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三大理论派别之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2期P91—P92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原题《从理论方位到历史定位——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三大理论派别之争》，摘自《探索与争鸣》2021年9期，梁华摘

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变化与延续交织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变化中的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身能够独立决定的；二是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不仅应该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之变，还应该从未来发展趋势的角度审视中国之路。

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社会，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将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引发了大规模的世界民主化革命浪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期，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国际形势之中。

关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则经历了一个研究与争辩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爆发了一次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大论战。其影响不只是在国内及学术界，还远及国际社会特别是共产国际；其重点不在于整体性的中国社会，而是集中于中国农村社会。二是认识社会性质的手段或路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之争，转向了社会调查与实践之别，这一点直接引发了“农村调查热”和“乡村建设热”。

在这一调查实践与理论争鸣的时代，三大理论派别最具代表性：一为以美国传教士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有时被称为“技术派”；二为以共产党人陈翰笙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也有称之为“分配学派”）；三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狭义上的“乡村建设派”，还延及此一时期从事乡村教育与改造实践的活动（特别是以晏阳初和李景汉为代表的定县社会调查和平民教育运动）。这三个派别又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这三大派别从事社会调查的实践意义超过了学术意义。针对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与实践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这一问题在卜凯那里简化为农业经济问题，在晏阳初那里主要表现为文化素质问题，在梁漱溟那里浓缩为社会结构改造问题，在陈翰笙那里表现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

第二，三大派别聚焦于社会发展的三大动力。以卜凯为代表的农经派强调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强调农民的社会化改造，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强调要变更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

派别之争不仅表现在社会调查和知识实践上，还表现在政策建议和建设实践之中。比如，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调查在提供了权威调查资料和成就其自身的同时，也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了108条政策建议。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从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角度进行农村调查，成为后来各个时期农村调查的经验指南。而对于乡村建设派则要具体分析：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旨在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社会素质，有行动但目标不明确；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因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最终沦为地方改革与县政实验的工具；其他一些建设实验，多是为实现实验者的理想或抱负；乡村建设派不仅内部有派别，分歧繁多，实践中也是各自为政，因此只能依托于既有的政治格局，局限于“知识的实践”。

相比较而言，“中国农村派”的调查以现实性、时代性和全局性为特征，农业经济学派的调查以学科性、学术性和研究性为主，乡村建设派的实践则以实践性、理想性和保守性为特征。之所以产生如此结果，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农村派”的理论背景在时间方位、历史方位上，晚于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其二，生产关系革命论不仅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且还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当三大派别相遇时，“中国农村派”不仅能够直面另外两派在理论上的不足和在实践中的缺点，在批判另外两派时亦是游刃有余。三大派别的命运在相遇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三大理论派别分别发现的问题有着各自的特征及属性。其中，农业经济问题具有一般性，存在于所有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不因社会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且不可一蹴而就。比如，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只能调查、研究、推广、试验和提供政策建议等。农民文化问题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同样不可一蹴而就，虽有可能出现跳跃性的变革，但最后仍会因缺乏基础性的支持而回归现实。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可以在理论上进行保守性的创新，在实践上进行改造性的实验，但最后结果终归要回归现实并检验理论。“农业经济学派”只能局于一隅，“乡村建设派”高度依赖于行政当局，“中国农村派”则超脱于两者之上，从中国问题和民族危机出发，纵览全局，不仅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这对处于历史之变和世界之变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两个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搞清楚中国社会性质的目的是搞清楚中国革命的原因、动力和任务，直接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践。这意味着，社会调查不仅是认识社会现象和规律的方法工具，更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着重于前者，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志于后者。

同时，我们也要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中国农村派”的调查实践。“中国农村派”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问题，通过制度变革推动社会整体发展。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适宜选择。然而，它也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和短板，预设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曲折反复进程。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中，不仅需要高度关注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与农民文化素质之间的契合、平衡与均衡关系，还要特别注意提升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文化素质水平问题，这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农业生产问题和乡村建设问题又凸显出来，在成为社会热点的同时，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历年“一号文件”的主题也集中于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已经迈上了稳定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注的是农村社会的整体性发展，这同样体现在21世纪以来的所有“一号文件”中。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来看，这既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弥补和解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后产生问题的需要。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