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文学家、书法家,也是美食家、画家,喜欢酒后填词作赋,也常饿着肚子下地劳作。他曾少年得志、名扬天下、上达天听,中年却屡遭贬谪,辗转大半个中国。
他经历了亦敌亦友的王安石主导的新党变法,也目睹了旧党卷土重来后的政治清算,却因在党争中实事求是、坚持己见,而因言获罪、一贬再贬,“两面不讨好”。
他20岁丧母、28岁丧妻、29岁丧父、47岁丧子。人生八苦似乎是他生命的主旋律,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远离。
然而,他却修炼心性,坦荡襟怀,将自己高开低走、颠沛流离的一生和豁达释然、半道半佛的心境,融入了一首首辞赋中,千百年来安抚了无数受挫的心灵,也慰藉了无数失意的灵魂。他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为后代文人构筑了一座精神丰碑。
他就是苏东坡。
公元1037年1月,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
父亲苏洵25岁时“才知读书”,在“三苏共榜”之前,老父亲已居家苦读二十载,虽已满腹经纶、但仍屡试不中,不得不居家教子读书。母亲程氏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外祖父是眉山大理寺丞。苏轼自幼生长于温暖、稳定的家庭,得到了父母在学识、品行上的言传身教,养成了生性放达、为人率真的性格。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20岁,跟随父亲苏洵与小自己两岁的弟弟苏辙,辗转来到京师参加科举。最终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小试官梅尧臣的赏识,高中榜眼。坊间传闻,因为欧阳修误以为是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而从状元降为榜眼。父兄三人同榜应试及第,一时名声大噪、轰动京师;每有新作,便会立刻在朝野中广为流传。然而此时,四川老家却传来母亲程氏病故的消息。他和弟弟怀着悲痛的心情,跟随父亲回到眉州,守孝三年。
嘉祐五年(1060年),三苏重新回到汴京。苏轼参加了制科考试,被评为“第三等”,也被称为“百年第一”。当时天下一号人物仁宗皇帝也对苏轼兄弟刮目相看,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随后,苏轼被授予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的签书判官,辅助州官掌管文书。
这是苏轼仕途的第一站。第一次任“地方官”,苏轼的心情是复杂的。于公,他有胸怀天下、出仕济世的凌云壮志。
“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使人而皆喜从事,则天下何足治欤?后之君子,常有所不屑,苟有所不屑,则躁,否则惰,躁则妄,惰则废,则天下之所不治者常出于此,而不足怪。”——苏轼·《凤鸣驿记》
于私,他也有怀念父亲、手足相离的乡愁别绪。上任启程时,弟弟苏辙一路相送,一直到汴京城外140里才折返。这正是他们手足兄弟的深情写照。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苏轼·《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
上任途中,苏轼经过河南渑池,不禁回想起五年前与弟弟进京赶考在墙壁上留的诗,故地重游,物是人非,不禁感怀,提笔成书。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所幸,妻子王弗一直陪伴在身边,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经过四年历练,苏轼于治平二年(1065年)奉命回朝,转到登闻鼓院任通判,又很快调到直史馆,再任职一至二年便可获委重任。年少得志,鲜衣怒马,摆在面前的是一条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似乎经过足够历练,就将达到修齐治平、入朝拜相的人生理想。然而,命运此时已开始泛起波澜,并将在他今后的人生长河中潮起潮落、愈演愈烈。
治平二年(1065年),苏轼返回京师不到半年,便受到沉重打击。年仅27岁的结发妻子王弗猝然长逝,撒手人寰,留下年仅6岁的儿子苏迈。
王弗自幼聪慧谦谨,知书达理,十六岁就嫁给了苏轼。十一年的相濡以沫,王弗陪伴着苏轼走出眉州,来到京师应试,又到凤翔为官,她给了苏轼家的温暖和最美好的回忆。
对于爱妻的不幸离世,苏轼悲痛万分。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轼于君亡次年悲痛作铭,题曰'亡妻王氏墓志铭’”。于平静语气下,寓绝大沉痛。
十年后,在苏轼辗转调任密州(山东诸城)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唤鱼池”畔的美好回忆和辗转流离的苦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梦见爱妻王氏,执手相望、泪语凝噎,醒后写下了那首空前绝后、传诵千古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治平三年(1066年),家父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苏轼将父亲葬在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并将亡妻一并葬下。也许是妻子临终的嘱托,也许是对丧母独子的恻隐,苏轼在守孝三年期满后,娶了发妻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续弦。王闰之性格温顺,知足惜福,对待苏迈如同己出,在后来的人生中陪伴了苏轼24年,“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就这样,33岁的苏轼带着家眷,最后一次离开眉州,余生再也没能回到这片魂牵梦绕的故土。
熙宁二年(1069年),是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神宗皇帝以王安石为相,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但置身权力中枢,变法更多带来的则是波诡云谲的“新旧党争”和浪潮翻涌的政治风暴。这一年,苏轼守孝结束刚回京,眼中的汴京已不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将迎来重大转折。
苏轼一开始并非像韩琦、司马光一般坚决反对变法,但目睹新法施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率真直言的他上书直陈,不久便被排挤出京,这也正式开启了多舛的宦途。
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秋,任密州(山东诸城)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任徐州知州。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任湖州知州。
八年间,苏轼往返于大宋各地,虽远离权力中枢,但大志不减;每到一地,他都能体察民情,勤于政事,心系天下。与此同时,履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自然的美景,也让他的心态悄然发生着变化,少了一份桀骜,多了一份坦荡,让他本就豪放的胸襟中多出了些许禅意。
在杭州,他与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泛舟于湖光之上,流连于山景之间,即便喝得酩酊大醉被雨淋了一身,仍然自愉自惬。在这里,他也结识了西湖歌女王朝云,视为红颜知己并纳为侍妾。不知是多情、还是深情,自此,苏轼一生中的三个女人都姓王。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
在密州,他用如椽巨笔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直抒报国心志和对弟弟苏辙的思念。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徐州,他为百姓的丰收而兴高采烈。
“惭愧今年二麦丰,千畦细浪舞晴空。化工余力染夭红。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甚时名作锦薰笼。”
——苏轼·《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
在湖州,他感叹痴迷于太湖美景。
“山雨潇潇过,溪桥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萍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
苕岸霜花尽,江湖雪阵平。两山遥指海门青。回首水云何处、觅孤城。”
——苏轼·《南歌子·湖州作》
这一时期的苏轼,虽然官场失意,却能够随遇而安、不忘初心。
所谓“才高天妒,情深不寿”。苏轼作为皇帝钦封、当朝公认的大才子,自然少不了他人的妒忌,一举一动都被放在放大镜下挑毛病。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的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几遭杀身之祸。
坊间传言,苏轼在狱中知道凶多吉少,于是与儿子苏迈约定,如果要杀头的话,就送自己最爱吃的鱼进来,让自己有个心理准备。一天苏迈身上带的钱不多,只得去找开封附近的亲戚借钱。临走前委托一位故友帮父亲送饭。这位故友不知道苏轼与儿子的约定,想着苏轼一向喜欢吃鱼,就让庖厨做了一尾鱼给苏轼送了进去。苏轼看到鱼之后,便在狱中写下了绝笔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狱中寄子由二首》
最后,还是靠着亦敌亦友、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性命,最终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经过此番生死,苏轼变得心灰意冷,面对怀才不遇、功业未就、老大无成的人生,他选择纵情于山水,神游于宇宙之中,在排解忧愤之情的同时,境界越来越旷达。
在此期间,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自诩为“东坡居士”。他发扬吃货本色,开发了猪肉的做法,被世人成为“东坡肉”。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猪肉颂》
他也多次与朋友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名作,借古抒怀,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将写景、咏史、抒情融为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赤壁赋》
所谓“国家不幸词家幸、人生穷困文笔工”。在黄州的五年,苏轼彻底完成了心灵的升华和灵魂的蜕变,由才高八斗的苏轼,转变为乐观旷达的苏东坡。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这一年,他已47岁,年近半百了。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朋友朝夕相处。苏轼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洗儿》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为相,旧党重新执政。受益于被新党排挤的原因,苏轼在短暂调任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州后,又火速被召还朝,先后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时间内连升四级。另外,苏轼也终于能够与同在京城为官的弟弟苏辙相伴。命运在开了前半生的“玩笑”之后,似乎开始对苏轼亲爱有加。
然而,在看到旧党拼命反扑、尽废新法后,苏轼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又遭诬告陷害。至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朝中变得无跻身之地,于是便自请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第二次到杭州做官。适逢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第二年,苏轼率人疏浚西湖河道,修建长堤三十里,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钱塘江潮水不再进入杭州城内。又雇募人力在西湖淤地中种菱,将种菱的收入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和救济荒灾缗钱与粮食;待长堤筑成,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望去好像图画,杭州人把长堤命名为“苏公堤”。
两次执政杭州,五载光阴,苏轼早已将杭州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杭州安恬淡然的生活,也让他更加参透古今、超然物外。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苏轼·《八声甘州 寄参寥子》
虽然等待他的仍是周折反复的劳顿,但是内心已不再有任何束缚。
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调任颍州知州。
“凤雏骥子日相高,白发苍颜笑我曹。
读遍牙签三万轴,却来小邑试牛刀。
出处年来恨不齐,一樽临水记分携。
江湖咫尺吾将老,汝颍东流子却西。
白马津头春水来,白鱼犹喜似江淮。
使君已复冰堂酒,更劝重新画舫斋。
道傍垂白定沾巾,正似当年绿发新。
故国依然乔木在,典刑复见老成人。”
——苏轼·《送欧阳主簿赴官韦城四首》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调任扬州知州。
“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
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苏轼·《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
元祐七年(1093年)九月,调任定州知州。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行香子·述怀》
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重新执政,于六月被贬惠州。在广东偏远之地,苏轼仍然超脱旷达,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这次对荔枝“开了刀”。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惠州一绝》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此时的苏轼已经六十二岁。
弟弟苏辙亲自赶到广西滕州为哥哥送行,在雷州一别之后,便再也没能够见面。被贬路上,他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病故。又三年,侍妾王朝云病故。
此时的苏轼已然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埋骨之地。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开国一百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后来,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别海南黎民表》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苏轼先后调任廉州(今广西合浦)、舒州(广东韶关)、永州,后在朝廷大赦中获准北归。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六岁,一代文坛领袖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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