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是我国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有关政治、哲理的高深而广博的学问，历来被国学研究者奉为儒学圭臬。
依朱子定本，《大学》体例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经”是基本观点，“传”是对于“经”的解释、阐述。其内容共分为“三纲”“八目”，“三纲”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三纲”即“经”，为人生之目的，“八目”即“传”，为达到目的之步骤与方法。相传“经”为孔子遗著，“传”是曾子口述；全书由曾门弟子纪录整理而成，依据儒家“仁政”思想，精辟地阐明了新生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大学”是与“小学”相对而言的。据传，在周代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学习基础文化及武艺。十五岁入大学，又称太学，学习治理政事的理论。汉代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礼记注释》）宋代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四书集注》）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大人”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成年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大人”呢？《易经.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可见，朱子所谓的“大人”，实指能够顺应天地变化之规律、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或执政者。
自汉代起，就有以《诗》《书》《礼》《易》《春秋》等诸经为“大经”，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小经”的提法。
在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大学》《中庸》看作与《易经》、《孟子》同等重要的“经书”。
到宋代，程颢程颐兄弟祖述唐代韩、李观点，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朱熹又祖述二程的观点和做法，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相配，合称为《四书》。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又对“小经”进行注释并合编在一起，称为《四书集注》。“四书”之名遂定，并成为儒家传道、授业的基本教材。
到元代延佑年间，统治者复科举，始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大明立朝后，太祖朱元璋定制以《易》《书》《诗》《礼记》《春秋》为“五经”，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四书》《五经》正式成为典籍，实始于此。
到了清代，以《四书》取士，于是《四书》成为天下学子们的必读之书，进而成为民间最普遍的读本。西学东渐后，学校之制兴，《四书》《五经》被选出一部分为国文教材；同时，另立“修身”一科，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思想品德修养”，其要皆取诸《四书》。
《四书》中之《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历来享有崇高的地位。二程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说，《大学》是“为学纲目”“修身治人低规模”。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赞之，“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
八百年来，《大学》在我国广为流传，其中许多语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警句。时至今日，它仍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读书，是为学、为人、为政的入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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