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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世纪回眸——王国维(上)



王国维  人间词话手稿(局部)


编者按: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晚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2017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展出王国维生平墨迹及师友往来信札一百多件(套)。基于此,本刊特推出“王国维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专题”。本专题分上、下两期刊发,上期侧重于王国维的书法与金石题跋等遗墨,下期侧重于王国维及其师友往来信札,尤其是王国维与罗振玉、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民国学人的往还信札,以藉见王国维与民国学人的学术风采及学术交谊。



王国维书法浅议

杜鹏飞



历来谈王国维,多从其学术着眼,而他的书法,则罕有论及,本文即以“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中的展件为中心,浅议其书法。



王国维旧照


晚清民国,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书法求新求变、大家迭出的时代。其时,几个重要的外部条件,促进了书法的大繁荣大发展:一是1905年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把士人从“馆阁体”书风中解放出来;二是照相、印刷技术的传入和流行,使得历代法书名帖得以广泛传播;三是金石考据兴起带动的大量古器物、古碑刻出土问世,可资取法的新材料远胜以往;四是书学理论和书法观念的变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对金石书风的大肆宣扬与推广,碑学一时成为显学,也确实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书法变革注入新的动力。仅就“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中所陈列的与王国维有交游者,随手可以举出数例。如王国维的师友沈曾植(1850—1922),乃晚清民国的一位书法大家。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声中外,被誉为“中国大儒”。沈曾植以草书著称,他早精帖学,得笔于包世臣,壮年嗜张裕钊;其后由帖入碑,熔南北书流于一炉。写字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其书体势飞动朴茂,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王国维遗书  1927年  香港翰墨轩供图


又如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梁启超(1873—1929),其书法独树一帜。梁启超将传统的帖学与当时社会所崇尚的碑学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融合,从而形成自己“帖神碑骨”的书法风格。梁启超在1898年以前,走的完全是科举之路,其书法也是中规中矩的“馆阁体”;1910年前后,梁肆力于学碑,这或许是受其师康有为极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新的书法美学观念影响使然;1925年进入清华研究院时期,梁启超的书法已完成碑帖融合,走出了“馆阁体”的禁锢。

 

王国维  行书致沈曾植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再如同时代的学者、诗人、书画家姚茫父(1876—1930),与王国维、吴梅并称近代“曲学三大家”,与梁启超、陈师曾等人皆为好友,志同道合。其书法风格走的道路类似梁启超,先馆阁应试,后用心于汉魏碑刻,最终形成碑帖融合的书风。王国维在国学研究院另一位知交,即同事陈寅恪(1890—1969)之长兄陈师曾(1876—1923),是与姚茫父齐名的北方画坛领袖,有“姚陈”之称。陈师曾的书法独树一帜,追求金石味道,书画受日本南画及乃师吴昌硕的影响,风骨清奇,天分极高。展厅里的王国维旧藏《汉三老碑》拓片,有陈师曾和姚华在1921年的题签和题跋,可证三人之交谊。具体促成王国维到清华任教的胡适(1891—1962),是典型的新派人物,他在书法方面也形成自己独特的面目,体势端庄,点画舒展,有一种特有的灵动与自信。

 

王国维的书法,放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书法生态系统当中,自然是不显山不露水,中规中矩的一笔文人字、学人字,也就难怪乏人关注与评论了。


左上:《国学月报》王国维专号

右上:王国维手抄、罗振玉著《殷墟书契考释》封面

左下:王国维题《国学月报汇刊》

右下:王国维著作《古史新证》封面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和其个人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不重视书法。光绪十八年(1892),16岁的王国维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21名中秀才。此后虽然参加1893、1897两次乡试均不第,但毫无疑问,他是受到过系统的举业训练的。绵延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对士子应试的书法已经形成了“黑、亮、光”的评价标准。清朝是最重视以书法选士的朝代,各级考试强调以“楷法尤光致”者为上选,所以举凡走科考道路的学子,必然会受到严格的“馆阁体”书法的训练。王国维自然不能例外。前文所举之梁启超、姚茫父、沈曾植也无不如此。“馆阁体”训练的结果,是一笔规范、整齐、端庄的楷书,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书写者书法个性的拟制和扼杀,“馆阁体”甚至也成为无个性、无生气、呆板如算筹之书法的代称。

 

虽然我们目前无缘看到王国维早年应试体的书法作品,然而,只要考察其存世的书法作品,无论是书信、题跋,还是专门书写的扇面、书札,仍能感受到他早年受到的“馆阁体”书法训练的深刻影响。终其一生,从写于1900年前后的那些信札,到投湖自沉前一日的绝笔遗书,前后跨度近三十年,他的书法惊人地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现象。笔者以为,这至少可以说明几点:一是王国维所受科举训练之严格与有效;二是王国维显然无意成为书家,作为学者,他没有花更多心思和精力在书法的创新和创格方面;三是王国维的书法当主要来自家学影响。

 


王国维  行书致沈曾植札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先说王国维书法的家学渊源。海宁王氏是当地的书香世家,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一位“名不出于乡里”(王国维《先太学君行状》语)的地方文人,在诗词文赋与金石书画方面均有一定造诣。王国维成长于这样的传统家庭,家学影响是他学术人生的起点,为其一生学术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已多见论述。目前存世的《王乃誉日记》,大多珍藏在上海图书馆,时间跨度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三年(1896),虽缺失三段,计约十八个月的内容,但涉及王国维从15岁到21岁这段时光约三百多处记录,从中足以窥探其少年至青年时期的学业与思想历程。本展展件中亦有一本《王乃誉日记》和一件王乃誉书法团扇,前者乃得自王国维后人,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廿五,止于次年(1906)丙午闰四月十九。

 

王乃誉过世时,王国维曾撰有《先太学君行状》,其中提到:“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又说:“君于书,始学褚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画无所不师,卒其所归,亦与华亭娄东为近。”细审团扇、《王乃誉日记》和王国维的书法,可知其书当主要源于家学。其结体绝肖乃父,颇得二王书风,更得董其昌神韵。正合王国维对其父书法“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识者以为得其神髓”之评价。在《王乃誉日记》中,也确有多处提到指导静(即王国维)作字之法。如《王乃誉日记》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正月十三日,初为静指示作字之法。游衍随意,尚不足□,盖久闲欲骤坐定甚难。可知懒惰害人,而人不自觉,犹马之脱辔、鹰之脱鞲,一纵不可复收,少年宜自惩戒也。”“二月十二日,为静指示作字之法”“二月十四日,改静儿字……”1891年时王国维已经15岁,次年即考中秀才,而此时的王乃誉还在为他“指示作字之法”,可见父亲对他敦促指授之严。

 

王国维  楷书赠朱自清诗轴  清华大学艺术档案馆藏


王国维后来喜鉴藏、攻考据、研史学,与早年间其父的教导有一定关系。王国维7岁,乃誉公送他入邻近书塾从潘紫贵(绶昌)先生接受传统教育,每晚归家后复大量读书。据王国维回忆:“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写。”11岁,乃誉公又送他从邑人庠生陈寿田先生读书,陈先生曾受过西方学术思想陶冶,为王国维日后治西学开启了一扇门。

 

王国维的书法虽完全得自家学,但毕竟其个性、学识、见解不同于常人,他的字比王乃誉更加内敛,更加谨严,尤其反映在金石题跋方面,可以说一笔不苟,中宫内敛,点画沉着,相比之下,反而是他父亲乃誉公的字多了几分潇洒和飘逸。


王国维  楷书元稹楚歌十首节录扇面  北京韵庵供图

 


如前所述,王国维不可能不在意书法,他也的确写得一手优美流丽的“馆阁体”,然而必须指出,王国维又不可能太在意书法。这一点,是他与沈曾植、梁启超、姚茫父等人很不一样的地方。以王国维的天赋和见识,如果想要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应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事情,因为他有系统的西方美学观念,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训练。王国维所接触的书法资料,上自殷墟甲骨、秦汉金石碑版,下迄历代名家法书、同辈墨迹,数不胜数。为什么说王国维可能没那么在乎书法呢?尽管他16岁即考取了秀才,被视为神童,与同乡陈守谦、叶宜春、褚嘉猷有“海宁四才子”之称,但从内心来讲,王国维是向往新学的。特别是1894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对王国维触动很大。从此他对于以八股文为内核的那一套科举取士制度,从内心有所抵触,以至于尽管在父亲王乃誉的鼓励和敦促下,相继参加科考与乡试,最终绝意科场,义无反顾地走上“独学”的道路。其实早在考中秀才之后,王国维已无意于功名,他的好友,即后来任江西石城、大庚两县知县及候选知府的陈守谦,在《祭王忠悫公文》中就曾说:“其时,君专力于考据之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


王国维名刺  王国维后人供图


在王国维这样绝意科场、以学术安身立命的学者眼中,书法毕竟首要之务是实用,是用来记录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学术见解的工具。因此,当一个人醉心于学术时,对于书法一定无暇过于讲求。这一点,清华国学院陈寅恪、赵元任等人应该都是认同并身体力行的。梁启超则把书法作为自我调节的手段,是自娱自乐的工具。

 


王国维  行书致吴伯宛札  香港翰墨轩供图


众所周知,王国维是美学家,他的美学观念和美术观念,自然会反映到他对书法的认识中。“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把美术和审美活动上升到了宗教的高度。王国维所称之“美术”,固然包括书法与绘画,但也并非我们今日所理解的狭义之“美术”,而是涵盖了诗歌、戏剧、小说、音乐、舞蹈、雕塑、建筑、书法、绘画等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形式。美术之作用,在于怡情养性,王国维在《去毒篇》中提出以美术代宗教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美术是文人士夫的精神寄托,其作用正可代替鸦片对人的慰藉,两者区别在于,鸦片是有毒的,对肉体是一种摧残,而美术则是无害的。此外,王国维的“古雅观”,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书法观。



王国维  行书致罗振玉札  1916年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一文中,王国维首次提出“古雅”说,并且进一步指出:


欲知古雅之性质,不可不知美之普遍之性质。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决不存乎其外。而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前者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艺术中普通之美,皆此类也。后者……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雨,艺术中之伟大宫室、悲惨之雕刻像,历史画、戏曲、小说等皆是也。


然而,他接着指出,古雅却和优美与宏壮皆不同:

 

若夫所谓古雅者则何如?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于形式固不俟论,即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焉……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种第二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


王国维  楷书人间词二首斗方  私人藏


“古雅”只存在第二形式之中,将其理论施于书法、绘画等艺术中也是恰当的:“凡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曰神、曰韵、曰气、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文学亦然,古雅之价值大抵存于第二形式。”他所说“古雅”存在于第二形式书画之中,是后天的、经验的、特殊的、偶然的,诚如其说“故古雅之判断,后天的也,经验的也,故亦特别的也,偶然的也”。“古”即与“今”之义相对,指因时间年代的不同所形成的距离美;“雅”即与“俗”之义相对,指艺术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意趣格调。书法同绘画等艺术一样的审美判断,是随时代的不同而改变的,旧时的“俗”便是今日的“古”。古雅美是历史性的、发展的,时代不同,同一艺术作品,欣赏者今天认为古而雅,但古人却并不这样认为,“若古人之眼观之,殆不然矣”。这是由于古人与今人审美的位置与角度差异,“吾人所断为古雅者,实由吾人今日之位置断之”。

 

崇尚“古雅”之美,或许是王国维选择传统书风的理论根源。



王国维致铃木虎雄明信片  香港翰墨轩供图


 

王国维见多识广,书法创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他所接触的书法新资料甚至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学者和书家,仅以他亲自编定的《观堂集林》为例,即可看到其研究所涉,与历代书法有关的内容至少涉及殷墟卜辞、两周金文、战国文字、西域汉简、汉魏石经、敦煌文书等,上至上古三代甲骨青铜文字,下迄魏晋隋唐的简帛写经。如前所述,这些新材料的出土发现与出版流通,是促成民国书风转化的动力之一。然而,王国维仅把这些作为他研究学问的材料,并未将精力放到书法方面。本展展出的数件王国维题跋的金石作品,如罗振玉、王国维跋金石拓本,王国维跋石鼓文清初拓本,王国维跋秦公敦,有的直接收入《观堂集林》,有的作为专门文章的素材,经进一步补充铺陈后收入《观堂集林》,可见他的全部心思所系乃学术也。

王国维  国画潇湘夜雨并跋扇面  私人藏


晚清民国,世变途殊。一些学者极力鼓吹、身体力行金石书法,旨在打破一统书法江湖千数百年的二王传统,也确实开创出异彩纷呈、别开生面的书法新态;亦有学者,则选择默默承继,不为时风所动,依然坚守文人书写之传统。王国维便是这后者中的一员。这种坚守,我们很难简单归之为“保守”。如今回望风云际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仅仅从书法和书风的角度,“创新”与“保守”的功过是非,也不宜简单评价。从书法生态而言,对传统的忠实继承可比拟为遗传,而个性化的探索和创造性的发挥,则可比拟为变异。没有遗传,书法传统就无法延续;而没有变异,就不会创造和发展,也就不会有今天丰富多彩的书法生态。书法的学习与传承中,遗传和变异也是时刻发生着的普遍现象。于是我们才可能将某人归于某个谱系,也才可能区别此人与彼人的书法风格。当然,有相当多的个体,其变异的幅度极小,如果我们不细致考察,甚至会忽略掉这种变异。王国维的书法就是这其中继承传统、变异不大的一个典型个案。

 

从如上角度而言,我们对于王国维的书法,既不必过高地赞誉,当然,也绝不容过低评价。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王国维  行书跋石鼓文卷(局部)  私人藏


王国维、罗振玉跋金石拓片册(四十六开选一)  嘉兴吾寐斋供图


王国维、罗振玉跋金石拓片册(四十六开选一)  嘉兴吾寐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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