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李欧梵和黄进兴在新竹清华大学见面，问道：“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叫吴咏慧，文章写得很好，你认识她吗？”黄进兴说：“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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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偕同吴咏慧去参加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晚宴，碰巧主办单位安置我与迈可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比邻而坐，喜出望外，竟有了一场智识的飨宴。据说经由大会的力邀，他才万里迢迢前来担任主题演讲，当然是全场的聚光点。
桑德尔（1953— ）系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正是当今红透半边天的政治哲学家。他的名课——“正义”（Justice）：一场思辨之旅，充分展现苏格拉底辩证式的教学法，修课者动辄上千，座无虚席，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自是哈佛的文化一景。尤其经由网络教学的加持，从学院走入群众，虽不至于家喻户晓，但是绝对称得上明星级的人物。这由观众前仆后继涌上索取签名，便可得证。
大会为增添热闹的气氛，特别安排了一团洋乐队伴奏。作为背景音乐，曲目虽佳，但对我与桑德尔教授难得的交谈，却显多余；因为颇受干扰，不时要提高嗓音，交头接耳。
据统计，哈佛的学生不出三分钟，就会道出自己系出名门，我自然未能免俗。之前与桑德尔教授素不相识，因此揖让而坐后，立向他供出自己1980年代也曾在哈佛进修过；该时恰巧也是初出茅庐的桑德尔，刚到哈佛任教通识课程的时候。虽说我们两人在哈佛有数年的重叠，但其时两个默默无名的小卒，究竟难有结识的机缘。但三十年后却在异地他乡，在一场盛宴中得以巧逢，也算是冥冥中有缘了。
桑德尔一望即知是位温文尔雅，辩才无碍的学者。最初，我拜读过他的成名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1982），该书乃是改写自其博士论文。他以批评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起家，我对他的论点始终半信半疑，可能源于我对罗尔斯无所保留的忠诚与景仰所致。但日后，我发现罗尔斯一再改写其《正义论》，信心未免有所动摇，我遂提问桑德尔教授，是否因为他所主张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的观点，遂促使罗尔斯一再改写其经典成作。桑德尔回答：“可能是这样吧！”我又问他：“是否曾和罗尔斯当面陈述过你的观点？说服了他？”桑德尔言道：“罗尔斯总是很礼貌，莞尔而笑，不作答。”他的回答正切中我一贯对罗尔斯的观察。
之前，我虽主修历史，但六神无主，喜欢到处听课，尤其哲学系名师辈出，更是我的最爱。每回有空就往那里跑，业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教授因是委婉的劝诫：“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颇有被高估之嫌。”意谓切勿荒废正业。但我一心只想向西方取经，加上罗尔斯正是我心目中无上的哲学英雄，遂充耳不闻，我行我素。
我跟桑德尔转述，罗尔斯因口吃之故，讲课并不顺畅；授课内容复深奥难懂，每逢开学固然高朋满座，慕名而来的学生不在少数；课程进行，学生渐有流失之虞，使得罗尔斯顿感窘促，叹谓“我留不住人了（I am losing people）”的趣事。
我们又聊到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三杰”中的其他两位：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的名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曾获颁“美国国家图书奖”，可是却常成为哲学鬼才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2016）教授在课堂上的笑柄。普特南曾口无忌惮地说：“我在智识上和道德上都瞧不起他。”显然极为不屑。这当是瑜亮情结所致。两位均是风头正健的同事，在各自领域独领风骚。我一时想不起第三位是谁？只记得从牛津大学来哈佛客座的法学哲学家，桑德尔马上脱口而出，“是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
桑德尔复追问，到底我在哲学系又上了那些人的课？我说伦理学的弗思（Roderick Firth，1917—1987）教授。是氏循循善诱，讲课条理分明，个人受益良多。按课表，最后一堂课必须讨论罗尔斯，他竟说伟大的哲学家就在隔壁教室，他不复多言，请各位来日移步去倾听本尊。弗思教授谦逊盖如是。桑德尔谓，弗思教授年纪较大，早已从哈佛退休。
因为这些前贤一一作古，令人不胜嘘唏，彼此突然静默了一段。
之后，我又道及从德国前来客座的亨里希（Dieter Henrich，1927— ）先生，系主任介绍他乃是康德与黑格尔的最权威。的确，他的“黑格尔”，自家人娓娓道来，既亲切又厚实；只是我欲语还休，不好说出比起桑德尔的业师——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的《黑格尔》一书，尚精彩许多。
于是，桑德尔好奇地问我，本业为何？我遂有了播送一己之学的契机。个人原以思想史为志业，近年则探究儒教的宗教性质。可能受到罗尔斯的潜移默化，舍弃定义式的概念纠结（以罗尔斯的个案，则是舍弃分析哲学的概念解析），改取“神圣空间”（Holy ground）的进路，聚焦孔庙圣地的分析，避开传统经义的缠绕不休，遂略有所获。
我复顺道提醒他，令师泰勒的巨作《俗世的世纪》（A Secular Age，2007）虽荣获国际大奖（Templeton Prize），但其俗世化的论述却难以涵盖儒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桑德尔遂兴冲冲地告诉我，年底哈佛将刊行他的一本关于西方哲学与儒家、道家比较的著作，盼望彼此可以切磋。我当然亟望早日拜读，沐浴新知。
因为早知桑德尔的著作有多国语文发行，一时掩不住虚荣心的作祟，也敝帚自珍地提示他：拙作当下也有几种语言正在迻译。
结束前，他突然既客气又严肃地提问，为了明日的讲演，有何在地的议题，可资取用。我就说，目前此地烫手山芋的议题，便是“年金改革”，代表不同世代利益的冲突，恐怕连罗尔斯的“原初立场”（original position）、“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都难以介入其中。另一个普遍的问题，便是“环保”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但不知会否派上用场？桑德尔频频点头，称是。话题不断，一来一往，谈兴正浓，背后乐队的伴奏却戛然而止，原来晚宴已告结束，该是曲终人散，拱手道别的时候了。
学人（2017.6.16）| 与桑德尔教授一席谈
黄进兴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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