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范畴的原型来源于西方历史，如从古代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到近现代英帝国、美帝国等。在西方语境中，尽管存在多种定义的“帝国”，但最常用的一种定义，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其一，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对其他民族或国家进行征服和殖民统治；征服者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以及文化歧视；“帝国”包含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实践、制度和意识形态。其二，皇帝统治的国家，或实行王权专制统治。其三，地域广阔的多族群共同体。第一种属性是帝国的本质属性或核心属性，即帝国概念的规定性来源。后两者不是“帝国”的本质属性，但与王朝的内涵相近，可能是导致帝国概念泛化的条件之一。汉学家所谓的“中华帝国”，不仅是“王朝”的替代表述，而且几乎完整地使用了“帝国”的概念。“帝国”是存在于西方历史与现实中的概念，带有格尔茨所说的“地方性”。用“帝国”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来描述或分析非西方历史时，一定会失真。实际上，“文明史”范式更适合书写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的天下秩序恰恰是一种文明秩序。综合中外学者的观点和史学实践可以看出，相比“帝国”，“文明”概念具有价值中立色彩，更具有弹性和普遍性，更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从叙事范式讲，相对于“帝国史”而言，“文明史”具有如下合理性。第一，突破“帝国史”的二元对立模式，即从强调中原与边疆或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关系，转向文明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一体化关系。“文明史”叙事重点描述中心与边缘的各种互动，包括冲突甚至战争，更包括和平、合作、共生。后者是中原与边疆人民交往关系的主流，但在“常事不书”的书写原则指导下，往往失于记载。但是，它们恰恰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结构”，“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文明史”显然更加注重中心与边缘地区各族人民密切的交往关系，并探索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第二，“文明史”范式关注的是人口、经济、社会、技术、政治、道德、思想、艺术等重要元素的整体性变迁，而不是局限于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废止。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国历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社会变革——春秋战国和近代以来。“帝国史”范式仅仅着眼于帝制的存废，显然是极其武断的。皇帝的存废只是这次剧变的某种结果，远远不能作为中国历史两次社会大巨变的核心标志。“文明史”范式则从文明的整体性来理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第三，“文明史”范式综合考量皇帝与官僚、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国家与社会等不同层面的政治关系，可以避免“专制”叙事的还原主义陷阱。皇帝与官僚阶层的关系是复杂的，远不能用专制主义概括。如果从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国家与社会的角度看，专制主义叙事更显偏颇。“文明史”范式是针对“帝国史”范式的局限性而提出的一种应对策略，并不是对“文明史”范式的全面阐释。若要真正提升至“范式”的层面，则必须解决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原题《西方汉学“帝国史”范式及其局限——兼谈“文明史”范式的可行性》，摘自《历史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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