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解扬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4期
科举制打破身分限制，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奠定了稳定、持续的人才基础。与此同时，科举也成为连接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通道，中央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得以畅行于社会各阶层。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在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奠定人才基础和凝聚民心民意、繁荣文化教育、培育道德风尚等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19世纪中叶以后，深陷“八股”泥潭的科举制度，窒息了选才育才的活力和功能，终于1905年退出历史舞台。对这一在历史上曾产生长远影响的制度，今天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科举制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关系密切。南北朝后期，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庶族地主开始在政治上提出新的要求，这也预示着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权力分配模式的诞生。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初成于隋朝而成熟于唐宋。隋唐初期，科举制度还带有以门第身分选拔人才的印记，各地士子要先经地方官府推荐，才能到礼部参加考试，胜出者再由吏部考核，合格者方可授官。唐中期以后，通过科举考试，已经成为做官的首要条件。宰相群体中，进士出身者达80%以上，占据绝对优势，而门第身分对选官用人的影响逐渐减弱。中晚唐诗人刘得仁，文献称之为“贵主之子”、“公主之子”，虽然贵为皇戚，出入科场30余年终无所成。这一时期，科举制度为人才由地方向中央聚拢提供了机制性保障，从制度上保证了学识出众者上行流动。图为《帝鉴图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选拔官员场景插画（局部）两宋时期，公平公正的原则得以继续贯彻。据统计，宋朝科举取士达10万人，是唐朝的5倍多。入仕为官的门第限制被打破，寒门士子凭真才实学通过考试就能获任官职。为彰显公平，高官贵胄子弟入朝为官反而受到一定限制。如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宰相李昉之子进入殿试，太宗为避嫌疑，取消其考试资格。同时，通过政策倾斜，对偏远地区的士子给予特殊照顾，布衣出身的进士比重大为增加。如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录取的601名进士中，有417人出身布衣。与秦汉以来实行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相比，科举制打破身分限制，使得人才选拔范围覆盖到社会基层，为国家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选才范围，奠定了稳定、持续的人才基础。与此同时，科举制也成为连接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通道，在实践中编织起一张绵密的关系网络，由此中央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得以畅行于社会各阶层，古代中央集权统治发展到新的阶段。科举为国家选拔人才，体现了国家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方向。唐初科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考察士子的综合能力。从唐宋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从简单到复杂，程序逐渐严密，条规也渐趋规范。隋唐之后，甄别人才的知识考核门类逐渐缩减，选拔标准的设定向治国经邦的实用方向发展。北宋科举重经义、策论，一度罢考诗赋，独重经义。辽朝有进士、明经、律学三科。金朝考试的科目也是以词赋、经义、律科为主，考试内容不仅包括汉文经史，还有关注国家社会问题的时务策论等。元朝规定科举考试要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而且以程朱理学的注疏本为标准。明清两朝则固定以经义和时务策为重点考试内容，对人才的要求逐渐向经义与实务并重的方向细化。虽然历朝对科举考试科目的设定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以单纯的经典记诵为考核重点的内容呈下降趋势，运用经典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权重逐渐增多，尤其是对时务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从科目设计上文史合一、学习经典与关心实务能力合一的趋势来看，综合性人才成为国家培养、选拔的主要对象。通过科举出仕者，经过多年学习训练和耳濡目染，对经世致用的知识体系非常熟悉，为官后处理国事民生不致过于生疏。有的朝代为了增强官员的实务能力，还在考试和任官之间增加了实践环节。例如明朝的新科进士要经过试职，即正式任官以前，需在政府机构中历练考察，如果能够胜任工作，才实授官职。科举制度也加快了全国性文化教育体系的形成。国家通过科举考试逐渐确定的人才培养方向，辐射到全国的官办学校和地方社学，引导地方力量形成了与科举考试互相配合的文化教育体系。从两宋开始，各地书院发展起来，成为服务于科举的重要基层教育机构。地方教育为科举制度提供了新生力量，参加科举的考生不再被限定在官办学校学习，私学培养的佼佼者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官办教育机构和地方书院在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上形成了良好互动。作为一种在当时相对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的影响也辐射到越南、日本和朝鲜等东亚国家。科举制在遏制特权垄断、促进人才上行流动等方面的作用，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发展。鸦片战争以后，西风东渐的势头日益迅猛，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程度日渐加深，甲午战争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深渊边缘。在此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其中，科举制度被视为阻碍民族进步的一大弊病，因此废除科举几乎成为各方共识。如康有为就曾将科举八股视为导致中国接连割地赔款的根源之一——“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严复也曾痛斥科举制禁锢智慧、败坏心术、有百害无一利。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制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支柱，是地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政治和文化工具。政治上，科举制成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思想上，科举制成为维护封建思想统治地位的有力工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帝反封建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进行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巨大变革，作为封建统治的基础性制度之一，科举制必然首当其冲。科举制塑造的以四书五经为尊的经典框架和知识体系，其单一性与封闭性严重僵化了知识更新和文化发展，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水平，在世界潮流面前瞠乎其后。特别是以经典义理统合一切知识的学术体系，不仅与当时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专门化、系统化发展潮流背道而驰，而且在义理至上观念的影响下，物理、化学、医药、生物、地理等当时方兴未艾的新知识、新学科，被归于“雕虫末技”而遭到轻视和排斥。需要注意的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对其历史价值的全盘否定。实际上，科举制度打破门第和血缘界限、相对公平公正的原则，仍然得到了东西方有识之士的肯定。孙中山就曾说过，科举制“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18世纪以前，欧美各国选用文职官员主要通过个人制或政党分肥制，这种制度依靠血统和出身选拔官员，存在严重弊端。因此，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对科举制度表现出浓厚兴趣，并积极向西方社会介绍。伏尔泰对这种“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录用”的选官制度十分肯定；魁奈也在其著作中认为，在中国，“官爵仅靠功绩与才能获得”，“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20世纪40年代，邓嗣禹、顾立雅等西方汉学家，先后对科举制西传欧美的历程和媒介开展研究，如邓嗣禹认为，“19世纪的英国和其他国家采用的公务员考试，深受中国汉、隋、唐、宋各朝统治者建立起来的考试制度影响”。中华制度文明凝聚着中华文明特有的智慧和精神。要坚持长时段的眼光，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考察历史上的制度变迁，做到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才能从灿烂丰富的制度文明中获得真正的历史智慧和历史启迪，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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