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后，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某杂志社当编辑。这是家小杂志，杂志内容惨不忍赌，不过杂志社上有财政拨款，下可以通过系统发行，所以日子还算过得去。
因为日子过得去，吃的又是大锅饭，大家整天都是嘻嘻哈哈地混日子，没有人主动干工作，更不愿意多干工作。我那时年轻，心高气傲，办事、说话不懂得深浅，而且也不愿意这样混下去，再加上急于“立功”表现自己——怎么着也得让同事知道我不是无能之辈啊。整天琢磨来琢磨去，我终于发现了突破口：杂志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力，广告很不景气，隔三差五也难有一个广告。我爸爸有个朋友，是某国有企业的一把手。他单位效益不错，更重要的是这位老伯特别爱出名，各种来路暧昧的“名人大辞典”，只要邀请到他老人家，保险不会落空。有一回，他在我家吃饭，酒后吐了真言：“钱是公家的，扬的名可是自己的……”我想，反正他也干了不少工作，要是在我们杂志上给他搞个专访，进而让他的企业做几次广告，没准儿能成。
我给他打去电话，三说两说，他就答应了。我跟主编一汇报，主编喜出望外，当即让我坐着单位的破汽车上门采访。
我对该老伯很熟悉，知道他想让我宣传他什么，所以没费什么劲就写出了一篇让他心花怒放的专访。而且，我还知道该老伯的一个小秘密：他爱读书，字写的不错，在心里总是以儒商自诩。投其所好，经请示主编，我们决定在封三上发表他的3幅书法作品，还配有短评。
几天后，我去给他送清样，他非常高兴。我本来希望他能连做3期广告就可以了，没想到他开口就定下了一年的封底，先给6期的钱，余下的半年后一次到位。
第一笔钱到账后，主编在全体会上狠狠地表扬了我一番，还说：“过去让大家去联系广告，有些同志反映说杂志知名度低，没有人愿意做，现在看来，还是工作没有做到家啊……”并当场宣布给我提成1000元。
我本以为大家应该对我刮目相看的，可是我却渐渐莫名其妙地发现大家对我的态度很微妙。一天下午，我从外面办事回来，大家正在热火朝天地聊着什么，见我进门，突然都不说话了。我只听见小王说了一声“这个姑娘不简单……”我看小王，小王有些尴尬。我看大家，大家都没事人一样。
不久，我去看望大学时的一位老师，跟她说起了这事。老师先是笑，然后似有意又似无意地提醒我不要破坏单位的“生态平衡”，别让大家因为你而产生不安全感。回到家，回味老师的话，再联想到小王那句话，以及同事们在那一刻的怪异表情，我突然觉得锋芒在背。但当时还是年轻啊气盛，很快就又觉得自己作为新人，就是要给单位带来新气象，不能像他们那样混日子，还拿“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来鼓舞自己。
接着，我就又干了一件傻事。
杂志社的废纸很多，落选的稿件，旧报旧刊，隔段时间就要处理一次，每回都是一个姓马的老头上门来收，3毛钱一斤。这事以前由高姐管，我来后，卖破烂这种脏累活都由我干。这天，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一个收废纸的老头，想到办公室的废纸又该处理了，就随口问他多少钱一斤。老头说5毛。嗬，一斤比老马的高两毛啊，我想也没想就把他领到了办公室。见到高姐，我像立了大功似的，大声说：“高姐，咱把废纸卖给这老爷子吧！” 高姐说：“咱从来都是卖给老马的。”我说：“老马只给3毛，人家给5毛。”
高姐不再说什么，在一旁冷冷看我收拾各处的废纸。
下午，主编来找昨天的报纸，高姐指着我说：“找她，她上午刚卖的报纸……”我清楚记得，我上午专门把最近的报纸放到了柜子上，新报纸不能这么快就处理掉，这道理我懂。可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主编皱着眉走了。
看着高姐满脸的幸灾乐祸，我才意识到自己得罪了她，但想不出原因。
杂志社的考勤制度执行的并不严格，特别是下午，可以提前溜号。这天我有事提前走了，第二天发现有人在考勤表上给我画了早退。考勤制度执行的虽然不严格，但只要画上了迟到、早退，就要被扣20元的工资。我心里很窝火，悄悄打听是谁干的，后来才知道是高姐。我到底哪里得罪了她？“明眼人”给我“指路”了：收废纸的老马，是高姐的先生的远房亲戚，单位的破烂都是半卖半送给老马的。大家都知道个中原因，但是谁也犯不着为大家的利益去得罪某个具体的人！这回我插了一杠子，让高姐很难堪。
这以后，我表面上蔫了，心里还是不服气。见习期满，我要转正、定级了。主编说得开个“背靠背”会议，让大家评议。本以为是走过场，没想到，会后主编严肃地找我谈话，说大家不同意我转正。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在这里呆了。
现在，我离开这家杂志社已经好几年了。关于这段经历，我少了怨恨，多了理性反思：我的一些曾经的同事的确不够大度、不够磊落，但我当时似乎也有不妥的行为。如果把职场比喻成一所学校，把某个单位比喻成一个班级，那么新人无疑就是插班生。每个小环境，都有摆在桌面上的规则，也有伏在暗处的潜规则。初来乍到，既不“拜码头”又不“拜师傅”，不摸清人家的游戏规则，就自作聪明地按着自己臆想的牌理出牌，再加上人都有“欺生”的共性，不输得一塌糊涂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