地结合起来，在整个口腔卫生训练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利用。
总之，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身体中创造出一种具有四种特点的个体：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构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并使用一系列的技术，借助被定位的肉体，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利用福柯的规训机制概念，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口腔和牙齿是如何被监督的。刷牙训练就是一个权力微观机制的例证，它在中国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就在管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对身体直接作用而实现。它不是通过统治者直接控制的，而是透过检视（牙科检查），测量和比较（牙科流行病记录）这样标准化的运作来监控口腔。口腔和牙齿成为一个通向知识的领域，被构建为一个可能的客观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权力机制能够作用于口腔并渗透其中，因为口腔与知识和话语技术息息相关。
那么，国家为何要透过各种制度和权力来规范、训练和操控身体，特别是身体中的口腔与牙齿呢？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下，“身体”的形成与西方国家相比又表现出怎样的历史和文化独特性呢？
身体，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大自然和环境的一部分。通常意义上看，人们很自然地认为身体（Body）即是肉体（Flesh），被视为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然而，这只是身体的一个层面。身体社会学理论强调“身体的秩序”，认为身体的管理与社会秩序的管理是同构关系，即透过对身体的管理和约束，能帮助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近代中国，伴随着“现代性”和“科学化”的进程，尤其是与西方医学一同传入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话语的出现，身体遭遇了非同寻常的变化，清洁、卫生等概念与个人身体、国家身体被密切关联。
“公共卫生者，乃防病延寿并促进公民之健康与能率之谓也。欲达此目的，须实行下列各事：（一）促进社会共同改良卫生。（二）管理传染病症。（三）组织医事及看护机关，施行一切疾病之早期诊断及预防治疗。（四）引导社会服务机关，使人人皆能达到适当生活标准，足以维持健康。”
这段话出自1923-1929年公民教育运动中卫生运动实施计划方案对公共卫生的定义及其意义的概括。此时公共卫生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它毕竟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对于卫生的定义，它并非从一开始就深植国人的观念中，将卫生赋予一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养生和保卫个人生命之外的职责，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决定。口腔和牙齿在中国传统社会更是与卫生息息相关，尤为讲究“保养、防护”的卫生之道。但那时并未将卫生纳入行政管理体系，卫生医疗更多体现为一种社会医疗或民间医疗形态。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卫生之道也多表现为自身、家人和族人的身体健康与养生原则，出发点多是为个人、家庭与家族服务的“一己之私”，属于个人行为。更进一步说，20世纪以前的卫生，并不构成确定实体性的知识。虽然已有一定的防疫观念，但这些认知尚未构成普世的知识，也未促成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并未普遍同清洁、气味或污垢相联系，同国家、民族也并无关联。直到进入20世纪，清洁、“卫生”等概念和相关知识才逐渐被纳入中国社会的文明体系，成为国民健康、国家强健和走向现代化的隐喻象征。
在此，我们继续遵循内特尔顿的研究进路，分析口腔本身，并探寻口腔如此被看待的社会情境。在这种分析脉络下，分类的概念变得尤为重要。牙齿和口腔因何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一个有关它们的广泛知识，需要到内部探寻它的分类话语。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对分类问题有过严肃的研究，她认为洁净和肮脏的分类与社会分类秩序是同构的。世界上并不存在污垢，如果一种特定的分类系统不存在的话，那么所有不适合这个系统的东西就不会被视为肮脏。道格拉斯强调，分类的关键是“边界”（boundary），任何观念结构的边缘地带都是薄弱的；身体上的孔隙就是身体的薄弱之处，如果把传统的对身体上的孔洞的保护视为一种关于出口与入口的社会重要事务的象征，那么，洁净将变得尤为重要。
相反，污物和污染被认为是分类系统之外的东西，它们是违反自然逻辑和社会秩序的东西。而且，事物的边界往往还被看作是反映而非构建了自然的秩序，因此试图违反自然秩序将会威胁“真实”（real）世界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认识到口腔正是作为身体上的孔洞，而构成为一种自然的边界，一种脆弱和容易被污染的所在，介于身体和外在的环境之间。
可见，洁净和肮脏的划分是一种隐喻，是一种符号象征系统。其中，洁净隐喻着“秩序”、“完美”，而肮脏就暗含着“失序”、“缺陷”，意味着对现存社会秩序和结构的挑战。这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可以从一种角度解释19世纪西方公共卫生运动和公共健康话语出现的原因。随着对公共健康问题的重新定位，从将环境作为危险来源，个人被看作是受害者，到人们自身被视为疾病的传送器，对所有身体的监视便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点也就成为控制身体的关键。此时，口腔和牙齿自然而然地把抽离出来纳入整个医疗监管体系，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口腔和牙齿的知识。1920年，博伊德（M.FBoyd）在《实用预防医疗》中描述了“感染性因素通过入口进入身体”的状况：身体上的孔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进口，而非出口……口腔和鼻子是最重要的进口，许多感染性因素通过它们进入。
显然，口腔被设想为内部身体和外部污染来源的边界。那些显见的或不可见的“肮脏”物质，实际上正是道格拉斯所谓的“不合适的物质”，它们通过口腔的边界进入身体。因而，口腔和牙齿应当受到严格的保护，远离那些污染物。正是这样一种口腔和牙齿知识，作为新兴的身体知识与身体观念，和“现代性”的观念一起，以西方医学、西方的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法则为载体，传入近代中国。我们考察并尝试探讨的正是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与“失序”的社会状态中，究竟是如何管理所谓的“失序”的身体的，如何具体对口腔和牙齿进行监控、管理和规训，从而将公共卫生概念下的洁净与肮脏的认知提升到社会性、文化性、政治性层次上来的。
不洁和卫生总是与人们的身体感受息息相关。因此，一种文化信仰将能力归因于哪处特殊的身体或身体边缘，主要取决于身体所反映的情况。正如社会学家将每种事物都作为身体的象征，同样，身体是每种事物的象征也是正确的。18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到19世纪初叶以后民族国家的竞相崛起，不论是就种族还是国家的生存角度而言，“族力”或“国力”的建构最终所倚仗的就是身体的存在和其强弱的差别。
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历史局面显然是造成中国身体产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在鸦片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东亚病夫”成为近代中国的代名词，这是一种“污名化”的身体观，它既指民众身体的孱弱，又是一种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讽喻。很多精英分子深感国家的颓废和民族的衰弱，如梁启超在《新民论》中所说：“二千年之腐气败习，深入国民之脑，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温温如菩萨，敢敢如训羊……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狞猛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并指出“国家犹如人的身体，民众犹如身体的器官”，因此，把国人孱弱的身体改造成强健的身体，进而才能构建出强大的国家。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已经成为当时很多人的普遍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身体和国家身体才能统一和协调起来，二者才能相互隐喻和指代。
1933年俞凤宾在《学校卫生要旨》中，这样论述齿牙疾病问题：“口臭冲人，出言即惹人厌恶者，每因齿牙不刷以致秽气蒸腾。既遭细菌之侵袭，又碍整洁之实施。故宜频加洗刷以保健康也。”并在蛀牙的预防中指出：“消化不良之病，多由牙齿之蛀蚀，以致细嚼缓咽之功不能竟矣。
▲俞凤宾
且一有蛀牙，则口中细菌易集，食屑易腐，随饮食而入胃肠，其为祸害，可想见矣”。1934年某小学校采用的《复兴卫生教科书》中关于口腔卫生方面也记载道：“口腔里很容易积留污物，我们应该常常漱口，呼吸和不说的时候总要闭着嘴，以防飞入尘埃和病菌。身体受了热，口腔里往往破皮而成伤口，病菌最易侵入，这时对于口腔的清洁，更要注意。”当时牙齿疾病的弊害也有如下描述：“凡学生所患牙病多关龋齿或齿龈炎；此二者发病重要之原，为口腔不洁及食物缺乏生活素，其于健康上危害甚大。”
显然，口腔和牙齿作为身体内部和外界环境的边缘地带，它是身体中最薄弱之处的象征，细菌和腐烂的食屑被看作是违反了自然秩序的污物，通过口腔和蛀牙随饮食进入人体，酿成疾病的祸害。其中，“齿牙不刷以致秽气蒸腾”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卫生观念与“既遭细菌之侵袭，又碍整洁之实施”的西方医学与卫生理论相结合，使得现代卫生观念更易在国人间传播和接受。同时也应注意到，将肮脏和洁净的区分完全归于抽象的文化分类系统或是特定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完整的，身体并非是表现社会秩序与象征意义的完全被动的媒介，身体的能动性以及身体实践同样重要。“口臭冲人，出言即惹人厌恶”带给嗅觉的冲击很明显是让人感到肮脏和不舒适的重要因素，这样的身体感知与实践在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疾病理论并不只是抽象的科学推演的结果，它也常常和日常生活的感官经验相吻合。因此，口腔清洁和卫生知识的产生，既遵循着某种外在的“信念”、“价值观”和“秩序象征”，也来自长久的教育与身体实践所养成的习惯。
然而，西方卫生的标准与中国传统的卫生观念存在差异。即便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对于洁净和卫生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分析西方卫生制度的引进时，不能忽略不同文化间带来的认知差异。来华的西方医师对于肮脏、不洁和不卫生的区分标准一方面基于西方的卫生学说，另一方面也来自西方人自身的传统和习惯及其对何为不洁和何为不卫生的认知。例如广西北海市的海关医官劳里（J.H.Lowry）曾批评中国城市街道的肮脏状况：“几乎没有必要去谈这个城市的卫生状况了，因为它大概就和中国其他的城市没有两样。根据我们西方卫生法则的观念，很难想象人类能够活在这样肮脏的环境。没有丝毫清洁街道的作为，动植物四处腐烂，厕所敞开且坐落在人群往来最频繁的地方。”
类似的形容经常出现在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中国城市极度“肮脏”似乎是来华西方人普遍的印象与感受。这些对于环境不洁的描述与嫌恶，原因在于与“西方的卫生法则的观念”不符。中国人可能会认为“厕所敞开且坐落在人群往来最频繁的地方”是肮脏的，但却不一定不卫生。将肮脏和不卫生这两个概念直接关联起来，是20世纪初特定历史背景和环境下的产物，但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这正如道格拉斯所言：“我们关于污垢的观念由两个方面构成，讲究卫生和尊重传统。当然，随着我们知识状态的变化，讲卫生的规则也会变化。”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殊危险与问题，是否卫生的区分常常由文化分类系统所决定。卫生的概念是科学与医学认知、社会环境与结构、文化习俗、日常生活状态的合成物。可见，当时的精英分子和政府试图以一种规范性的话语和制度来重新形塑国人的身体，寻求救亡图存之路。近代中国公共卫生和清洁防疫的观念正是基于西方卫生的话语体系和分类标准，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甲午中日战争给国人带来的不仅只有惨痛的经历，还有各种西方的观念、知识和制度。在此背景下，与民众切身相关的卫生制度被广泛引进，卫生和清洁已不再是个人的事物和特殊时期的一些特定行为，它逐渐被纳入国家的职能范围内，转变成了政府的一项普遍责任，被赋予了现代性、科学、进步和文明的隐喻，并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在这种考量下，近代中国除了要在国体和政体上做出变革外，身体层面的革新也是这个转折性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身体成为举国注目的焦点，身体改造也就成为各种论述和实践性行动出发的起点。
由此，一系列培育新民的身体改造运动应运而生。如1902-1919年开展的军国民运动，1915年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1923-1929年崛起于中国的公民教育运动。这些改造都试图从对身体的操控和管理中探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路。因此，制度化和格式化的措施成为必然，如各种礼仪教化、技能训练、体育训练、军事训练、传染病的防控、个人和公共卫生管理等，都成为提升国力的手段；同样，这些渗透到个人的管制也在无形中成为对民众身体的控制。
当重新审视1934年到1949年的新生活运动时，更能体现身体规训与国家秩序管理乃至民族复兴之间的隐秘关联。这场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政府主导的改良民众日常生活的运动，它将“新生活”定义为“礼义廉耻”的传统固有道德，又将“规矩”和“清洁”视为复兴国民道德的第一步，对民众日常行为的细节都做了详细规定。该运动不仅旨在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更是引入了西方现代的卫生和生活习惯，目的在于通过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身体进行规训，以塑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身体形象，增强国家力量。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将其称为“建立在基于牙刷、捕鼠夹与苍蝇拍之上的民族复兴运动”。
可见，口腔和牙齿的卫生亦是身体规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此一系列的国民身体改造过程中，中国人的口腔和中国的牙科知识体系开始逐渐独立和确立起来，并被充分纳入国民健康和国家强盛的现代性叙事之中，成为促进和推动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与公共健康政策的实际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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