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在《中国编辑》杂志2022年第7期
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持续冲击传统新闻业的专业边界，使其深陷结构化危机之中。在传统操作范式逐渐失效时，一种更广义的价值范式在新闻业内的联结意义开始显现。当前，信息生产和编辑权限的全面开放极大地降低了事实的获取门槛，也将真相相对化、液态化，专业媒体需要放弃垄断信息生产的执念，转向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价值增量并主导价值排序，在信息的理解和诠释层面确立优势。这一范式意图修正技术迷思带来的价值异化甚至“去价值化”问题，促使信息和社会从“失序”回归“有序”。从广义价值的视角出发，新闻业有望再建一个以“重构新闻价值、重申新闻正义、重建新闻传播秩序”为目标的新共同体。
引言
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传统媒介生态结构和生产模式的变革，也给当下的新闻学研究带来丰富的新鲜话题。与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不同，近年来传统新闻业及媒体机构式微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甚至在多重冲击之下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年发布的《全球趋势：表达自由和媒介发展》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广告收入下降、媒体裁员和新闻编辑部关闭三大趋势［1］。在过去五年中，传统新闻业的受众和广告收入大量转向社交媒体；专业新闻的退场又带来了巨大信息真空，难以计数的失实性、误导性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失序传播，也严重弱化了新闻在疫情中挽救生命的“前线服务”属性。
事实上，技术与新闻业的羁绊存在已久。以往新闻业对技术的采撷往往依附既有发展条件并坚持传统操作范式，在动机上更渴望维护现状以保护行业的持久性和连续性。所以，媒介技术积累并不带来具有创新性的显著结果，多数时候仅仅是对既有形态、模式与效能的更新或调整；在可控范围内，新闻业对技术的吸纳和应用可以视作一种“简单再生产”——作为补偿性、适应性、自我稳定的平衡或推进过程。但在数字时代，“元技术”以“簇”的方式批量高频、快速更迭，同时冲击传统新闻业的构成要素、结构、功能、边界、环境与子系统，迫使新闻业以非重复性变化的方式作出快速响应，最终从封闭走向开放，“传统新闻业对配置性资源的掌控权力正逐步弱化”［2］，这是一种系统化、结构化的危机。
从形成过程看，新闻实践一直以来都聚焦于两个具体的对象：一是报道发生的客观事件，即事实性信息；二是对事实的理解、呈现和诠释。前者可以视作新闻的形而上学，后者则是其知识论。现代新闻业的长期稳定正是基于对这两者在资源和规则方面积累起来的权威优势。但数字技术通过对行业及文化生态进行重塑，打破了专业媒体的垄断格局，形成了一种边界模糊的、杂合体的全新新闻业态：在生产层面，技术民主促使社会对话语权进行再分配，记录、发布和传播实时信息成为低门槛的生活方式，“新闻生产权从职业化的新闻从业者向普通媒体用户的让渡，'新闻’被用于界定一种职业身份或专业人士论的效力正在逐渐衰弱”［3］；在理解和诠释层面，事实不再被独断，新闻接受与意义生成的需求变得多元，公共意见和观点以“普遍表达”和“专业判断”的形态共存，前者被多数人所实践，后者被少数人所实践，却被更多数人所需要。
在工具理性急剧膨胀、信息超载与流量导向普遍存在的当下，传统新闻业所依仗的高品质新闻被严重稀释，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客观、准确、深入的专业媒体报道被自媒体中海量的信息碎片所取代，真相和谣言交叠扩散，社会治理难度大幅提升。与此同时，次生的信息疫情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断裂也让公众重新认识到专业新闻的刚需价值。
总体看来，传统新闻业在去结构化的过程中面临三重断裂问题：其一，新闻实践对社会场景和外部性有较高的依赖性，“元技术”刺激了信息的无序扩张，迫使新闻生产以放弃对社会的控制力（公共性）作为追求效率（商业性、个体性）的代价，新闻与社会的关联出现断裂；其二，传统新闻业的生存场景被颠覆、生产逻辑被解构，新闻实践范式的历时性亦被“元技术”促生的共时性所取代，新闻业内部的历史维系出现断裂；其三，在新闻学科寻求破茧重生、不断拓展边界外延的进程中，传统的认知惯性和路径依赖形成了巨大的阻力，造成了学界和业界的话语隔阂，被寄予厚望的行业共同体各要素之间联结出现断裂。数字时代新闻业的再结构化急需一套全新的专业标准体系以弥合断裂，而回归新闻实践的“入世价值”，有望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新的思路。
新闻实践的价值元素
（一）重访：价值元素的当代辨识
新闻的经典定义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以客观性为终极追求，渴望摆脱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也导致从业者在实践中更致力于践行“价值摒除”。传统新闻业对“价值”的涉足相对保守慎重，更多地在狭义层面上将其视作一种职业供给标准，典型的如新闻价值“五要素”——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从业者据此决定新闻是否应该被用户看见。
但今天，新闻不仅是对事实世界最新变动情况的呈现，更是联结主体（包括个体与群体）与外部世界的特殊环节、纽带或“中介”，也是人的一种社会存在方式［4］。新闻价值不只是狭义的信息价值，更是一个庞大的广义价值系统［5］。尤其在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人”真正成为信息传递的中介，用户塑造了社会传播网络的诸多新权力节点。从生产角度考察供给标准，仅仅将新闻视作从消息源传递到受众的信息（与传统的两级传播理论相契合），而忽视了其作为一种社会深度互动与参与方式的联结意义。正如迈克尔·舒德森始终坚持的，应该在新闻业与其他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中讨论其存在方式与价值，进行新闻理论的建构。专业的新闻机构始终具有不可替代性，这并不体现在它们的价值倾向，而体现在它们仍然坚持价值本身，以及实践这种价值的方法［6］。
在数字时代重访新闻价值元素的现实必要性体现在：首先，在“元技术”的影响下，单一新闻的价值不再能被媒体预设，而有赖于生成其意义的传播网络，基于用户需求和机器分发的新闻筛选和解读更加普及；其次，得益于这种权力让渡，处于上层的信息源也会绕开媒体与其他生产者合作，确立一种独立但有效的价值标准，譬如微博热搜榜；最后，这种有效性也会反作用于媒体，使其向用户价值判断与数据评价体系倾斜，在内部加速新闻业的去结构化进程。“及至现代化、科技化、市场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阻塞了超越性的价值之源，造成传统人文主义退场、价值理性缺失，遂引发严重的价值和共识危机。”［7］
可以预见，在全新的新闻业态中，基于供给标准的“价值”内涵会处于时时更新的状态中。以新闻价值“五要素”中的时新性为例，近年来随着在地、临场的技术障碍被破除，新闻直播走向常态，时新性亦被时空同步的实时性所取代。因此，对新闻价值的诠释也需要走向广义，以对社会系统对媒体的角色与职能期待作出回应：一方面，在一个不断加速转型的社会中，专业媒体需要在“变”与“不变”之中寻求平衡，通过价值判断辨识维系社会存在和运行的价值元素；另一方面，基于对新闻事实的记忆、选择和理解，对复杂社会结构背后解释程序、规范准则、话语意义展开深度解读［8］，这也是专业媒体体现其不可替代性的新思路。
（二）变革：从操作范式到价值范式
能动性让人类不仅可以创造实现理想的行为方式，也可以通过示范等实践行为，把有效的行为方式传递给他人，所以信息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建构社会的方式，远远早于专业媒体的出现。在社会学者看来，社会知识库由普遍知识与特定角色的专属知识两部分组成，并且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角色专属知识的增长速度将会快于那些大众化的普遍知识［9］。劳动分工使得职业化的任务呈现几何式增长，这就需要配有易学习和易传播的标准化解决方案，这一特殊需求促生了现代新闻业——新闻是一种相对性知识、一种服务于知识的知识。
在发展成为社会独立子系统的过程中，一类标准化、可验证、可传承的共性经验集合以“范式”的形式被整理出来，协助确立了新闻业作为独立行业的合法性与排他性。传统媒体时代，人们更看重新闻范式知识积累的方面而非其知识增长的方面，这种强调操作性的范式为推广业务知识与能力、普及和繁荣新闻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在“元技术”兴起以后，专业知识的增长效应取代积累效应，新闻业突然被社会和公众赋予了如同现代技术科学一般强烈的工具性实用价值的需求。数字时代的新闻报道方式、呈现载体与更新频次瞬息万变，单纯的操作范式很容易滞后，经验的有效期也大幅缩减，无法发挥维系行业持续发展的纽带作用。
价值理性克服在理性与意欲之间的张力中与目的方向相反的情感，使作为根据的价值观念在目的的实现中一以贯之［10］。对新闻价值观念的探讨从来都是开放的，得益于数字技术，职业化及非职业化的社会个体都能参与到新闻实践之中，这里面就包含了两组博弈关系：人与机器、精英与普通公众。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确立了价值自主性的基本原则，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必定会在新闻实践中有所体现，今天信息传播的诸多乱象也与专业操守的退缩有关。若不能弥合个人自由与价值共识之间的冲突，则很可能引发“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深层矛盾与道德论证基础的深刻位移”［11］。
新闻业从封闭走向开放，也是由职业化向社会化迈进的过程，因而具有了空前的公共性。专业新闻范式重构更应关注其在再造社会共识方面的引领性，在维持真实、客观、平衡等要素之外，从文化、道德、伦理以至美学中寻找切口，只有共识能推动社会进步。有学者认为，新闻学有必要“向人文学科更进一步，将新闻世界里的实践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12］。
当价值观作为一种共享意义、公共伦理、共同责任而活跃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时，它将促成思想的进步、人类的集体成长和社会共同体的塑造与发展。赫伯特·甘斯认为，最频繁地、最有规律地进入新闻中的价值乃是“恒久价值”［13］。而在当今的本土语境中，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担负着引导社会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的重任，新闻业的再结构化必须解决“非主流”信息对社会现实的干扰问题，以引导开放语境、多元传播格局下的民心走向，凝聚社会共识。
相对真相、价值增量与价值排序
价值范式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解读和利用数字时代的“真相”。有研究发现，在算法推荐的新闻中，用户首先看重趣味性，其次是重要性和接近性，传统新闻业最重视的真实性反而最不被看重［14］。传统媒体时代，事实真相往往是在单一维度上被呈现的，也鲜有对事实的争议；数字技术带来信息生产、编辑权限的全面开放，解放了时空层面的束缚，也让真相具有了多维、液态的特征。
真相是知识的生产和筛选的结果，因而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对碎片信息的组合方式、观看视角，以及获取真相的时空坐标。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技术与机器可以批量地进行事实性信息生产的数字时代，人的力量将更倾向于意见性信息的生产，普遍表达得以实现后，社会对专业判断的需求也会更加突出。
真相的相对性也在改变新闻业的输出方式。由于多元主体在传播中互动，客观陈述和主观观点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15］。这意味着，知识在社会中重新分配、定型以后，职业新闻的体裁边界逐渐从内部消融，新闻业开始思考以一个更加整体的面貌与外部社会联结。近几年兴起的对建设性新闻的讨论热潮，就可以视作传统新闻业面对海量的、业余化生产的一种自救，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让专业新闻报道拥有了更多的主观性的意见元素和价值元素；与此同时，一些职业评论写手则通过深入的调查与研究，提供与专业记者无差别的，甚至更可靠的事实信息和精确判断。可以说，今天的专业新闻报道和专业新闻评论都在走一条同时生产主客观知识的道路，其目的都是赋予真相以价值增量。
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观念传达与接受之间就会“短路”，其结果是“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或者拒绝真相，或者相信'另类事实’”［16］。深度数字化发展要求专业媒体以“传达真相”取代“说出真相”来维护自身权威性，其背后则反映了数字新闻业结构性变迁的三个重要影响：一是媒介真相的不可替代性在消失，二是地方性新闻的权威性在消解，三是主流表达的影响力在弱化。
与海量的个人用户与自媒体比时效、单纯止于第一时间告知已无法体现专业媒体的优势，更何况，今天的媒体和从业者还要面临诸多无法第一时间到达的现场。因此，新闻时效性将更多地转向深度信息的时效性、价值解读的时效性和意义建构的时效性。在“元技术”的冲击下，当专业媒体无法利用消息源优势生产出超越“常识”的消息和报道去争取更多受众时，就有必要充分考虑价值增量的意义，甚至转向以“观点纸”的形式存在。《经济学人》就是一个“逆势上扬”的媒体案例，它的专业优势并不完全来自经济学知识领域，而在于与专业化水平的判断相伴随的、对真相更接近的价值把握。
新闻业已从组织化结构垄断转向组织化和泛众化共在，媒介已广泛渗透到社会末梢，全时、全方位介入公众的日常生活。此外，在现代性的开放思潮中，数字新闻业用户渴望拥有更高的言论自由度，更少受政治、文化、法律和社会等因素的抑制，但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媒介都不能脱离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土壤而独立存在，这就关涉不同价值排序的问题。价值排序作为一种再结构化的手段，不仅研究单个价值的序位和作用，也关注价值体系中各个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和逻辑；不仅是道德个体的排序选择，也是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观确定的关键［17］。对于新闻业而言，确立一种价值秩序有两重意义：对下坚持底线正义，维护社会不“失序”；对上建构公共价值，以发展“理性、公开、平等、对话”为目标归宿。
技术迷思：一种价值误区
被“元技术”改造后的新闻业表现出高度的关联性和延展性，相比信息本身，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联结方式更值得关注——新闻媒介和社会相互深嵌，也彻底打破了传统新闻业的封闭性。在一个广泛联结的、全新的网状信息系统中，更多个体通过参与信息生产，将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客观化、保存和积累，以此参与到社会知识库的建设和共享之中。常识性的知识构造出了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但在眼下知识迅速膨胀和扩张的时代，传统知识库的有效性不断经受拷问，由媒介所复刻、建构的社会也需要正当化，需要被解释和被证明。
与此同时，公众的普遍表达难以直接控制影响生活的社会条件、制度与文化，也需要依靠拥有资源、话语权和手段的“代理人”，将碎片化的经验和知识予以客观化和整合。除了传统媒体以外，“代理人”的角色今天也可以由技术方来完成。于是在传统媒体之外，依附于超级平台的新兴媒体崛起，它的结构更加复杂，或出于流量考虑，或受利益驱动，片面迎合受众的非理性偏好，追求廉价的新闻价值、轰动效应，用扭曲的价值观带偏了公众的注意力。
算法对公共价值观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数字技术营造了一个适合信息交流的温床，每个个体都可以通过平台去阅读信息、发表意见。这种看似公开、公正、公平的背后，似乎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决定公众看什么、想什么、说什么。“算法一方面计算着人们的媒体使用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为平台企业追求经济利益和商业利润提供新的手段。”［18］在一切皆可量化的逻辑下，除了“人”的异化外，开放而脆弱的边界也让新闻业的再结构化变得松散、缺乏有力回应，进一步稀释了专业媒体在数字平台中的话语权。
对以超级平台、算法为代表的技术迷思，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误区。帮助公众了解什么才是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公共事务这些原本属于传统媒体的职责，在以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资本入驻新闻业以后，正在逐渐被淡化。新闻业经过多年实践总结出的关于新闻伦理、专业观念等方面的理论根基，也在被技术方颠覆和重构。尽管这一类技术平台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正在向媒体靠近，但“商业性”与“公共性”目的在根源上是有所冲突的，因此技术提供方、互联网资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难承担起传统媒体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此外，新闻的“公共性”与数字时代的“个体性”也存在博弈空间。在算法分发的模式下，用户个体的价值赋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但这种在技术指导下的精准生产也会形成“价值茧房”，限制个体参与公共议题讨论并影响其价值判断能力。鉴于技术会通过对个体的认知、行为与思维的改造达成对其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方式的重塑，在引进某种技术辅助或开展新闻实践时，就应当将技术本身“价值化”，而非仅仅在事后关注和反思技术的伦理后果。
思考：以广义价值为联结再造新闻传播共同体
传统新闻业的结构性稳定同样离不开高度系统化的职业新闻教育。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业界和新闻学界的知识关联相对紧密，在一种更趋近现代学徒制的教育模式中，通过业务传授与媒体实习，新闻业界长期所推崇的操作范式得以很好的传承。
对新闻传播共同体的理解也需要从狭义走向广义。此前，新闻传播共同体被视作一种专业共同体，主要以经验知识为纽带。但在数字技术时代，新闻院校拥有专业背景结构更丰富的师资队伍，以及更开阔的知识与国际视野，加之大量技术知识可以在网络媒介中方便习得，学界更新的速度要远远快于业界，导致专业内隔阂严重、共同体维系松散的困难局面，以操作范式作为知识根基的业务课程占比逐渐下降，学界业界对新闻人才的理解偏差增大也加速了新闻业的去结构化进程。尤其在当前工具理性急剧膨胀的大环境下，人文社会学科普遍拥有“去价值化”的趋向，若不能在中国文化、社会和哲学语境中理解媒介系统重构的特殊性，未来新闻学科也很可能依附于其他学科、依附于西方、依附于技术，失去作为独立系统再结构化的可能性。
因此，在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新闻业与社会亦应该形成一个更紧密的、基于广义价值的共同体，致力于净化言论环境、消弭社会分歧、促进社会共识、增进人类福祉，以对抗数字平台的“流动性过剩”以及技术异化等种种负面影响。如何平衡数字技术发展、平台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将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也需要由更广义的价值范式作出回答。
回到“元技术”的视角下，“元技术”的社会效应甚至超出新闻业自身，不仅解构了既有的信息传播逻辑，而且重建了新闻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19］。而职业新闻人作为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公共性职业，必须将服务社会与公众、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作为基本职责，并为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公平正义、谋求公共福祉而辛勤努力。在更广义的层面界定“价值”元素，以此确立一种可以传承、转化的专业范式，实现重构新闻价值、重申新闻正义、重建新闻传播秩序，除了回答“怎么做新闻”以外，也应该回答“为什么这样做新闻”。唯有如此，传统新闻业及从业者才有机会跳脱行业本身，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新闻业在当下和未来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所在，新闻业才真正有望涅槃重生。
注释：略。
作者：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兼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翁之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仲英青年学者。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