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外交史学①是针对传统外交史学而言的，在美国学术界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标志是美国外交史学界对传统外交史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诸如迈克尔·亨特、入江昭、迈克尔·霍根、托马斯·帕特森、罗伯特·麦克马洪和埃米莉·罗森堡等美国外交史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采取新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走出传统外交史学的危机。经过一大批美国外交史学家的努力，新外交史学逐渐在继承传统外交史学的基础上为外交史学家所接受，在相关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带来了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复兴。这是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的很大转变，如果将这一转变比喻为一场“革命”的话，那么这场“革命”至今依然方兴未艾、影响深远。
美国传统外交史学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诸如塞缪尔·比米斯和德克斯特·珀金斯等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家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使外交史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他们在研究中秉持国家主义观点，对美国权力的增长和美国外交传统的形成倍加赞扬，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他们的研究以原始档案作为支撑，通常在欧洲大背景下阐释美国外交的演变，难免忽视了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这一代外交史学家对推进美国外交史学所做的贡献非常大，形成了长期主导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即以本国或外国官方档案为基础，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至今依然可以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看到他们余音犹存的影响。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传统外交史学中不存在争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兴起的以查尔斯·比尔德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史学家对比米斯等人的“国家主义”观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他们不再以使用多国档案开展研究作为重点，笔墨很少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强调对形成外交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区域力量等，认为美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延续；是冲突，而不是一致。
“国家主义”和“进步主义”两个学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外交史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实主义”学派(即“国家主义”学派)基本上是以传统的研究方法构架自己的理论框架，比较重视对官方档案的解读，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国家决策精英以及他们如何运用权力来推进国家利益的实现。“修正主义”学派(即“进步主义”学派)构筑起一个解释美国外交的宏大理论框架，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下阐释了美国扩张主义外交的演变，认为美国政府决策者始终如一地寻求国外市场，以缓解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传统外交史学主要以美国为中心来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尽管能够部分地揭示出美国外交的实质，但忽视了美国外交对象国的存在与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反作用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偏概全的弊端，最终导致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乏力，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哈佛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梅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传统外交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已失去了活力，只能是“行将就木”②。欧内斯特·梅之言或许有些夸张，但形象地反映了传统外交史学所遭遇的困境。当时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美国外交史学家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不采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可能就会进入“死胡同”，更不用说能够出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了。这样，以革新传统研究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外交史学的兴起自然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就成为大势所趋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外交史学界开始对仅从美国单方面研究美国外交史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把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过于简单化，一方面忽视了美国外交对国外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国际环境反作用于美国外交决策和执行视而不见，只是以美国为中心来阐释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初，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史教授查尔斯·梅尔对美国外交史学界的缺乏活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主要问题在于研究缺乏理论上的严谨和方法上的创新。③此后，关于这一研究领域如何能够走出传统外交史学带来的困境，美国外交史学界展开了大讨论，学者们把诊问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88年美国历史学会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召开年会，耶鲁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会上提出从跨学科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学家迈克尔·亨特呼吁加强对新一代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训练，强调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要经常到国外考察，掌握多国语言以及对非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以便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研究美国外交史，他们不仅要在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有所成就，而且要成为区域史研究的专家。简言之，这些主张对传统外交史学进行革新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应该是国际历史学家，而不只是美国历史学家；二是应该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④与此同时，研究美国外交史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以“国际史”取代“外交史”，其研究视角或方法逐渐得到相关学者的认可，为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凡此种种标志着以新的视角或方法重新审视美国外交史的新外交史学最终脱颖而出。
新外交史学的兴起与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其借鉴了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确反映了对外交史研究的更深邃的理解以及外交史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新外交史学的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美国外交史。外交尽管是一国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行为；也就是说，外交本身主要是指不同国家为实现各自外部利益而产生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特性要求研究者不能孤立地考察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应该把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放到特定的国际大环境中去研究，当然对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的国内背景也不能由此忽视。如果以这样一种方法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不仅研究范围会大大扩展，而且研究者的视野将会更为广阔，研究的结果也更加严谨，得出的结论自然更具有客观性。这样，美国外交史学家的眼界逐渐从美国外交本身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向着更为辽阔的领域扩展，把美国对其外部国际环境的反应以及与其外交所施加的对象的互动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是改变了传统外交史学只注重搜集官方档案资料的单一性，走出了只关注官方档案而导致研究视野狭窄的局限，提倡非官方档案同样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亨特对传统外交史学家着迷于官方档案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官方档案是这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单项资料来源，要是全神贯注于这些档案”，可能会导致不幸的孤陋寡闻和解释的扭曲。⑤其实，新外交史学并没有忽视多国档案在研究中的作用，只是强调研究者不要把视野仅仅局限于官方档案，而要寻求能够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的各种非官方档案，包括美国和美国外交对象国关于劳工、移民、妇女、宗教团体、跨国公司、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基金会等的档案。多国档案的多元化必然会扩大研究者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问题，必然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探讨。
最后是传统外交史学通常强调政府精英人士在外交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非官方行为者对美国外交产生的重要影响。新外交史学更加强调后者，把传统外交史学一直忽视的非政府因素作为研究的重点。迈克尔·霍根在接受《历史学家》杂志的记者采访时，希望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其研究应该有助于“对诸如帝国主义、现代技术、民权运动、人权、妇女权利、与国内外大规模营销联系在一起的商业化和美国化、宗教、种族和文化冲突、自然资源的利用、环境和全球经济等论题的理解”⑥。霍根是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积极提倡新外交史学的研究方法，他提到的这些方面同样是在全球化时代理解美国外交史的重要因素。至于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更是新外交史学关注的不可或缺之领域。尤其是文化因素被学者们引入了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⑦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后起之秀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中宣称，她这一代外交史学家在过去10年间经历了新外交史学的繁盛。⑧这是美国外交史研究走出了传统外交史学困境之后而带来的必然结果，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潮。霍根在2004年的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讲演中，对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进行了总结，提倡继承传统外交史学的优点，但特别强调不能把对外交史的研究只局限在国家内部，一定要面向全球，这已经成为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一种趋势。⑨当然，新外交史学不是对传统外交史学的替代，而是扬弃。在这种研究路径指导下如何看待美国外交史上的重大问题，学者们同样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尖锐的争议，这也正是不断把美国外交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剧，各国之间相互的依赖性日益强化，在全球视野下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更是大势所趋，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或构筑新的研究框架必定会给这个传统研究领域带来生气勃勃的活力。
①关于新外交史学的详细阐释，可参见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外交史和生活的含义：趋向一种全球美国史》(Elizabeth Cobbs Hoff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oward a Global American History')，《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1卷，1997年第4期(秋季号)，第499—518页。
②迈克尔·亨特：《美国外交史学的长期危机：行将终结》(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外交史》第16卷，1992年第1期，第132页；布鲁斯·卡明斯：《要么修正后修正学派，要么是外交史学的理论困境》(Bruce Cumings, 'Revising Postrevisionism, or, The Poverty of Theory in 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第17卷，1993年第4期(秋季号)，第539—569页。
③查尔斯·梅尔：《停滞不前：国际关系的历史编纂学》(Charles S. Maier, 'Mar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迈克尔·卡门主编：《我们以前的历史：美国的当代历史撰写》(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5—356页。
④关于他们的观点，可参见罗伯特·麦克马洪《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国家史还是国际史》(Robert J.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迈克尔·霍根、托马斯·帕特森主编：《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eds.,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
⑤迈克尔·亨特：《美国外交史学的长期危机：行将终结》，第132页。
⑥罗杰·阿德尔森：《对迈克尔·霍根的采访》(Roger Adelso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Hogan')，《历史学家》(Historian)第61卷，1999年第3期(春季号)，第504页。
⑦罗杰·贝尔：《文化转折点和全球前沿：美国外交史学的新方向》(Roger Bell, 'Cultural Crossroads and Global Frontiers: New Direction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大洋洲美国研究杂志》(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第21卷，2002年第1期，第31—45页；苏珊·斯马尓扬：《美国外交史学的文化转向》(Susan Smulyan, 'The Cultural Turn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第33卷，2009年第3期，第539—542页。
⑧伊丽莎白·科布斯·霍夫曼：《外交史和生活的含义：趋向一种全球美国史》，《外交史》第499页。
⑨迈克尔·霍根：《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讲演：“下一件大事”：全球时代的外交史学之未来》(Michael J. Hogan, 'SHAF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外交史》第28卷，2004年第1期，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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