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李欧梵和黄进兴在新竹清华大学见面,问道:“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叫吴咏慧,文章写得很好,你认识她吗?”黄进兴说:“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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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偕同吴咏慧去参加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晚宴,碰巧主办单位安置我与迈可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比邻而坐,喜出望外,竟有了一场智识的飨宴。据说经由大会的力邀,他才万里迢迢前来担任主题演讲,当然是全场的聚光点。
桑德尔(1953— )系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正是当今红透半边天的政治哲学家。他的名课——“正义”(Justice):一场思辨之旅,充分展现苏格拉底辩证式的教学法,修课者动辄上千,座无虚席,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自是哈佛的文化一景。尤其经由网络教学的加持,从学院走入群众,虽不至于家喻户晓,但是绝对称得上明星级的人物。这由观众前仆后继涌上索取签名,便可得证。
大会为增添热闹的气氛,特别安排了一团洋乐队伴奏。作为背景音乐,曲目虽佳,但对我与桑德尔教授难得的交谈,却显多余;因为颇受干扰,不时要提高嗓音,交头接耳。
据统计,哈佛的学生不出三分钟,就会道出自己系出名门,我自然未能免俗。之前与桑德尔教授素不相识,因此揖让而坐后,立向他供出自己1980年代也曾在哈佛进修过;该时恰巧也是初出茅庐的桑德尔,刚到哈佛任教通识课程的时候。虽说我们两人在哈佛有数年的重叠,但其时两个默默无名的小卒,究竟难有结识的机缘。但三十年后却在异地他乡,在一场盛宴中得以巧逢,也算是冥冥中有缘了。
桑德尔一望即知是位温文尔雅,辩才无碍的学者。最初,我拜读过他的成名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1982),该书乃是改写自其博士论文。他以批评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起家,我对他的论点始终半信半疑,可能源于我对罗尔斯无所保留的忠诚与景仰所致。但日后,我发现罗尔斯一再改写其《正义论》,信心未免有所动摇,我遂提问桑德尔教授,是否因为他所主张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观点,遂促使罗尔斯一再改写其经典成作。桑德尔回答:“可能是这样吧!”我又问他:“是否曾和罗尔斯当面陈述过你的观点?说服了他?”桑德尔言道:“罗尔斯总是很礼貌,莞尔而笑,不作答。”他的回答正切中我一贯对罗尔斯的观察。
之前,我虽主修历史,但六神无主,喜欢到处听课,尤其哲学系名师辈出,更是我的最爱。每回有空就往那里跑,业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教授因是委婉的劝诫:“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颇有被高估之嫌。”意谓切勿荒废正业。但我一心只想向西方取经,加上罗尔斯正是我心目中无上的哲学英雄,遂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我跟桑德尔转述,罗尔斯因口吃之故,讲课并不顺畅;授课内容复深奥难懂,每逢开学固然高朋满座,慕名而来的学生不在少数;课程进行,学生渐有流失之虞,使得罗尔斯顿感窘促,叹谓“我留不住人了(I am losing people)”的趣事。
我们又聊到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三杰”中的其他两位: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的名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曾获颁“美国国家图书奖”,可是却常成为哲学鬼才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2016)教授在课堂上的笑柄。普特南曾口无忌惮地说:“我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瞧不起他。”显然极为不屑。这当是瑜亮情结所致。两位均是风头正健的同事,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我一时想不起第三位是谁?只记得从牛津大学来哈佛客座的法学哲学家,桑德尔马上脱口而出,“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
桑德尔复追问,到底我在哲学系又上了那些人的课?我说伦理学的弗思(Roderick Firth,1917—1987)教授。是氏循循善诱,讲课条理分明,个人受益良多。按课表,最后一堂课必须讨论罗尔斯,他竟说伟大的哲学家就在隔壁教室,他不复多言,请各位来日移步去倾听本尊。弗思教授谦逊盖如是。桑德尔谓,弗思教授年纪较大,早已从哈佛退休。
因为这些前贤一一作古,令人不胜嘘唏,彼此突然静默了一段。
之后,我又道及从德国前来客座的亨里希(Dieter Henrich,1927— )先生,系主任介绍他乃是康德与黑格尔的最权威。的确,他的“黑格尔”,自家人娓娓道来,既亲切又厚实;只是我欲语还休,不好说出比起桑德尔的业师——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的《黑格尔》一书,尚精彩许多。
于是,桑德尔好奇地问我,本业为何?我遂有了播送一己之学的契机。个人原以思想史为志业,近年则探究儒教的宗教性质。可能受到罗尔斯的潜移默化,舍弃定义式的概念纠结(以罗尔斯的个案,则是舍弃分析哲学的概念解析),改取“神圣空间”(Holy ground)的进路,聚焦孔庙圣地的分析,避开传统经义的缠绕不休,遂略有所获。
我复顺道提醒他,令师泰勒的巨作《俗世的世纪》(A Secular Age,2007)虽荣获国际大奖(Templeton Prize),但其俗世化的论述却难以涵盖儒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桑德尔遂兴冲冲地告诉我,年底哈佛将刊行他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与儒家、道家比较的著作,盼望彼此可以切磋。我当然亟望早日拜读,沐浴新知。
因为早知桑德尔的著作有多国语文发行,一时掩不住虚荣心的作祟,也敝帚自珍地提示他:拙作当下也有几种语言正在迻译。
结束前,他突然既客气又严肃地提问,为了明日的讲演,有何在地的议题,可资取用。我就说,目前此地烫手山芋的议题,便是“年金改革”,代表不同世代利益的冲突,恐怕连罗尔斯的“原初立场”(original position)、“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都难以介入其中。另一个普遍的问题,便是“环保”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但不知会否派上用场?桑德尔频频点头,称是。话题不断,一来一往,谈兴正浓,背后乐队的伴奏却戛然而止,原来晚宴已告结束,该是曲终人散,拱手道别的时候了。
学人(2017.6.16)| 与桑德尔教授一席谈
黄进兴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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