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黄河岸边的元代建筑永乐宫连同它的整体建筑和巨幅壁画在内，经历了一场世所罕见的“乾坤大挪移”。“山西古建筑保护第一人”柴泽俊时任永乐宫迁建工程施工组组长，他说——“洋专家”请不起，我国“土专家”决计自力更生。
柴泽俊被称为“中国古建筑界的百科全书”，他曾致力保护永乐宫、晋祠等古建筑珍品，“守得清贫、耐得寂寞、勤奋耕耘、默默奉献”是他的座右铭。
文丨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面对如此“挑衅”，上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走出书斋、走向旷野的建筑师。
从1933年9月开始，整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四次考察山西古建筑，最终发现当时所知最古木构——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打破了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无唐代木构存世的论断。
这些坚持田野考察的建筑师，让山西古建筑得以被测绘和记录了下来。
1934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接受美国朋友费正清、费梅慰夫妇的邀请，到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消夏。这次山西之行，他们与广胜寺相遇。面对广胜寺，梁思成感慨地说：“古人只知广胜寺藏经之可贵，不知广胜寺建筑之奇特。” 后来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这样评价：广胜寺飞虹塔“其结构之法，在我国尚属初见”，“走上这半丝光线的峻梯的人，在战栗之余，不由得不赞叹设计者心思之巧妙”。
也就是在这年，柴泽俊出生在广胜寺所在山西临汾东宜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如命中注定般，出生在古建大省的柴泽俊一生都与古建筑有着紧密联系。
但彼时的山西狼烟四起。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之初，就把山西作为进攻华北进而占领中国的战略目标。侵入山西后，侵略者采取能盗则盗、不能盗则毁的恶劣手段，大肆摧毁山西的石雕造像和寺庙之中的彩塑、壁画。在梁思成考察并公布于众的古建筑中，霍县中镇庙、霍县太清观、霍县福昌寺、霍州火星圣母庙、赵城女娲庙等10余处，都已变成了瓦砾。
柴泽俊家乡临汾也遭到了日军铁蹄的蹂躏。广胜寺寺僧四散，寺庙逐渐荒败，管理乏人；庙产遭窃，经卷逐渐遗失。1942年春，日本天皇派日本东方文化所所长，以东方文化考察团团长的名义赴赵城(今洪洞县赵城镇)，几次到广胜寺窥测，欲图将藏经盗走。
柴泽俊回忆家乡古建被侵略者破坏时，无不愤慨地说：“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目睹许多珍贵文物在日军侵华中惨遭劫损，迄今刀痕累累、残迹斑斑，心中十分痛惜。”
幼年的柴泽俊由于家境和战乱的缘故，仅接受了小学教育。1954年，20岁的他获得了一个机会，从临汾老家来到太原，在太原博物馆做了一名临时工，不久又被派到晋祠文管所帮忙修缮晋祠的献殿，从此走上对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之路。
年轻的柴泽俊深知，入这行就必须掌握建筑史、测绘方法、施工技术等多学科专业知识， 于是他几乎放弃了一切与工作无关的爱好，想方设法学习专业基础知识。
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是古建筑工作者必读的两部经典，柴泽俊初接触这两部古书时，觉得如“天书”般晦涩难懂。他只得对照实物，阅读他人发表过的解读性文章，然后再回过头去反复研读。
建筑专家祁英涛、杜仙洲、刘敦桢，雕塑大师刘开渠来晋祠考察讲学，柴泽俊则寸步不离地跟着听，对人家说的话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来；省林业局的一支绿化队在晋祠背后的悬瓮山植树，他主动帮忙扛测绘工具上山，很快又学会了各种测绘技术......
经过近三年的刻苦钻研，柴泽俊成了能够独立承担简单施工工作的专业文物工作者。
壁画上，八位主神衣带飘垂、端庄典雅。帝王的崇圣之表，玉女的端严之态，神鬼的威慑之状被画家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周围簇拥着的诸天神众、玉女仙真、天丁力士，也神态相异，有的表情肃穆，有的顾盼左右，夹杂着氤氲云气，飞舞飘逸，满墙风动，永乐宫壁画用传统的程式画法，使得近三百个形象无一雷同之感。作为我国中原地区现存画技最高、画面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绘画精品，《朝元图》堪称中华瑰宝。
美术史学家王朝闻先生在观看了永乐官壁画后赞叹说：“这一审美对象的特殊价值尚有待于继续深入认识，它将在未来的岁月中大放异彩。”
就在大家惊叹永乐宫的同时，一个决定改变了永乐宫未来的走向。
彼时，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治理黄河水患，同时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1954年，国家立项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
大坝的修建势必会导致水位上升，按照预计的蓄水量，地处黄河岸边的许多地区将被淹没——元代古建永乐宫，就在这个范围内。鉴于永乐宫在美术史、建筑史、宗教史上的重大价值，为了保护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永乐宫。之后，国家决定将其整体搬迁保护。
在异地保护初始选址时，有关部门提出地形地貌、方位朝向与原址相似，气候条件有利于壁画保存的要求。最终经过反复研究，选择了与原址土壤、气候、湿度相近的芮城县城北龙泉村附近，距离原址25公里。
1958年，23岁的柴泽俊正在五台山修复无梁殿。一纸调令将这位年轻人与永乐宫的缘分牵起，接上级要求，柴泽俊负责新址考察、测定及整个工程的施工。
当他第一次来到永乐宫的时候便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泛着潮湿味道的大殿内空空如也，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绘制了众多神仙画像，尤其那4米多高的壁画上，一条神仙的衣带贯穿上下，更是蔚为壮观。
但很快，现实困难摆在柴泽俊眼前，“榫卯结构连接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原理上还可以做到拆开重新组装，那么要想把画有两三米高人物的大面积壁画揭下来，再迁移走，重新安回去，还要做到不损坏壁画”，柴泽俊说，这“是一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的事情’”。
诚然，一千余平方米历经百年的泥皮土墙一碰就碎，没人敢保证一定可以成功。更何况，我国并没有这样的先例。
为此，国家请来了两位捷克斯洛伐克的专家。专家的要求很高——壁画揭取的预算是200万元，整体搬迁的预算是500万元至1000万元；需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一条柏油马路；要盖一栋专家楼……
这样的要求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困难重重。
要求多不说，外国专家承诺的揭取时间至少要在两年以上，可是三门峡水库蓄水时间迫在眉睫，且他们提出的将化学药品注射进墙皮，软化壁画后再进行揭取的办法，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成功的把握。
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上提出：“看看，咱们能不能自己搞？”
“一群'土人’能不能整了这个'洋’事？” 时任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王冶秋说。
最终，这桩开创中国文物整体迁移历史的浩大工程，落到了中国本土专家的肩上。
壁画怎么搬，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平均分割？不行，永乐宫壁画人物密集，平均分割必然会损伤人物脸部。
按人分割？不行，画块太大也琐碎，完整运输根本不现实。
按外国人盗取壁画时的割法？更不行，盗取者平均分割成0.3平方米的小块，会损伤得不成样子。
最终，柴泽俊他们决定采取不均分切割法，就是按照人物的头部边缘和衣冠边缘来切割，尽量不损伤画面的精细部位。但这样付出的代价就是切割工艺过于复杂，而且大小各异，给后续包装和运输带来不小的麻烦。
壁画搬运的每一个步骤堪称步步惊心。
割取壁画之前，他们先利用一种叫白芨草的中药材，熬成汁，充当壁画的黏合剂用来加固壁画。与此同时，太原郊区的芳林寺里，柴泽俊也和山西方面的古建筑技术人员一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揭取壁画的试验。
为了切割工作顺利进行，工作人员们创造了诸多奇形怪状的工具——中间装着齿轮的“椅子”、带着锯条的“磨盘”、改造的铲子铁锹等。这是由于涂抹绘制在泥沙上的壁画结构脆弱、极易损坏且壁画人物密集，规则切割会破坏最精细的脸部，现成的工具无法实现壁画搬迁，参建人员只好自己改装。
工具解决，切割开始了。工作人员们先要避开画面的精细部分，在尽量不损伤画面的地方，把壁画分割成2平方米到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画块。在半年多的时间内，1000平方米的壁画被小心翼翼地取下来，分割成了341块大小不等的壁画块。
接下来就到了装箱环节。他们预制与画块相等的木板，在木板下端安装角铁。木板靠近画面一侧，根据墙面的凸凹不平，用旧棉花和拷贝纸加以铺垫，依附于画面上，即行揭取。揭取下来的壁画，四周用木板装订，背面木框压牢，形成一个木箱，空隙部分用棉花填充压实，并标上编号。箱子特意做成了上下可通风式，以防止壁画受潮。
彼时，运输工具的匮乏也给壁画搬迁带来了不少困难。永乐宫旧址与新址相隔25公里，为把壁画安全运到目的地，两地之间村庄的所有村民被组织起来，现场抢修一条5米宽的黄土道。但通往25公里之外新址的道路崎岖难行。
为此，柴泽俊拉上手推车做了四次试验。“由于必须稳稳地走，去一趟要7个小时，今天去了明天再回来。”最终摸索出将轮胎气压降低、车速减慢，才能使震动减到最小的经验。就这样，341块壁画，仅有的两辆汽车前后运了400多趟，整整搬运了40天。
一片片地运，再一片片在新墙上恢复。令人吃惊的是，如此多的珍贵文物，在长达8年的迁建过程中，竟然没有一片丢失或损坏，并且壁画揭取加复原仅花费30多万元。
柴泽俊和同事们完成了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有日本汉学家称永乐宫的搬迁：“不亚于埃及古代神壁的移筑”。
1957年，制定搬迁方案，临摹三清殿壁画； 1958年，临摹纯阳殿、重阳殿壁画； 1959年，开始揭取壁画…… 1964年，修复并安装纯阳殿、重阳殿壁画； 1965年，安装三清殿壁画； 1966年，进行油饰各大殿等扫尾工作。
从搬迁到最后的重建，一砖一瓦，一榫一卯都没有丢失或损坏，整个过程实现了零失误。重建后的永乐宫不但建筑风格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复原后的壁画也保持了本色，完好如初。
迁建工程历时8年宣告竣工，柴泽俊在这8年里通读了《元史》，整理笔记16本，记录卡片近万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没有一分钟的安全感，但是我们把永乐宫安全地保护下来了。”他们的努力使珍贵的元代建筑和壁画得以完整保存，创造了中国壁画保护的奇迹。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柴泽俊说“是造就我的八年，也是我真正把这些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的八年。对我一生研究古建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永乐宫迁建工程是我国20世纪50、60年代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文物建筑保护项目，从祁英涛、柴泽俊和吴克华撰写的《永乐宫壁画迁移修复技术报告》中，不难看出，迁建者所进行的无前例可循的研究、探索、试验所付出的艰辛。诚如这篇报告结尾写的那样：这一前所未闻的壁画迁移、加固修复工程，揭开了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的序幕。
与此同时，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三门峡水利枢纽也成为了人民治黄的一座丰碑，作为新中国水电建设的摇篮，其多年来的建设与管理运用取得了多项重大的科技成果，为后期我国的水电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直到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在五台县豆村发现了唐代建筑大佛光真容禅寺，才打破了世人的偏见。
但日本古建筑的延续更像一个“忒休斯之船”的命题，在历史中不断经历翻新和改装，大修时对已损构件都要拆换，更新率几乎达到三分之一，看上去“修旧如新”才能延续至今。
【注：忒休斯之船是一种有关身份更替的悖论。假定某物体的构成要素被置换后，但它依旧是原来的物体吗？公元1世纪的时候普鲁塔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因此这类问题现在被称作“忒修斯之船”的问题。】
早在1934年的《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一文中，梁先生就指出“修理古物之原则……均宜仍旧，不事更新。其新补梁、柱、椽、檩、雀替、门窗、天花板等，所绘彩画，俱应仿古，使其与旧有者一致”。
有人并不认可。曾经有山西当地乡绅主张对应县木塔进行维修，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应县木塔应该玲珑剔透，因此将夹泥墙改成了透风的格子门，梁思成先生得知以后痛惜再三，称其为“木塔八百余年以来最大的厄运”。1950年，莫宗江先生再次探访木塔时，发现它已扭转、倾斜，部分构件脱榫、劈裂。莫宗江在书中痛惜：“仅仅经过十四五年，塔身已可以看出歪向东北……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将更难修理，甚至可能突然坍毁。”
贸然求新，贻害无穷。
对此，柴泽俊坚决反对更换构件。他曾说：“古建筑是由成百上千的构件组成的，这些构件的细部所反映的特点，共同构成一座建筑物的特点，是一座古建筑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更换是要很小心的。即便按原工艺做，只要把古建筑的原构件换掉30%，那就大大伤害了古建筑的元气和价值；如果换50%的话，那一座唐代建筑就只是唐代的原大模型或者仿唐建筑，那就是一次重建而不是修缮。”
1985年,柴泽俊来到朔州崇福寺，看到弥陀殿残损严重，决定予以落架大修。勘察阶段，柴泽俊发现崇福寺主殿内金柱一周，四根金角柱高近6米，柱径偏瘦，柱头径仅40厘米，柱底径49厘米。修缮前柱身上半部微显折弯。
一般而言，中国古建筑都借助柱网格局和间架结构来完成力的传递。各个古建筑的柱网之间，要求下面有柱脚榫与柱础对应稳定，柱身有墙体护持，柱头之间有阑额、普柏枋绕周相系，才能形成基本稳定的柱网框架。
为保持文物原状，他在主持修缮时继用原柱，并对接处加铁箍束紧以防劈裂，至今其依然挺直弥坚。
而对于必须替换上去的构件要做到“整旧如旧”，“做旧”是需要技术和功夫的。比如，把柱子油漆得明光锃亮容易，可要油漆成旧的，就得下功夫。“先用生桐油渗透两次，等柱子半干的时候做旧，最好是用建筑物上遗留下来的浮尘，拿干毛巾在半干的柱子上擦拭，直到擦得光滑，看不出是新柱子为止。”
“古人在建筑构造方面的一点一滴都是建筑科技和建筑文化发展中的成就，对此加以搜集整理，总结研究，必要时测试分析和加压实验，是认识、理解和传承古建筑文化的必要之路。”他说。
柴泽俊先后主持了五台山南禅寺大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晋祠圣母殿等古建筑的修缮。在谈及晋祠圣母殿盘龙柱时，他以“断臂维纳斯”做比，反对修复缺失的龙爪。他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使其“修旧如旧”——五台山南禅寺原有构件修缮后保持在90%以上，崇福寺弥陀殿保持在92%，而晋祠圣母殿原有构件保持了95%。
建筑学家傅熹年先生在考察完朔州崇福寺和晋祠圣母殿后，激动地写下了“整旧如旧，老当益壮”的条幅赠予柴泽俊，并且说：“梁公的遗意终于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实现。”
“梁思成先生说'整旧如旧’是比较理想的修缮原则，我很高兴能实践这一理念。”柴泽俊说。
90年代，柴泽俊出版了他的专著《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 这是我国文物建筑保护方法和技术领域的首部著作，也被日本文物界视为至宝。
上个世纪，山西省平遥县面临改造。按照要求，平遥县城要开辟东西南北4条大街，城墙上也要相应开挖8个豁口。当时，城西门外的民居也已拆了100多米。
“等我们赶到现场，北门已经开始拆毁，我当时心疼得直跺脚。”柴泽俊说，由于当时城墙不被视为文物，时任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的他也无能为力。于是，他就直闯当时省委书记王谦的办公室。“王谦没有责备我，”柴泽俊回忆道，“他说'平遥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谁拆追究谁’。”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1997年，柴泽俊出任山西平遥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组副组长，同年申遗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评价：“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古城以活的城市标本申遗成功，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入世界文明史的范本，是我们始终坚持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这当然也离不开柴泽俊等古建专家的努力奔走。
几十年的古建筑保护生涯，让两样东西成为柴泽俊的“宝贝”——相机、卡片。只要在工地现场，他的手里都会拿着卡片，随时随地记录看到的问题，记录构件特征，记录新发现。他常常教导学生，好脑子不如烂笔头，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拍照、摄像、临摹、勾勒图案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只有环环认真，才能保证修复后的整体效果。”
多年来，每考察一处古建筑，柴泽俊都要测量绘图、勘察记录，收集碑刻、题记和文献资料，并记录附属文物。家中上万张“文物卡片”就是最好的见证。“文物古建是对历史文化和文明的见证，不可再生，如果不爱惜'旧物’，就等于割断历史。山西留下一批好东西，但是不被人认识，被看成是破庙，我有义务拯救历史文化。”
联系客服
